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红韵：我的爸爸丁景唐

原创 丁言昭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我的爸爸丁景唐（1920-2017）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位文史学家、出版家。爸爸的革命经历、学术成就，业界都比较清楚。然而，关于他的日常生活，外界披露不多。现在，我就借《上海滩》一隅，与大家分享一下爸爸的一些生活趣事。

丁景唐

01.

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

由于祖父母闯关东，爸爸出生在吉林，不过很快又回到故乡——浙江镇海。他6岁时随姑妈来到上海，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一生未改，始终如故。

当爸爸“下指示”让我们办事时，常常会因为乡音闹出点小笑话。有一回，爸爸叫我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找一个名叫“酱油王”的人。我骑着自行车一路飞驰而去，脑子里就在想：这人的名字好奇怪，怎么叫“酱油王”呢？到了目的地后，我张口就问：“啥人叫酱油王？”一屋子人目瞪口呆，盯着我看了数秒，随后响起一阵笑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缓缓站起身来，自我介绍道：“我叫张有煌，不叫酱油王，弓长‘张’，有没有的‘有’，辉煌的‘煌’。”我听了，连忙道歉：“我记住了，记住了。”这位张有煌先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室的资深编辑。他曾在2004年作为责任编辑，为爸爸出版了一本六十年文集，其间花了很多功夫。

还有一次，菡子阿姨约爸爸等几个朋友去江苏溧阳访问。爸爸回来后，向家人朋友讲述那儿的见闻。他一口一个“猴子”的说着，在座的朋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我们是听明白了，连忙解释：“是‘菡子’，这是宁波话。”大家才恍然大悟，噢——原来如此。

若爸爸外出开会或讲课，那就更麻烦了，有时需要两三个人当翻译。有一次，我陪爸爸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接待一位日本客人。爸爸讲了一通后，在座的翻译和日本人朝着爸爸直发愣，两人脸上布满了问号。原来，那位翻译是地道的北京人，宁波话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门新“外语”。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知道自己必须上场了。于是，我立即将爸爸刚刚说的话“转”成普通话，那个北京人才明白过来，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爸爸说的英文也充满着浓浓的“宁波味”，那个叫好听，“来叫克姆去叫哥，一块洋钿混逃啦”。记得有一回，我和爸爸在锦江饭店门口等车，准备去见美国朋友葛浩文。我正盯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忽然背后传来一句宁波英文：“哈屋洞油洞！”回头一看，爸爸正与一个外国人在说话。那外国人一边用手比划着什么，一边扭动身体，嘴里还发出“蓬嚓嚓，蓬嚓嚓”的声音。原来他要找舞厅。就在锦江饭店对面，那里原来是文化俱乐部，当时改成了夜总会，于是我和爸爸同时指向了马路对面。

平时爸爸兴致一来，就会给我们唱上一段宁波童谣：“一肚肚小顽，坐高高矮凳，拿厚厚薄刀，切硬硬软糕，吃火热冷饭……”逗得我们捧着肚子前俯后仰，笑喊着“嗬要歪，嗬要歪”。

1987年作者与父母在家中

02.

拿手好戏是

“毛衣一天正穿一天反穿”

爸爸的穿着打扮非常有特色：头发似鸟窝，胡子像杂草，身上衣服里长外短，一只裤脚管高，一只裤脚管低，还喜欢光着脚丫子，美其名曰“按摩脚底穴位”。

爸爸的拿手好戏，是毛衣一天正穿一天反穿，不过如果用在裤子上，就不行了。一天，爸爸落下的腰病又犯了，妈妈打电话来叫我这个业余推拿师上门服务。当爸爸在床上俯卧等着我推拿时，我大叫起来：“妈妈，爸爸裤子的前门襟怎么跑到后面来了啊？”妈妈一看，顿时笑得喘不过气来，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你爸爸又反穿裤子了！”

可是，爸爸对这套穿衣法还颇振振有辞：“这是节约时间。你想想，早上起来，要把衣服翻过来、弄整齐了再穿，多麻烦啊！现在只要把头、脚伸进去就行了，多方便！”

1993年，我和爸爸一起去湖南常德参加丁玲作品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大伙儿顺便跑去张家界游玩。那天，刚上山没多一会儿，爸爸就说热了，随手脱了一件衣服，过了一会儿，又脱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套……当天他一共脱了三条裤子、两件上衣。下山时，我的肩上、腰上、手上全是衣服。过后，他还很得意地向人介绍，这剥洋葱似的脱衣方法，是他在干校劳动时学来的。

当然，爸爸也有衣冠楚楚的时候，那往往是他有外事任务，或是参加重要社会活动，又或是出访某地。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爸爸正拿着把梳子，沾了自来水梳“清水奶油包头”。这时，门外等候的小汽车喇叭直响，秘书进来催了几次，爸爸却找不到自己皮鞋的鞋带了。最后，还是妈妈从另外一双皮鞋上取了鞋带给他系上。凭心而言，爸爸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脚蹬皮鞋，梳个“清水奶油包头”，还是相当英俊潇洒的。1981年12月，爸爸随中国作家团出访香港，那一身正装打扮，让二姐丁言仪的同学鲍培丽大吃一惊，连声说：“靓仔啊！”（广东话“好俊”）

青年时期的丁景唐

爸爸平时不修边幅，可最喜欢打扮书。他总是用最好的牛皮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问他哪里学的这一技之长？他说是跟鲁迅学的！

03.

不宜推广的“交通管制”

平日里，爸爸有两条洗脸毛巾、三条洗脚毛巾，腰上还要扎两条毛巾（因有腰病）。有一次，爸爸的腰病又犯了，叫我去推拿。我让爸爸脸朝下躺着，掀开被子一看，发现他身上覆盖着横一条竖一条、赤橙黄绿蓝靛紫、大小各异的毛巾。我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盖这么多的毛巾？”爸爸说这样舒服。

给爸爸推拿好后，我正准备把他身上的毛巾通通拿走，妈妈在一旁发话了：“别拿走，他会整夜睡不着的。”看来，习惯很重要，不管合理不合理，时间久了就成自然了。

年过七旬的老人坐长途汽车，总会时不时要去“方便”一下。有一年，我和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长沙。其间，他竟“稳坐钓鱼台”，没有去过一次厕所，真叫人纳闷。到了长沙，我忍不住问了爸爸，才知道他从前一天下午便开始“交通管制”，就是不喝水。后来，爸爸也自我反省道：“这种办法对身体有害，不能用，更不能推广。”

04.

“只要依靠群众，

什么难事都能解决”

爸爸外出开会期间，总会碰上一些意外的事。有一次，他以顾问的身份到苏州西山参加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会议，会后第二天一早坐船过湖到苏州，再坐车回上海。那天，爸爸临出门前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上了厕所。等他下楼跑到岸边一看，哪儿还有什么船影，大伙儿早已上船走了。

此时，爸爸一点也不慌张，反而沿着湖堤悠闲散步，还与一位同样在欣赏两岸美景的老伯聊起天来。当老伯得知爸爸没赶上船时，立即热情地告诉他一个信息：有几位台湾同胞租了一艘快艇，马上就要开了，何不去搭乘呢？爸爸一听，乐得像个小孩子似的直拍手，连连称好。于是，老伯带着他一路小跑来到快艇停泊处。与老板打过招呼后，爸爸顺利地上了船，还坐在老板旁边，好不潇洒！

快艇飞驶在太湖上，船后溅起朵朵浪花，一眨眼就到了对岸。爸爸笃悠悠地站在码头上，笑嘻嘻地迎接缓缓而来的渡船。当大伙儿看见他们的顾问同志正神气活现的在岸边等他们时，一个个都惊呆了：第一，他们不知道有人漏乘；第二，这老丁怎么会比他们先到？

等弄清是怎么回事后，大伙儿都笑得前俯后仰。爸爸得意地说：“我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经验，只要依靠群众，什么难事都能解决。”

05.

“爱书家”的多功能房间

我家所在的弄堂建造于1928年，至今已有九十多年历史了，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20世纪40年代初，我爷爷用金条顶下了其中的一栋房子。爸爸和妈妈结婚后，就搬到这里三楼的一间房间，并在此度过了几十个春秋，也留下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我们称它为爸爸的多功能房间，一个集卧室、餐室、书房、工作室、会客室、儿童游乐室为一体的房间。

这间20平方米的房间，靠东、西、北面墙都放着高高低低、大小不一的书橱，楼梯拐角、晒台上也堆着书，屋中心那张大木桌上更是摆满了书。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看到我们家的书实在太多，就派人在晒台上为爸爸搭了一间小屋放书，我起名叫“汤姆叔叔的小屋”。新屋造完后，我拿着照相机与爸爸互相拍照，每一张相片都是笑逐颜开。

“爱书家”丁景唐“躲进小楼成一统”

与大木桌交相辉映的，还有两个铁制大书架，这是我大姐夫沈祖钧送给爸爸的。大姐夫的父亲是著名的化学家，大铁架曾用来放实验用具。爸爸在这两个大书架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以及信件、日记簿、目录卡等。而在书橱里，则放的是被爸爸视作“镇室之宝”的书。那是他一生苦心搜求的瞿秋白、鲁迅著译初版本，如鲁迅编校、设计的瞿秋白遗译作《海上述林》，爸爸以拥有皮脊、金顶和丝绒、蓝顶两种精装本而自诩。如果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瞿秋白著译最多的爱书家。“爱书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伯伯送给爸爸的雅号，他很喜欢。

放在棕红色书橱里的是爸爸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影印的赵家壁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0卷本、爸爸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20卷本、爸爸当顾问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个十年20卷本，还有《鲁迅全集》的20卷本精装本等；床下箱子里放的都是他自己的著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边本和初版本，还有爸爸在三四十年代编辑的各类杂志。这些都是爸爸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和编辑生涯、文学生涯的见证。

爸爸就是在这杂乱无章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地伏案工作，大有“不管冬夏与春秋”“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气概。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THE

END

原标题：《【海上红韵】我的爸爸丁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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