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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中国储蓄率下降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贾珅
2021-04-28 11: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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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是支撑资本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需要通过分析国民储蓄结构变化来认识储蓄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及其深层次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民储蓄的结构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波动上行,至2008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52.2%,高储蓄率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08年后中国储蓄率转向下行,到2019年下降至44.6%。储蓄率下降对资本深化形成较大影响:2009-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1.4%,相比于2001-2008年19%的年均增速明显下降。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国民储蓄变化的结构特征及其深层次问题。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国民收入与消费增速的相对变化,二是不同部门的储蓄结构变化。

(一)从国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变化看,中国储蓄率的下降主要由国民收入增速下降推动

储蓄等于收入减消费,国民收入与国内消费增速的相对变化决定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2001-2008年中国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6%(名义增速,下同),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2.1%;2009-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下降为10.9%,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12.0%。前后对比可以看出,2008年后中国储蓄率下降主要是由国民收入增速下降推动的,而不是由消费增速上升推动的。

(二)分部门看,中国储蓄率下降主要受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下降影响

国民储蓄率可分解为住户、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之和。其中,各部门的储蓄率等于部门储蓄比国民可支配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2017年中国住户、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分别为22.0%、3.4%和21.2%,相比2008年分别下降1.2、2.5和1.5个百分点(见表1)。政府和企业储蓄率下降占到国民储蓄率下降的76.5%。

表1 2008-2017年全国和各部门储蓄来源结构与运用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表中全国储蓄率的计算采用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与本文第一部分以支出法GDP为分母不同,故数值有小幅差别。
注:本文对储蓄结构变化分析截至2017年,是因为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资金流量表,目前更新至2018年,但2018年核算口径有所调整,导致前后不可比。这不影响本文的主要判断。

政府储蓄率下降与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有关。2009-2017年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4%,相比2001-2008年年均19.8%的增速下降9.4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从2008年的19%下降至2017年的18%。另一方面,政府支出保持刚性增长,导致政府储蓄倾向从2008年的31%大幅下降至2017年的19%。政府收入和储蓄倾向“双降”,共同推动政府储蓄率大幅降低。(见表1)

企业储蓄率下降主要与企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劳动者报酬刚性上涨有关。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界定,企业部门支出不涉及最终消费,企业储蓄率就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09-2017年中国企业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增速降幅超过国民可支配收入,导致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22.7%下降至2017年的21.2%。2009-2017年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8%,相比2001-2008年下降4.5个百分点,这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的首要因素。同时,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推动工资持续上涨,劳动者报酬增速从2001-2008年年均13.1%上升至2009-2017年年均14.1%,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的重要因素。此外,红利、地租等成本虽然占企业增加值比重不高,但其较快的增速也对企业收入增长产生影响。

从住户部门来看,2009-2017年住户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6%,是这一时期国内三大部门中收入增速最快的。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倾向从2008年的39.9%下降至2017年的36.2%,与政府部门相比变化不大。两方面因素相互抵消,导致住户储蓄率变化有限。(见表1)

二、国民储蓄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储蓄运用主体与储蓄积累主体趋于分化,储蓄跨部门流动需求加大,推升金融业比重

资本形成是国民储蓄运用的主要去向。2009-2017年中国资本形成年均增长11.3%,增速虽然较国际金融危机前有所下降,但仍然快于同时期国民总储蓄年均9.7%的增速,导致国内资本积累的资金约束整体趋紧。

分部门来看,资金约束趋紧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部门。2009-2017年,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资本形成增速分别为15.1%和11.7%,住户部门资本形成增速仅为7.1%,三部门的资本形成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调整为14.7%、71.3%和14.0%,资金运用进一步向政府和企业部门集中。这一趋势与国民储蓄向住户部门集中的趋势有所区别:2017年政府、企业、住户三个部门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分别为7.3%、45.4%和47.3%,政府部门储蓄占比相比2008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

资金运用部门格局与储蓄积累部门格局的分化导致国民储蓄跨部门流动的需求加大。2008-2017年,住户部门剩余储蓄(等于该部门储蓄减去该部门资本形成)占部门总储蓄的比重从63.1%上升到71.7%;非金融企业储蓄缺口(等于该部门资本形成减去该部门储蓄)相对于部门储蓄的比重从34.9%上升至77.4%;政府部门则从剩余储蓄占部门储蓄19.8%的状况转变为储蓄缺口达到部门储蓄的91.2%。

储蓄跨部门流动需求增加必然推升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08-2017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5.8%上升至7.8%,已经超过美、英、日、德等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业比重,也超过经合组织国家金融业比重的平均值。从收入分配来看,在企业部门内部,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9.8%上升至2017年的19.9%。从就业结构来看,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由2008年的3.1%上升至2017年的3.9%;金融业本科以上学历就业人员占比从2008年的22.9%上升至2017年的38.5%,高出同期全国本科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比重近20个百分点。金融业的扩张势必挤占更多社会资源,金融业比重偏高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结构性储蓄缺口加大政府和企业债务压力

从政府部门看,其储蓄主要用于支持政府投资和政府对企业的投资补贴(在资金流量表中记为“资本转移”)。2008年后,为了稳增长,政府既加大了对企业投资的补贴力度,还持续扩大政府投资以对冲民间投资增速下滑。2008年至2017年,资本转移占政府总储蓄的比重从16.9%上升至35.5%,资本形成占政府总储蓄的比重从80.2%上升至366.3%。在收支日趋不平衡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维持资本开支只能依靠负债。2008-2017年政府部门年度净金融投资相对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9.5%变为-14.3%(负数表示负债),从资金供给者转变为债务人。

从企业部门来看,其储蓄主要用于新增投资和存量非金融资产投资(如土地出让金支出,在资金流量表中该项支出记为“其他非金融资产获得减处置”)。2008年以来,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企业不断增加存量资产购买。2008年至2017年,非金融企业的存量非金融资产投资占其储蓄比重从13.4%上升至29.6%,同时,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速从此前的20%左右下降至11.7%。尽管企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但仍快于企业储蓄增速。在此情况下,非金融企业债务压力持续加大,其净金融投资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55.5%变为2017年的-108.6%(负数表示负债)。

(三)住户部门的储蓄剩余与储蓄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住户部门是国民储蓄的最大供给部门,其保持合理的消费储蓄平衡关系,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经济整体协调性以及经济循环效率都有重要影响。2008年至今,影响居民消费合理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居民部门储蓄倾向居高不下,近年来还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根据2013年后新调整的城乡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本文计算了全国和各地区的居民储蓄倾向。可以看到,2013-2019年全国居民储蓄倾向从27.8%上升至29.9%,全国2/3的地区居民储蓄倾向出现上升(见图1)。

图1 2013年至今全国和各地区居民储蓄倾向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是一般规律,但一些结构性因素会强化这一趋势,加剧对居民消费的抑制,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典型循环机制是,居民部门剩余储蓄比例增加后,储蓄跨部门实体投资难度加大,越来越多的剩余储蓄需要在住户部门内部通过购买存量资产进行循环消化,从而推升资产价格,加快居民财富差距的扩大,使居民收入差距固化,剩余储蓄比例继而更快提高。

从图2显示的各地区居民储蓄倾向与区域人均GDP的相关性来看,2013-2019年中国高收入地区的居民储蓄倾向明显上升更快。从城乡对比看,2013-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从30.1%提高到33.7%,农村居民储蓄倾向则从20.6%下降到16.8%。这些对比从不同方面说明合理的收入调节对于平衡居民需求结构和储蓄结构是必要的。

图2 各地区居民储蓄倾向与人均GDP相关性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三、同步推进稳储蓄、扩内需的政策思路

稳定国民储蓄率、扩大居民消费是未来的两项重要任务。如果不区分储蓄结构,会认为这两项任务是“打架”的。但如果对国民储蓄结构特征有所把握,稳储蓄和扩内需可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同步推进。

(一)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点是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打开出口增长新空间

总体看,2008年以来中国储蓄率的下降是在国内消费增长没有提速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此前对应于高出口的那部分“超额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消费,而是“凭空消失”了。这表明在2008年之前的经济上行期,并不是“高储蓄推动高出口”,而是“出口景气带来的收入增长形成了高储蓄”。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与更高人均收入水平对应的经济结构是“高储蓄、高出口”,高内需比重则与低收入水平对应(见图3)。

图3 经合组织国家消费率、净出口率与人均GDP相关性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数据计算,图中样本为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

因此,未来要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点依然是扩大出口。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变化较大,传统贸易增长受到影响,未来扩大出口一方面要依靠提高既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开辟出口新领域。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超过250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在800亿美元上下。如果中国通过加强创新发展,能够使知识产权使用出口达到美国的水平,则可带来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的出口增量,相当于中国目前净出口总额的40%。这对于带动总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原始创新。

(二)促进住户部门财富和储蓄合理分布,避免储蓄淤积

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都有所上升,从总体看这一变化是合意的。其主要问题在于住户部门内部收入和财富增长更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居民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储蓄结构不平衡加剧,导致了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高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平衡国民储蓄结构,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资产税改革出台,合理调节住户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要加快扩大优质基础教育普惠供给,使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获得更快增长。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稳定企业收入增长

当前中国企业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增长放缓导致企业储蓄不足,只能更多依靠举债维持资本开支,导致债务风险加大。同时,低迷的收入增长还导致企业资本开支更多用于购买存量资产,实体投资激励下降,从宏观上降低了储蓄运用效率。未来,减税降费等“降成本”式的政策空间在不断收缩,稳定企业储蓄要更多依靠改善产业组织格局和行业供求关系。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低效率、低社会收益企业加快退出。

(四)在改善结构、提高效能的基础上加大公共支出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之后,生产力大发展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对外要努力扩大出口,对内则要逐步扩大公共支出。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统计规律看,政府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人均GDP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未来随着人均收入继续增长,中国也面临着扩大公共支出的需要,重点是要尽快研究确立稳健可持续的公共支出增长速度,调整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公共支出结构,建立更加公开透明高效的公共支出管理体系。

(作者贾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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