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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拼图 | 他不是药神，它却是神药

2021-04-16 19: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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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雪尔唐君童程思尧牛晓文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一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相关台词

这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最为经典的一句台词，它揭露了当今社会最大的弊病就穷病，穷的看不起病，穷的不读不起书，穷的吃不上饭。它是一部很典型的直戳中国社会现象的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例改编而成的电影。

徐峥在影片中是一个生活窘迫的男人，程勇，经营一家印度神油店，但是经营惨淡前妻离婚带着儿子另嫁他人。由于父亲得了血管瘤需要马上进行手术缺钱的程勇想到了吕受益之前告诉他走私印度格列宁药物的商机，他来到了印度找到批发商，批发商给了他100瓶，说只要他全部卖掉就可以拿到代理权。瑞士的药价是36000，而印度格列宁售价2000，进价只要500，从药价就能看出来这里面的利益有多大。

回到国内之后吕受益带他找到了一个叫刘思慧的女人帮忙一起买药，她有一个QQ群，里面全都是白血病病友，还拉到了会讲英语的刘牧师、偷药分给病友的黄毛。程勇很快的把药买完了，顺利的拿到了代理权，也让父亲做了手术。

上图：吕受益，下图：刘思慧

尽管程勇卖药已经非常低调了，但还是引起了瑞士药商的注意报了警，同样卖盗版药的张长林找到程勇，威胁他把药源出来否则就要他进监狱，程勇只好与他签约。程勇解散了他组建起来的小团队，自己开起了厂子，非常红火。

直到吕受益的老婆来找程勇，求他带药，吕受益因为没有药而割腕自杀了，程勇去到医院看到吕受益的样子，决心去印度卖药。可是药物已经对吕受益不起作用了，所以程勇走后吕受益不愿拖累老婆孩子，还是自杀了。

这件事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原来程勇卖药是为了赚钱，但是经历了吕受益的事之后，他又集结起了原来的人，变成了“药神”，药只卖进货价，500，运费都自己报销，不为了盈利，只为了让更多病友看到活下去的希望，甚至在之后印度药厂被举报后不能生产药物，只能从药店以2000元一瓶的价格购买，但是程勇依旧只卖500元，每个月倒贴几十万，把自己经营的红火的厂子也关了。

在途中有一次和黄毛一起去进货的时候黄毛开车为了甩开警察，被一辆卡车撞死了，程勇非常气愤，对警察大吼：“他才是个20岁的孩子，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错！”负责这件案子的警察也调查到他们卖的不是假药，而是真正有作用的特价药，所负责的警察也说即使受到任何处罚也不会再碰这个案件。最后一次进货，程勇被抓，由于没有赚钱，只判了五年，在被押送的过程中，所有病友都摘下口罩来送程勇。最后程勇因为表现良好，三年就释放了，原来负责他的案件的警察告诉他，格列宁已经列入医保了。

而下面我想提及的他就是主人公，这部电影的主角。

二

在3月13日，地点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脸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后留下的痕迹。徐峥缓缓坐在他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治疗的状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他开始讲述了他的故事，长达两个小时。

34岁那年，他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的抗癌药，花费了56.4万，身为白血病患者的他一天比一天虚弱，只能靠“格列卫”的药维持生命，但这种昂贵的价格是他所支付不起的，而就在这时陆勇意外发现商机，在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基本趋近而价格也是专利药的二十分之一，因此他走上了代购“格列卫”仿制药的赚钱救命之路。2004年，陆勇通过他人从日本购买印度生产的同类药品，偶然发现印度生产的“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基本相同售价却是4000元一盒。从此之后，陆勇帮助其他白血病患者购买此药，价格也是逐渐降低帮助很多患者共渡难关。

正版药品（左图）和仿版药品（右图）对比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的闪烁，都收到将近十几位病人托他买药的请求。为了给印度公司汇款，陆勇网购了3张信用卡用于帮助病友代购药品。2013年，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查办一个网络银行卡贩卖团伙时，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将陆勇抓获刑事拘留。他曾是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同时患有白血病，陆勇因给千余网友分享购买仿制“格列卫”的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大批白血病患者游走在依靠仿制药维系生活，别无选择的他们，他代表的白血病患者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如履薄冰。虽在影片中隐去了白血病患者的身份，但更凸显了利益与人性、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很多人眼里，他更像是普罗米修斯，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后来成为电影原型，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在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他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他一个人手上，他可以说是神话般的存在，后被称为“药侠”。

这部影片借助宁浩、徐峥的号召力，以“假装喜剧”的前期宣传策略吸引了不少影迷的关注，现在又凭借影片优秀的质量与主题的鹤立鸡群，成为了真正的爆款。当几乎每个观众走出影院都在讨论剧情所涉及的“医药问题”时，这部影片获得的票房成功，以及引发的社会关注，都足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事实上市场更希望出现更多这种“现实主义”作品。

徐峥角色原型陆勇（下图）现身《我不是药神》首映

谈论起这部电影，人们很容易想到它的监制：徐峥与宁浩。然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之前很少为人所知，他因《药神》而获得关注，又为《药神》注入灵魂——他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文牧野。

三

2004年，北纬43.9°，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某个教室，某间宿舍，某个食堂的某个座位；

某个年轻人，某个逐梦者，某个曾经的“差等生”。

他叫做文牧野。

上图：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下图：文牧野

2011年，一部剧情短片《石头》出现在了许多电影节的名单里。文牧野就是它的导演。影片中，一只名叫石头的小狗随主人搬离拆迁的棚户区，进入城市生活，然而石头的健康却因为尿道炎而每况日下。照顾石头而分身乏术的主人面对失去工作的压力，选择把石头遗弃在老家的废墟中去。然而就是那片废墟，那里那棵熟悉的小杨树，让石头重现了生命的活力。

影片中，老家的断壁残垣，城市的灯红酒绿，影像的对比之下，是主人和石头跟繁华异乡的疏离。影片看罢，满眼都是三个字：回“家”去。

《石头》剧照

“家”，指的是心灵生根发芽的那一寸土地。回家去，从那一刻起，就一直是文牧野影片的主题。

后来，我们的这位导演真的回到了家里。2011年在他回家的时候，文牧野完成了如今所知的第二部作品——《金兰桂芹》。乍一看这个名字，确实有诸如《金粉世家》这般的联想，然而这部影片所描绘的，却是真真切切的吉林空巢老年人相依为伴而又口角不断的生活。充满喜感的一个个镜头、地道的吉林东北话、看似戏谑的创意构思的背后，却陈列着无比真实的社会问题。和《石头》一样，我们的思考又联结着城乡。

《金兰桂芹》

也就是在这一年，文牧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拜在导演田壮壮门下。

如今说来，轻描淡写，看似励志而充满荣耀，但三年考研的辛酸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

范进中举的“坚持不懈”是为了功名，文牧野的坚持，是为了梦想——一个电影梦，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说话的梦。

梦想照进现实，文牧野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北京电影学院，经过一年的观察、学习、思考、实践，这位充满天赋的武者又披上了更精炼的金戈铁甲。2012年，《Battle》问世了。

《Battle》海报

一位伊斯兰信仰的维族青年进入大城市生活，一道文身成为了他与民族文化的战场，也成了他与父亲的隔阂。最终，他洗去文身，向父亲宣告了他的回归——回归文化的传统，回归父亲的认同，回家。我们又一次在文牧野的“笔下”看见了城乡——这次讨论的不仅是火车轨道联结的两处，更是文化的“城”与“乡”。

其实，他笔下的一个个“他”和“她”，都是他自己，都是他身边的人，而又是所有人。

在影视行业里，他从“乡下”来，走到了“城里”去。他在城里望着这个社会，不时翻开它头纱的一角。翻开一角，让大家看到。而大家又总是看到，他的指尖，总是透着些回家的味道。

走在路上的文牧野，继续面向家乡，走向城市。

2014年，文牧野推出了第四部短片《安魂曲》。《安魂曲》总是喜欢成为终结——是莫扎特的终结，也是文牧野寂寥无闻的终结——正是《安魂曲》这部影片，让宁浩看中了他的叙事手法和创作态度，让文牧野这个名字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从此紧紧联结。前三部影片皆有一“争”——挣扎，争纷，争斗，逐渐升格，而《安魂曲》已开始争命，争生死。这一回，是车祸中失去妻子的丈夫，是在重伤的孩子旁掩面的父亲，是苦求着等价于生命的金钱的小人物——是卖掉妻子遗体与人冥婚、企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的悲哀者。但不变的，又是一个在城市里试图安身的离乡人。

《安魂曲》海报

文牧野一路描绘着家，寻找着家，试图向人们指引着家。

家在那里。那里是来处，是生命的美好生发的地方，是心灵的纯粹。

家是回不去的地方。

一路走来，终于走到了《我不是药神》。那里也有家。而且，在那能让城市里的青年们吃完好几桶爆米花的时间里，文牧野呈现着更多的来处，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纯粹的心灵，更多的家，也更完全地展示着，回家的路有多难走。

“《我不是药神》当中对于生命归宿的严肃探讨，对于贫穷带来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丰富展现，以及对于个体与城市、与社会、与体制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的精准表达，都早已在文牧野导演先前的四部短片里，一一锤炼成熟。”（腾讯网：一位优秀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

“他本身对苦难的感知力很强，是种天赋。”

“他有着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能力。”

“文牧野是天生要做导演的人。”

这是人们对他说的。

而他对人们说的只有一句话——

回家吧！

也许他从没说过这句话，但他一直在说，并且一定还会说下去。

2018年，中国，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

徐峥评价文牧野

四

《我不是药神》大胆地挑选了一个法律与人性、经济利益与生命相矛盾的议题，让天价抗癌药事件走入大众的视野。高价药品看起来离大多数人很远，但潜在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种无奈、残酷的现状配之以剧情的悲剧展开，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同时也掀起了舆论热潮。

它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又难能可贵地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公众的视角来说，《我不是药神》剖开了一个敏感的民生话题。癌症患者们同时承受着病痛和经济压力的折磨，大部分健康人无法想象，或者说，健康人很难注意到高价药的问题。因此，《药神》所带来的反思是尤为特别的。专利药、仿制药、医保制度和医药企业……电影用死亡的恐惧来迫使观众思考这些问题，浸入式地感受高价药的窘境。

电影的议程设置是通过戏剧化的故事和表现引起观众共鸣，并运用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引起受众的关注、引导其思维的方式。有学者认为，它“是电影同观众、社会互动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在影片内电影制作方可以设置一个话语场，通过建立话语模式对传播材料进行设置、安排，引导受众往其设定的方向发展。”《我不是药神》在设置议题上非常成功，它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了艺术的表达，将观众深深吸入情节中去。这一方面使公众更加理解白血病等癌症患者群体，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公众对于政府出台高价药品相关政策的需求。

早在电影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我国已经在降低进口药价格上作出了不少努力，例如药品关税的调整。然而政策的推动并不如预期顺利，民众也并未了解和看重这件事。

而在《药神》热议之后，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其后，在大众的关注之下，一系列调整开始执行。

2018年10月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包括阿扎胞苷在内的17种抗癌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并确定了其医保支付的标准，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达71%，平均降幅10%。同时，抗癌药品问题也成为了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人民日报报道，2019年4月17日，国家医保局公布《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将在确保基金可承受的前提下，努力实现药品结构更加优化，管理更加规范……

时至今日，《药神》的影响仍在持续着，无数病人从中受益，关爱着这些群体的大众也因而宽慰，这对整个社会、舆论的氛围都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药神》同样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我不是药神“，共有139条结果。其学科分布广泛，如图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医药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讨论中来，专业地分析药物研发过程的一些问题，为高价药寻求出路。正如一位医学人所言“……既保护创新药企业的利益，又使仿制药生产能够及时造福于患者。在众多矛盾之中，寻找利益平衡点，使新药能够惠及百姓。……政府 - 社会 - 科学家 - 民众，从全方位、多角度看药物的研发与应用，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作为电影作品，《我不是药神》展现出的不是高价救命药窘境的全貌，它本身更注重情绪化的、和观众的互动，而缺乏了一些专业的、理性的讨论。而《药神》能让社会各界人士来关注这个问题，就有着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的成功，也是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影片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一种表征。社会需要揭露现实的电影，不是遮住痛处，而是将伤口展现出来；电影本身不是良方，但却是一支重要的助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