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文学的“旧邦新命”

        我自从发表第一篇有关文学的论文迄今，已有八年之久了。八年之间，我舍车徒步，漫游于平沙落雁、渔舟唱晚的人生风景之中，常常忘却了被曹丕称为“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功业。然而推脱不过挚友的一番心意，竟也得了收一个集子的机缘。在感到意外的惊喜之余，也不由得想起一些久藏心间的往事。

        在为编集这本小书提供个人背景资料时，我的一位老朋友下意识地教导我填出生地说：“上海”。其实则否，这使他都大出意料。我的“血地”是在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之滨。我母亲是一位很有诗人气质的哲学研究者，当时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河清有日”的豪言壮语，以为从此黄河变清有望，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名字。后来我刚刚满月，就被外祖母抱到上海来领养。在三十一岁的时候，我有幸碰到一位密宗佛教的高人，她见了我就大嚷：你怎么倒是活下来了？你这个人要是一直呆在“血地”是很难存活的呀。这倒似乎说得有点入谱了。因为我满月时就离开了那块大西北的“血地”。如果继续呆在那儿，便正好凑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席卷西北黄土高原的时代，一切就很难说啦。当然从小斗雪熬霜，身子骨比现在锻炼得更结实也未可知。

        以上都是闲话。奇怪的是，我文学意识的最初觉醒，也发生在那片黄河之滨的古老土地上。我在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又回到了生养我的地方，度过了一段艰难而有意味的时光。我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褴褛狼狈的，这可以充分表现出家境已是如何的凄凉。我以幼小的年纪，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西北的寒冬，大白菜的金贵非一般江南人所能想知。有一位和我一样从上海来彼地借读的同学，于某个大雪天抱了两棵没有冻坏的大白菜来送给我，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所以我当时最好的归宿大概还是徘徊在离生我的产院不远的滨河路上，看看黄河的冬景。然而青春的火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熄灭。我第一次写诗的灵感，就是那时被严冰之下奔腾不息的黄河唤醒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在西北的一些少作，虽然技巧的稚拙使我不敢将它们公开；而对于我自己，却是永恒的青春的忆念。我还似懂非懂地偷读着家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面对黄河上的茫茫星空，我也曾想过，自己命运的星座安在呢？有一位西方大科学家的话使我神往不已：科学的发展，甚至使测量银河系每一颗行星的距离都易如反掌，但科学却永远无法解释星空何以带给我们如此崇高的美感。感受星空的美，就是诗人的使命了。这怎能不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怦然心动呢？

        不过那时我的内心还是很崇拜科学。从很幼小的时候起，我就具有一种面对宇宙人生之谜的疑惑。对于我来说，解答诸如宇宙有没有边际、人死后灵魂的去向等问题，早已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中学时代，我还不懂得这类问题其实更多地是由哲学家与宗教家来进行深思冥想的。少年气盛的我，认为科学的未来也许会用实证论的方式提供关于这些形而上命题的答案。于是立志将来向自然科学方面发展。母亲也很鼓励我向这方面发展的志向。我母亲出身于江南有名的“状元及第”之家，然而明清以来家族几度遭到文字狱的扫荡，也许在血缘深处就潜伏下了对于文字生涯的恐惧的种子。她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我迄今仍保持着充分的尊重。然而她对于自己选择人文科学，也是有追悔的。几度国变，到了七十年代初，她已经打算改教英文为生了。对于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兴趣，她自然不会反对的，加上送我大白菜的那位同学，他父亲是核物理专家，也有将来当科学家的志向，于是我们碰在一起，便大谈爱因斯坦、罗素、海森堡、哥本哈根学派之类，可谓痴狂矣。

        有人认为，中国南方倾向于科学与理性，北方则富有内向的人文气质。我的经历却与此有所相悖。数年后我回到南方，在一座烟雨迷离的江南小城中呆了一段时间，竟将伟大的科学家之梦消磨殆尽了。那时的江南小城，基本上还处在古典诗性文化的松散气氛之中。下了班，几个朋友喝喝黄酒聊聊闲天，不消多少钱就能提一篮鱼虾莲藕回家，实在舒服得可以。我在无意中得了一本叶子已经发黄的陆维钊所选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文选》，每天翻看着。其中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特别对我的心境。西北严峻的生存环境与江南小城的悠闲情调，大抵有天壤之别。“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身上一种隐士的暮气就是由此被触发起来的。如果 鲁迅先生九泉有知，大概会把我当作一个“青年不可读古书”的反面例子吧。而就我自己而言，又岂不因为沉湎在陶渊明之中荒废了数、理、外文而痛悔莫及呢？所以在现当代的作家中，我一直最崇拜鲁迅。他说的话，才算得“良药苦口利于病”哩。

        后来我又回到了上海。中学最后一年，我在上海准备高考。这是刚刚恢复高校考试制度后的第二次高考，人们似乎都怀着宗教般的虔敬心情像在准备一个神圣的典仪似的。那时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我“作文很好”，于是便给我安排了另一个也是“作文很好”的同窗。这除了有让我们相互促进的好意之外，据说也有些中国古老的平衡术考虑在内的。不料大出这位老师的意外，我们不仅没有“文人相轻”，反而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其实我很早就流落江湖，受到中国北方普通人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哥们儿义气的熏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矫情傲气倒是已不剩多少了。我的那位同窗呢，是个很有魅力的小伙子，身上既有天生的演剧才能，又有出身高贵门第的自尊感，很少小心眼儿的。他母亲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越剧大师，父亲则爱好藏书，可以算得风雅的学者。我们一见如故，亲密之情如同手足。补充说一句，后来我外祖母临终的最后一夜，便是他和另一位好朋友一起同我守候在床边的。像我这样亲缘淡薄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帮铁哥们儿处处扶持着，哪里有今天哩。中学毕业前夕，他邀请我到他祖父在无锡故家的旧屋里作客。那是一座坐落在大运河岸边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房子，已因无人居住而关闭多年了。二楼的落满尘土的会客厅里面，堆满了旧式家具、线装书、文房四宝。窗外大运河浩浩荡荡，秋水共长天一色。皓月当空的时刻，我们小饮了几杯。他告诉我，我祖父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潜往苏联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劳工会议，见到过列宁，但回国以后却失去了同组织上的联系。后来当过长时间的大学教授。当时他祖父还健在，虽年愈九十，精神却还矍铄。看得出是一位饱经风浪、很不平常的老人，不过我没有想到他的历史这样复杂。等讲完了他祖父谜一般的传奇生涯时，我们都已酒入微醺了。我们一起下楼，沿着水势浩淼的大运河向前走去……望着在水中缓缓而行的明月，我终于作出了生平最困难的决定：将来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然而，旧士大夫家族的遗传密码，也教我深知这所房子中潜藏的无常和阴影。但对这所房子的无限神往使我战胜了一切的疑惧。

        记得苏东坡曾经说过类似意思的话，名山虽好，不如卧而神游之。这句话确实很对我的性情。我不能遍游天下的名山大川。然而在梦里，我却神游过不少幽深奇诡的境地。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我收到了一位云南画家朋友寄赠的照片。这是他在西藏浪游时摄下的。他具有希腊古典时代运动员一般健美的体格，所以能一直爬到珠穆朗玛峰的雪线附近。看着他在高峻的冰川前粲然微笑的照片，我不由得心驰魄荡。这天晚上，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边悄悄响了起来：“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什么别的。听说藏地常有异光出现。我不知道宝座周围的光晕是否就是佛光。然而有一点大概是不错的，我即使有缘窥见一线神光，那也肯定是在梦的旅行之中。

        为了纪念我的梦，姑且选择《灵地的缅想》作为这本集子的题目。

        当然，“缅想”也是一个有缺憾的题目，表现了我的文学旅行的虚构性。在少年时代，曾因母亲的推荐而读了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为他的冒险经历神而往之。我决定以后也能做一名深入中亚腹地的探险者。为此我曾在中国西北部天寒地冻的山间长途骑自行车旅行，在零下10多度的冬天打开窗户睡觉，还曾试图拜一位河南南阳籍的火车司机为师学少林拳等等。可这一切尝试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使我失去了涉足高峻深远的灵地探险、游历、朝圣的机缘。我的文学旅行不过是一场梦游。我曾为马原先生的小说写过两篇评论。把他比喻为第一次进藏的瑞典冒险家斯文赫定。他哪里知道，这里头藏着我多少暗中的嫉妒！马原写过《虚构》，然而这毕竟是他进入西藏以后才“虚构”出来的。我呢，那些关于他西藏小说的评论，才是地地道道的“虚构”。这本集子，可以说就是我的精神梦游录。

        精神上的曲折经历，使我加深了对于宇宙人生的内心体验。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游历的不足。

        此外，我还喜欢“游心”于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之中。记得进大学的第一年，我在图书馆首次借的书便是《庄子》。少年时代的艰辛，使我感到有必要在老庄哲学的净水中洗涤自己疲惫的心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如冰雪，绰约如处子”，在我当时的心像中，庄子就是这样一位稍有些女性意味的美男子。他做的“蝶梦”，似乎也不排斥生命感性的成分，这使我感到亲切。后来看到庄子的画像，一般都把他画成长着大胡子的高行长老，才彻底扫除了我的青春偶像。

        又有一段时间，我迷醉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在唐诗中，我比较偏爱晚唐的许浑。他的名诗：“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写得令人黯然销魂。因为喜欢这首诗，便求了一位南帖北碑造诣都很深的朋友写成条幅，迄今仍高悬在我的卧床之旁。忆及自己的前半生，风和日丽的良辰美景甚少。然而风雨之夕，得到温馨的友谊，却是常有的事。还有什么比站在日暮时分的江岸上，目送所爱的友人行舟远逝而更使人惆怅呢？

        在一个对我来说是十分神秘的春天，偶然得到了一本《黄帝内经》。读这本书的感觉，似乎被一只灵异的手指打开了天眼。虽然为时短暂，我却有机会看到了隐含在人类精神隧道中的某种秘景。我从小就居住在上海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寓里。童年时代时常被剥落的粉墙上爬行的光斑所惊起，似乎四周潜伏着难以计数的幽魂。阅读《黄帝内经》的经验使我好像复归到儿时神秘的夜晚，又沉浸到充满亡灵传说的遐想之中了。

        随之是一九八六年，我那时经常失眠。在那些不眠的夜晚里，我常常望着花园中老槐树诡秘的黑影，憧憧而思。这所百年以上历史的西班牙式公寓是当年李鸿章的私产。文革中竟有人揭发李鸿章的遗骨就埋在这棵老槐树下。大概这种传说过于离奇，连造反派也终于没有去认真挖掘。但这所房子秘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则是确的。我尝试想写一部题为《白楼梦》的长篇小说，记录下我出生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里面的房子中的传奇。限于才力，我的这一心愿迄今未了。

        为了从纠缠我的梦魇中解脱出来，我开始阅读佛典。释迦牟尼智慧的声音，使我一颗被残酷人生揉碎了的心得到无限的慰藉。我也尝试用毛笔临绘佛像。虽然笔迹还很稚拙，然而在同庄严的神像进行精神交流之后，心灵得到了甘露一般的滋养，我又能入眠了。

        我最先读的佛典是《金刚经》。这本经书的意蕴博大精深，使我洞见了佛法的伟大。“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是在说佛性从来不拘形相。在寺院大雄宝殿里正襟危坐的固然是佛，而佛又无时无处不在。他可能就在我们的书案之上，也可能在低矮简陋的竹篱茅舍之中，甚至行进在现代化的通衢大街上。《布施度》说：“众生扰扰，其苦无量。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寒衣热凉。于彼浊世颠倒之时，我当于中作佛。”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神性境界的慈悲呢？从此我不仅画佛像，也画梅花修竹、布衣凡夫、红尘女子。无论我们画什么，只要笔尖带着灵性，都会获得与神的秘密交感。上苍爱的光辉，就会从我们手指下流出。

        我读的第二部佛书是《妙法莲华经》。“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我曾在苏州寒山古寺的断壁残碣间，为这两句佛偈的精妙所震惊。后来我在《法华经》的线装页子上重新发现了这两句话，有一种故友重逢的亲切。

        经过前辈学者的指点，继后我研读了《维摩诘经》。作为很难摆脱入世气质的中国人，在我读过的佛典中似以此经最为亲切。接着又通读了《坛经》、《五灯会元》等禅宗著作。禅宗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交融后产物，实际上即是从《维摩诘经》的文化法脉中衍生出来的。禅宗修炼具有反绝对圣化主义的倾向。这从《维摩诘经》中“大乘不防念”的思想就开始了。“防念”是一般宗教的普遍特征，意在制造绝对圣化的精神乌托邦。但人类潜意识的生命直觉冲动（佛教谓之无明），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就可以彻底消灭的。强行压制的结果导致了这种黑暗能量的变相释放。这就是历史上无数次宗教迫害的根源之一。对于艺术的职业感情，使我不能不为人类精神史上宗教与艺术分裂的状态感到悲哀。而“大乘不防念”的思想，消解了在宗教精神修炼过程中对于生命直觉冲动的拒绝，也就逻辑地为艺术境界的存在提供了承诺。因而禅宗是同艺术特别和谐的宗教。对此我应当表示由衷的欣赏。

        我接触最早的易学著作，则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我一下子就被这部中华民族文化宝典的神异气氛吸引住了。并且预感到，也许我与这部古老的圣书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缘份。大概它就是我的文化星座的所在，将像北斗一样以灿烂的星光照耀我的一生历程。读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正值一个将近除夕的纷纷扬扬的大雪天气。我稍饮了几杯温酒，登上我所住的老公寓的顶楼，好一幅霰雪无垠的龙飞凤舞景象。望着在雪中旋转的乾坤，我不觉神思大发，似乎彻悟了《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教谕。同时又感到，《周易》并不是一部已死的羊皮古书。《易》运行在我们生活的天地宇宙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闪烁着神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过于缺乏虚明之心，没有注意到罢了。

        易道的高深并不是我这样的浅学之辈所适宜在这里谈的。我只想强调一条也许有些独特性的感受。即《易》的作者决不是排斥艺术的。相反，六十四象中包涵着极伟大与极细微的艺术境界。

        《周易》的中心枢纽为咸卦。“咸”之义通“感”，指的就是一种人类特具的心灵感应能力。《系辞》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由此可见，离开了心灵感应的媒介，《易》也就不再同人类精神发生对话，而返回到消极无为的退隐状态。艺术既为心灵感应功能最敏感的体现，所以同《易》的精神本质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经》代表着一种宏大的审美境界。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易》的功利性，而忽略了它非功利的、审美的一面，其实是一种疏忽。

        如睽卦之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就是一种诗意非常微妙的爱情氛围的戏剧性描写。“睽”也者，可以说代表爱情生活中的猜疑、乖违的心理状态。上九居“睽”之极，猜疑已发展到乖戾。促使它对自己的正应六三妄生疑端。它产生幻觉，似乎六三是一头肮脏的猪，又背负着泥巴，形象极其丑陋可恶。进而又怀疑六三“载鬼一车”，真是白日见鬼，已近癫狂。但物极必反，疑极则释，观照再三，真景乃生。原来本无什么一车的厉鬼，更非寇仇，而是婚媾，于是脱弧，放下已经张开的箭弧。“往遇雨则吉”，比喻怀疑消除了，睽极而合了，自今以往，阴阳和畅，一向的疑心完全消失，重修秦晋之好，所以得吉。

        《易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这岂非最美的爱情诗句吗？没有什么能比恋爱状态中疑冰终涣的那一瞬更美了。

        在当时，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似乎倒是透露了类似“遇雨则吉”的意境。我年轻的心为全民族情感生活重新苏醒的景观所吸引，于是一枝拙笔也染上了几分春色。一九八六年末，素不相识的《当代文艺思潮》编辑先生来信说，他们决定发表我的论文《张洁爱情观念的变化》。这是我第一篇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评论，也是我迄今仍然感到自己写得比较满意的一篇文字。

        在这篇习作中，通过分析《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三篇小说精神意蕴的异同，考察了张洁爱情观念的沿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对张洁《祖母绿》中主人公曾令儿的精神升华感到兴趣，这似乎有柏拉图学说由爱个别美形体上升到美的理念的流风遗韵。当然也不能只用柏拉图的精神恋爱说来概括这种爱情观念。我在比较古希腊哲学、佛学、马克思对于爱的观念之后，阐发了张洁作品中观点的独特性。《方舟》可以说是表现了沉溺于感官恋情中的异化心态，发展到后来就把不能满足全部欲念的生存处境视作滔天洪水。这种人与社会环境的乖违状态早已为《周易》的睽卦所记录。然而睽极而合，就有了《祖母绿》中爱情观念的根本转变。所以获得心灵解脱后的曾今儿的心态很可以用“睽”之上九爻来表现。可惜我那时对易运的参悟太浅，还没有进行阐发的胆量。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的朋友建议我就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写一系列文章。原来我早已心如古井，矢志于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研治的。但面对着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中国当代文学蓬勃兴起的大好局面，我的心里不免漾起了一阵涟漪。我想，如果调动自己的古典文化积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兴许会对中国文学的重建作出某些独到的贡献。

        于是我又写就了《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一文，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价值问题。

        在论及莫言的时候，我这样写道：“《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幼年失母，心灵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隐痛，而外在的生活考验对于他这样一个体质瘦弱的小男孩来说又是极其严酷的。他所承受的精神和体力的重压，完全可以压垮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但黑孩却支持下来了。他的生命力坚强得简直就像入水不濡、入火难焚的小精灵。这主要是因为黑孩的内心有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这使得他超脱于恐惧、忧虑，以及肉体的痛苦之上。”这段文字中间，也凝聚着我对于童年时代的回忆。我很喜欢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童年际遇与黑孩颇有相似之处。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上海度过，却与一个生长在山东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会发生这样亲近的共鸣。人生，文学，真是奇妙。

        一九八八年，我开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这对我来说，又无异于是一个新的文学探索的起点。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成为这本集子的主干。

        《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是我这个时期中写得比较用心的文学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阐述了道家文化意念在以上三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的现代表现形式。那时我偏爱阿城，认为他的“三王”是文化史上有独创性的、站得住的作品。尤其是《棋王》，特别有道家文化的韵味。中国传统士人历来把“楚河汉界”的棋盘当作天下大势的缩影。阿城写的棋局也有一种寓意深远的气魄，这使我很入迷。小说的主人公王一生可以说是一位道家高人，但也对道家的传统有所变革。道家的棋历来被称为手谈，是仙家自娱自乐的游戏。《棋王》结局中王一生出山大战诸高手，却把奥林匹斯的竞技精神引进了中国文化，不啻是对道家传统过于阴柔韬晦的弱点的一种反拨。马原也是一位我喜欢的作家。他的话语富于生命感性的活力，但又不失中国传统道家的灵学气质。在道家文化范畴内，如果说阿城比较倾向于黄老之学的兵谋权变，马原则近似庄周的虚无放荡之学了。他尤其崇尚庄周的“混沌”范畴，也是别具用意的。“混沌”就是生命感性状态。我认为道家原来兼具阴阳两道，但自老子、韩非开始，却仅仅发展其中的阴柔之道，阳刚气概几乎丧失殆尽。所以马原是将道家文化中的男性气质加以弘扬光大的一人。至于张炜，则可算得中国当代作家中特有史识的。他的《古船》，体现出“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的中国史学传统。

        这一类从文化思潮的宏观角度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我还写有《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格非、苏童、余华都是比我年轻的作家，他们称得上是讲故事的能手，而且都善于渲染一种宿命论的氛围，因此同中国术数文化具有渊源关系。我曾经悠游于“京房之卜林”（章太炎语），并得到某些高士指点迷津。在这篇论文中，我一方面对这三位年轻作者的感知力和灵气表示赞赏，同时也对他们小说中文化底蕴的欠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近年以来写得较多的是作家论。我一直以为，评论者应该同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不介入文学创作圈子的各种意气之争。只有在相对中立的非功利心态中，才能对作家们复杂的精神境界作出准确的描述。由于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隐居状态中，我同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们的精神对话都不带私交色彩。

        有一位学殖渊深的国学前辈看了我的一篇作家论，不觉笑道：“哦，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这话当然是过奖了；但如果真能把作家论写成小说似的东西，那却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这本集子里的几篇作家论，都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地方。我经历过的某些人生风景，也融化进了对于别人作品的阐释之中。大凡写得起劲，便也不再囿于什么新批评派、结构主义、阐释学、解构主义等等的学院派教条，就可能有点流于小说笔法了。在这方面，金圣叹老先生对我影响极大。他老人家评《水浒》，很多地方都是在表达自己的人生体会，而不是条理化的文学批评。现在的中国评论家大多喜欢学些罗兰·巴特尔的解构主义文评之类，殊不知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与此类似的美学因素。可说是忽略了“自家宝藏”的一例。

        《洪峰论》是我写得较早的一篇作家论。史铁生说洪峰的小说是“悟死生”的。我写关于洪峰的评论，其实也有点想“悟死生”。那时我的心境非常寂寥，也很孤独，缅怀不知音讯的故人。因此读了洪峰小说《极地一侧》中的以下一节文字，不觉有些动情：

        后来人们都走了，只有我和小晶依旧站在坟前。

        西边的天空鲜血一样弥漫。

        小晶碰我一下，说：“我们也该走了。”

        我说：“该走了。”

        说完我们又站了一会，然后肩并肩朝岗下走。这时候天已经很昏暗，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那种青紫颜色。四周很安静，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自从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我就开始预感到，我的一生恐怕是同文学难以分手了。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位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寥的方寸灵地。如果真有这一日，我的心情该会多么惆怅呀。

        我的一位同学读了这篇文章后，很是感慨，于是借给我一本李叔同的传记，说读了《洪峰论》以后，心影深处浮出了一个类似李叔同的形象。这种阅读效果是我不曾料到的。我虽然对弘一法师景仰已久，感情上却并不怎么亲近。李叔同的少年时代大富大贵，后来由色悟空；而我却从小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尝够了世间的炎凉沧桑，远没有那么容易飘逸。另外我当然也不及他天资的高卓，一下子就能变成律宗的苦行僧。即使以后会有心仪空宗的时候，大抵也只能是“不离世间即离世间”的禅宗一路。何况写《洪峰论》之时，倒没有故意地去渲染佛学情绪。不过淡淡的忧伤，也的确容易使人想到人生的空幻。

        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文学界同仁的喜欢。我想其中的原因，除表现了一种苍凉沉郁的心绪之外，可能也还由于我在文风上作了一些调整。我过去的风格，受古典文学的影响甚大，常常夹些半文半白的句子。后来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的文章是地道的白话，很是流畅上口，使我感到羡慕。于是我也改用大白话写评论。《洪峰论》也许就是这种风格的第一次尝试。

        文章漂亮，全靠写的时候体内蕴发着一股精气。用文言写如此，用大白话写更是如此。文言的文章典故多，精气欠缺时可以借些现成的词藻来弥补；而一进入白话文的话语系统，能够借以掩饰的故实性文字就少啦。因此根据我的体会，越是写大白话，就越要在养浩然之气上下功夫。如果心浮气躁，耽于游乐，也决写不出有灵气的白话文章。就我个人而言，评论文章中这类风格的也只有《洪峰论》以及《孙甘露和他的“信使”》等几篇写得自觉还可以。

        接着我又写了《马原论》。这篇论文倒是从佛学的角度来发挥马原作品的意蕴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以为马原是一位佛缘较深的人。马原的西藏小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和藏传佛教的奇妙混合物。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本来就近似佛教的“扫相”；而藏地古朴的灵气，又使他小说的生命内蕴大为充实光大。《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中写拉萨的上空——“地球上最蓝最蓝的天空”，“正有三只漂亮的纸鹞在飞，和另外三只飞隼遥相呼应”，实在使我觉得犹如身处佛国灵境。这种意象在有大慧根的人手指底下才能流出。

        在通往罕达的通路上，我与马原一样，存在着如何平衡有界和无界对于我们存在状态的参与的问题。灵地高远的意境，往往使一些跋涉者望而却步，不再敢于在生命直觉体验的道路上深入下去。终于导致了作品的创作活力趋于停滞。苏轼词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如果只是一味“起舞弄清影”，也容易流于媚俗。其实发生这类创作危机，仅仅表明道行还不够高深而已。这是我在这篇拙作结尾向马原先生坦言以陈的。后来我重读《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中云：“诸佛解脱当于何求？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才有所悟，觉得找到了答案。最高的佛性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恰恰要通过对于充满妄念无明、生命骚动的存在本体的深刻体认才能实现。这也正是一个艺术家应该终生不渝履行的使命。是故佛经说“菩萨于生死而不舍”。获得个人精神解放后的艺术家，就更不能摈弃众生的心行、悲苦、生死了。

        《史铁生论》也是这个作家论系列中的文章之一。史铁生的作品几乎使每一个读者感到亲切。他的致残使作品有一种深重的苦难感，这也许就是铁生能够融化最苛刻的读者心中的敌意的原因所在吧。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上天对于史铁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止于此了。然而天道无欺，铁生也因残疾而获得了逾于常人的对宿命的深刻感觉。他近年以来的小说已经进入象征境界。我对铁生作品总体意蕴的描述表现为“超越道家”。传统道家文化体系以“养生”为起点，最后归结为“性命双修”。铁生的严重残废已使他无法舒舒服服地自我颐养。因而他对于生理、心理痛苦的体会也就产业了传统道家的范围，具备了特别深厚的人性内涵。我所期望于史铁生的，是他将来能够将惨淡人生的体验转化为对于全民族自渎之路的思考，那他的作品就将上达于宗教的层面了。

        《汪曾祺论》大概可以算作我将文化探索的视点延伸到老一代作家的尝试。汪曾祺有封建时代书香门第的家世渊源。他的作品也大多是关于中国书香文化衰落的挽歌。其色泽犹如旧贵族府邸屋顶上落日的余晖，凄婉流美，令人心醉。汪曾祺出生在古城高邮，加上仕家的教养，所以很早就通晓中国历史。“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考古今祸福存亡之迹，然后知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汪先生处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漩涡里，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敬慎不败，得力于道家的谦冲之道亦深矣。在这篇文字里，我对他的生存策略作了描述。

        汪曾祺的特点在于，他既修为高深，迹近炉火纯青的境地，又不失生命感性的体验，能够在有情世间出入自如。作为一个老年人，竟然把《大淖记事》中双星渡河的恋情写得这样风神绰约，实在是颇不容易的。至于《受戒》，更是大手笔。令人想到齐白石老人晚年的画，一片化机，已经真的返老还童了。汪曾祺写小和尚“知慕少艾”的微妙心理，就像齐白石画的花果仙桃，没有一丝世故的杂质。这也就是我佩服汪老先生的地方。

        在老一代作家里，杨绛的小说虽然为数不多，却如和氏之璧，温润有光，历久弥新。季机曰：“大凡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杨绛对于“人心”的体察却有过人之处。《洗澡》中姚宓、许彦成的精神恋爱，是一种人心在高级层次上的相互感应。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大概要数结尾处姚、许的分别。近乎完美的爱缘，不会持续太久。这也许表明了上苍对于通灵的恋情的珍惜，不让它过于盈满而始吉终乱。龚自珍诗曰：“心头葬小影”，已经涵括了《洗澡》的后事。姚、许此后也许只能在深心默默地忆念对方的倩影了。如果从理智的角度考虑，这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在梦的记忆中，意中人的影像才永远不会为时间的流逝所玷污，青春粲然长存。当然迫于外在的情势而不得不分手，这对彼此心灵如此默契的姚、许来说，感情上一时确是很难接受的。但他们都能节制内心复杂丰富的感情，不改人应有的庄敬自重，这并不容易做到。

        其实这就是东方文化的一种修为。倘若杨绛没有佛道的精深功底，大抵是写不到这种火候的。由此我对杨绛的生平与思想发生了兴趣。《杨绛论》就是我按照中国古代“读书而想见其为人”的美学方法写成的。

        这本集子中还收入我早年写的关于鲁迅先生小说《铸剑》的一篇评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大德。我以为，《铸剑》中的宴之敖者可以说是鲁迅的自画像。鲁迅的叛逆性格有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底，那就是宴之敖者身上那股悲壮惨烈的侠气。墨学之余流为侠，但数千年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意识形态所压制。地位崇高的学者弘扬侠义，近代以来当首推俞曲园、章炳麟。章太炎本人就是革命的大侠，并以侠义思想作为民族性格更新的文化渊源之一。立雪章门的鲁迅继承了先师的这一线学术法脉。他的性格似较章太炎更有先秦墨家质直严峻的殉道气概，又汲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摩罗诗力。宴之敖者便是这两种文化精华的结晶。使人如于暮色苍茫中，见到衣冠皆古的老斗士从历史深处中走出，数千年修炼成精的宝剑气冲斗牛。所以论《铸剑》的文章实际上是我的鲁迅论。当然这是十八岁时的少作，写法的不成熟自不待言。只是其中有些青春的火炽，却是现在已难重复的了。

        在《钱钟书论》里，我试图把钱钟书当作一个人而非一个神来加以评述。关于这篇文章，我所要说的话却特别少。因为它集中了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精萃。我希望读者朋友们从头至尾地仔细读一遍这篇文章。

        王又曾诗曰：天姥峰阴天姥寺，竹房涧户窈然通。老僧敲磐雨声外，危坐诵经云气中。禅榻茶烟成夙世，天鸡海日又春风。回头却忆十年梦，梦与山东李白同。

        我写这篇文学自序时的心情大致就是这样。“十年一枕艺术梦，天鸡海日又春风”。在文学思潮斗转星移的今朝，我这种古典式的恬淡心境也许已不能保持很久了。但过去生命的印迹，我愿意诚实地呈示于更年轻的朋友们之前，并和他们一起分享我曾经有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梦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梦境，这是每一代文学拥有的永恒主题。

        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我并不悲观。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消化、融会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传统。回顾历史，自汉魏佛教传入东土以来，构成了对于中国本土文明的一次重大冲击。但汉文明并没有被博大精深的佛学文化所淹没，而是取其所长，融会贯通，创造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另外一些中国文化大师则把《周易》体系的神秘主义传统与华严宗相结合，形成了极其完备的东方宇宙生成模式。比起汉文化消化佛教的历史相比，中国新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接受史实在是非常短暂的。我们怀疑中国文学是否已经丧失了文化整合能力，不免为时过早。我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只要沿着本土化文学的路子走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定会出现许多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独特文学流派。

        东西方文化重新整合的关键是根本哲学思想上的沟通。借佛法的话头来说，就是要破除文化价值观念的“我执”。西方后殖民化时代的文化理论，涉及到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命题，已经包括这个意思。许多人类思考的形而上问题具有共同性，现在各民族文化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就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使答案臻于完美。比如中国《周易》“生生不息之谓易”的精神，融铸于一个庞大的先验论神秘主义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对于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直观性知识。西方人认识到生命直观状态对于哲学建构的重要性，大概始于近代的柏格森生命哲学。但西方具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深厚传统，很快就把生命哲学转化为生命科学，获得了生物分子学、细胞遗传学上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就可以同《易经》的古老智慧相互参证。又如“《周易》三名”的思想：“《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也包涵着极其丰富的辨证法思想。“变易”者，大致等于西方的解构主义；“不易”则近乎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攻来攻去，不亦乐乎。咱们的文化老祖《周易》却早已在“允厥折中”了。此抑亦西方流行思潮只能时髦于一时，而古老的《周易》却能长葆于天地间之故也欤？

        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通”，就一通百通，很容易就通到文学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旧邦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