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观察》周刊的台前幕后

韩戍

2014-08-09 21: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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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主办《观察》周刊时期的史事,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除了谢泳先生早年的大作《储安平与<观察>》,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到以《观察》为题的十几篇硕博士论文,几乎全部属于低水平重复研究,未能提供任何新的资料或创见。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缺乏档案资料,导致研究者只能注意《观察》表面的思想、言论,对幕后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本文拟谈《观察》台前幕后的三个问题,希望能引起后来者的注意。
              
       
钱从哪里来       
       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曾谈到:“笪移今是《观察》该刊最大的股东,一人即认48股,林元26股,徐盈19股,马寅初、梁实秋、钱钟书、杨绛等都是2股,储安平本人仅1股。”此说是笪移今生前亲自告诉戴晴,因此流传甚广,一直被各种文章引用。最近林建刚兄在“腾讯·大家”的专栏文章《“言行不一”的储安平》中便引用了此段文字。然而,此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者说与《观察》创刊时的情况完全不符。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是笪某的自我标榜,以突出自己对《观察》的重要性,反正当事人都已经故去,说什么都是死无对证。       
       然而,有档案可以作证。我手中有一些1946年《观察》创刊初期的档案,其中有《观察》登记备案的呈请文书,也有调查机构对《观察》周刊的调查概况。档案中明确注明,《观察》创办时共有款项240股,每股5万元,共1200万元。其中储安平20股,沈昌焕20股,伍启元、吴世昌、笪移今、钱清廉、顾翊群、端木恺、陈铭德、陈维稷各10股,共计600万元。剩余600万元是零散的小股。据相关资料表明,创刊时其他投资入股者还有:秦德芳、吴中一、陆菊森、冯覃燕、雷柏龄、陆静孙、曾宪立、戴文赛、陈澄之、储百福、罗吟圃、潘光旦、卢顺慰、王冠保、刘新志、徐少绪等人。由此可见,《观察》最大的股东是储安平本人和沈昌焕,各认购20股,每人100万元。笪移今仅认购了10股,50万元。       
       沈昌焕(1913—1998),江苏吴县人,上海光华大学1929级毕业生(低储安平一级的校友),其后留学美国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硕士。抗战期间弃学从政,1945年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2013年,“国史馆”出版了沈昌焕的日记《战后第一年:1946》。从中可知,沈昌焕在1946年内四次提到了与“安平”通信或面谈。储安平来南京时,就住在沈家,沈昌焕夫妇还陪其游览名胜。沈昌焕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却对国民党腐败、政府无能、官吏慵懒奸猾痛心疾首,颇有改革之志。因此,他出资支持好友储安平办刊并不意外。       
       端木恺(1903—1987),安徽当涂人,复旦大学文学学士、纽约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粮食部次长、司法院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储安平在1930年代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与之相识。1936年储安平出国,端木恺曾亲自到码头相送。抗战期间,在陪都的储安平经常到端木恺家中做客。在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出版的《端木恺校长纪念集——纪念先生一百晋一岁冥诞》中,端木恺的女儿提到,其父为储安平的抱负所感动,拿出了十根金条资助其办刊,并且不算投资,只算赠送。这十根金条对《观察》的筹办以及顺利运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谁召他从政?       
       储安平曾在《观察》第1卷的报告书中自述,筹集《观察》股份最困难的四五月间,“南京方面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但他“乐于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情操,并坚信做人做事,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遂拒绝了这个委任。他还趁此机会表明心志:“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       
       民国时期的学者从政实为常事。胡适、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都是受最高领袖的感召而入仕,成为专家型学者,为政府服务。然而,对储安平“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的橄榄枝并不是来自权力中枢(实际上,以学历、资历和影响论,如储安平者还不能进入蒋介石的法眼),而是来自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我手中有一份从台湾方面获得的档案,其中保留了1946年5月两人的几通书信。      
       从这些书信可知,钱昌照派人来沪拜访储安平,转达延揽之意。钱昌照给储安平的职位似乎也不是什么大官,大概就是让其追随左右,当自己的助手。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内主管重工业的机构,活动范围主要是经济领域,与政治无涉。储安平一直对政治感兴趣,此时抱有非常坚定的以言论影响政治的观念,不想当行政官僚,老老实实做一名“大时代中的技术型知识人”。他遂婉拒了钱昌照的邀请,在回信中说:       
       资源委员会先生全力主持,前后十年,成绩昭著,中外传颂。若得追随左右,朝夕请益,藉求提携,幸何如之。平在沪筹备之事,规模甚小,经营至艰,前途成败尚不可知,惟既努力数月,若中途放手,不仅有违平之立身器度,即向之期望于平者亦将以为平不耐淡泊,此亦非所以报先生之道,思维再三,甚为歉怅,谨具寸笺,肃致谢忱,异日如有机会再图报命。       
       如果这种任命真的出于蒋介石,储安平是否会放弃《观察》走入仕途?恐怕很难讲。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以储安平的个性,不愿做官也不适合做官。他心中始终抱着用言论影响政治的理想,相信以超然在野之身为国效力,其成就未必低于在政府担任一个部长。只是,他也过于迷信“文人论政”的力量。他没有意识到,文人论政首先要看政治是否开明,是否给文人以论政的权利。他不明白这一点,盲目向统治者要雅量,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文人以最大限度的容忍,结果只能是和与虎谋皮无异。                    
缘何未查封       
       《观察》周刊言论犀利,批评政府毫不顾忌,至少有两次面临被查封的命运。       
       1947年,储安平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统治了中国二十年,实在是耽误了中国的国运,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现政权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他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法律上,他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上海市党部看到此文,马上要求市政府查封《观察》。       
       当年10月27日,上海市党部秘书长来观察社寻储安平未遇。11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召储安平到局谈话。9日,上海市党部秘书长又约谈储安平一次。11月11日晚,储安平接到消息,知悉其人身可能受到威胁,临时决定离开寓所。然而,此次风波最终以无事告终。1948年2月,政府中又有人主张彻底查封《观察》,查封令已经发到了上海市政府,却又被搁下,只是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对储安平出示了内政部的警告,罪名是“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      
       国民党敢于解散民盟,可以在一日内连封言论本不算激烈的《大公报》、《文汇报》、《联合晚报》三报,当然不是不敢查封《观察》。为何《观察》可以幸免,甚至被时人目为奇迹?社会上认为,储安平亲自登中宣部长李惟果之门解释,才使刊物得以幸免。虽然此说没有确切证据,但可知此事肯定有政府中朋友沈昌焕、端木恺等人的挽回。沈昌焕与李惟果是至交好友,又是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当然有许多建言的渠道,也有回天的能力。对于自己投资的《观察》,以及好友储安平的安危,他们当然会在政府内多方维护。       
       实际上,沈昌焕、端木恺等与储安平私交极好,支持储安平办刊大抵出于热心和道义,似乎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这一点从《观察》批评国民党之烈也可看出,两人并未对刊物的言论和风格产生影响。唯一可能的是,他们会偶尔以政府人士的身份,告诉储安平要体谅政府的苦衷,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云云。对于政府中的朋友建言一事,储安平已经在《观察》的报告书中提到过,但他不以为然,认为最大的建设性意见便是要政府停止内战。可是政府从来不会听取这个意见,因此他还要继续骂政府。      
       与沈昌焕、端木恺相反的是中共的同路人笪移今。1938年,笪某曾受周恩来间接委派,到赣南蒋经国身边工作,接受中共的单线指示。他投资《观察》,背后当然有统战部门的意图。他曾自述,在中共和九三学社的统一战线计划里,储安平和《观察》是他们“两点一线”中的一点:“所谓两点,一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兼课教师孟宪章、焦敏之和我都是九三成员,彼此见面机会多,对反美扶日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易于取得一致的看法;二是《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当时是不参加九三活动的九三成员,我是该刊创办发起人和撰稿人之一,储同我常在一起分析政治形势,讨论编务和选稿标准等问题。       
       储安平本来为保持《观察》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参加任何团体或社会活动,在笪移今的鼓动下,参加了1948年在上海举行的反美扶日大会。笪移今还介绍了前资深共产党员、著名“民主人士”施复亮等给储安平写稿。笪移今、施复亮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观察》的用稿和思想倾向产生过影响。比如,1948年10月,储安平发表了张申府呼吁国共停战的《呼吁和平》,笪移今、施复亮两人立刻找储安平谈话,指出这篇文章的立场问题。储安平从此再未发过类似观点的文章。    
       实际上,对《观察》的统战,不只是笪移今、施复亮。创刊时的大股东陈维稷,也是一位隐藏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建国后便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高官。我手中还有一份香港方面的资料,储安平的同学何雨文在这份资料中说,一位光华同学夏建国,曾投资过后期的《观察》并掌握了社里的实权。建国后,夏建国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更可以确定的是,地下党与储安平有直接通信。当时在上海做学徒的沈昌文先生便曾在1947—1948年前后,受地下党员虞天石先生之托,去青年会宿舍给储安平送过信。据唐宝璋先生回忆,储安平于1948年秋请张今铎写军事评论,交谈时就有地下党在场。由此可知,统战势力已经渗透到《观察》内部。      
       然而,吊诡的是,最后帮助储安平脱身的,仍是那些政府内的朋友。1948年末,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节节败退,政权即将全面崩溃,遂痛下决心在逃亡台湾前查封《观察》。然而,时任司法院秘书长的端木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马上向储安平发出暗示。储安平得知消息后,于12月12日便逃往北平。       
       1948年12月21日,内政部查封《观察》的公文才到达上海市政府,电文称:“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且变本加厉,继续抨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国策,应依照国家总动员法第廿二条及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上海市政府接电后,市长吴国桢立即命令上海市社会局、警察局联合查封《观察》。24日下午4时,警察才来到杂志社出示查封令。此时距离储安平逃亡,已经将近半个月了。      
       然而,历史弄人,命运吊诡。沈昌焕到台湾后,官至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统府秘书长,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位正统政治家”。端木恺,到台湾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东吴大学校长、董事长,成为一代著名教育家。两人皆高龄得以善终。储安平则于1957年遭受灭顶之灾,1966年神秘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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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观察》,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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