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清末全家福的前尘往事

        二十世纪，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大破坏时代。两次世界大战，革命与战乱，带来无穷劫难，对于人民而言，是辛酸乃至肉体的破灭；对于图籍而言，则是灰飞烟灭，这张垫江任氏摄于清末的着色全家福，有幸在苦难之后，历经百二十年，重见天日，其中蕴藏着无尽的前尘往事。

从浙北到川东：任氏家族的迁移轨迹

        任鸿隽祖籍浙江归安县（今湖州）菱湖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陷杭嘉湖地区，为避战乱，任氏开始外迁。

        1863年，乃祖任轶才率全家到成都，投靠其叔祖父任秋苹。

        1872年，乃父任章甫举家移居垫江，纳粟为官，长期担任垫江典史，1902年殁于任上。1886年，任鸿隽出生于垫江。

        相对于作为湖州府首县的归安，垫江僻处川东、文物凋零，远不能相提并论，加上任章甫一直保留着家乡口音，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浙江的故乡，任鸿隽尽管生长于垫江，且已习于说四川话，但是对于江南故土的思念却相当浓烈。任鸿隽后来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急切地与同学回归安寻根，却发现老屋已不知着落，“山河依旧，人民已非”，“此地名为故乡，实则关系都绝，余惟先茔一事则不可了然”，甚至祖坟也已无法辨识。

        那种怀乡的冲动与热烈，一旦遭遇魂牵梦绕之地的萧条，两造之间的落差，使得一贯温和的任鸿隽，在给兄长的家书中也不由得带些火气，“吾欲为不孝之言，以为祖宗累人也”。

        任鸿隽后来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是同盟会骨干成员，与吴玉章、熊克武等成为知交。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与其弟弟任鸿年参与很多民初政治的谋划。任鸿年愤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在杭州投水自尽，海内外一时以为国殇。

        革命成功，然而任鸿隽放弃优厚的待遇，依然决定赴美留学，以学问贡献于新造之民国。后与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与赵元任等创办近代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与才女陈衡哲相识，后来结为终身伴侣。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并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与四川大学校长，尽心于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1949年因为中国最高层的晚年，留在大陆，担任新政协特邀代表，后将精心培育的中国科学社及其资产捐给国家；其妻子陈衡哲在学术与文化上也独树一帜，夫妇俩在民国教育史与文化史上光芒四射。

        然而，任鸿隽在各种回忆录中都未提到这一枚全家福，不知是否由于任氏四兄弟投身辛亥革命，结果老四早逝，老大和老三也中年去世，任鸿隽或许害怕睹物思人，因为任鸿隽晚年就是因为吴玉章往谈辛亥革命旧事，言及乃弟任鸿年，突发脑溢血，后来不治而逝。不过，这一照片的历史确实相当久远。

        任章甫于1902年去世，以此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不应晚于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如联系到任鸿隽生于1886年，从照片中的身形与神色来看，或许在十岁左右，而不太可能是十五岁左右，那么照片很可能是摄于1900年之前甚至是1897年前后；如能确认照片中任鸿隽大姐子女的出生年月，则照片的拍摄时间或许可以精确到某年甚至半年。

        在照片的保存者、任鸿泽之孙、任鸿隽侄孙任尔宁看来，根据后来任氏家书推断，这一照片应该出自当时德国驻重庆领事馆人员之手。同一照片保存至今的还有一60公分长、40公分宽者，很可能是在上海冲洗，然后带回重庆。

        其中的主人公近乎化去之后，这一枚小小的照片却见证了一场场与他们后人息息相关的暴风雨。

        

暴风雨间隙的着色记忆

        1949年底，重庆，解放军大兵压境。

        任鸿泽之子任百鹏作为工商实业界头面人物，经过地下党策反，与其他代表一起过江欢迎大军入城。

        1951年，任百鹏被错判误杀，直到1985年才被平反昭雪。其子任尔宁至今认为，此系当时具体操持者企图吞任百鹏家产所为，因为任百鹏掌管重庆两大家族任高两家巨额资产，冯玉祥、张澜、张大千、徐悲鸿等政界、艺术界名流是其家座上宾，任尔宁至今与张澜后人关系匪浅。

        任家、高家立即被抄，任尔宁当时才四岁多，“几十个人冲进外公的家里，连木地板都撬起来搜查 ，我和二姐吓得在床上抱成一团”，任尔宁还记得，大卡车将值钱的东西一车车拉走，甚至连抄家者很少见到的内衣也未能幸免，三十多年后的抄家发还清单上还赫赫在目，只是名贵之物早已不知去向。

        “当时家里的古籍书，起码四五十万本。张大千 、徐悲鸿等大家的名画，起码几百幅。竹简，起码上万片。”重庆天气潮湿，任尔宁小时候每年都要将这些外公（高显鉴，民国四川教育学院院长，西南师范大学前身）的宝贝翻出来晒晒太阳。抄家往往不期而遇，连绵不断，在任尔宁记忆中，至少不下于十次。

        一次次抄家过后，任高两家的房产或上捐政府，或被没收，或被拆迁，住房越来越小，“到目前，我已经搬了十二次家，从大花园到别墅到斗室到地下屋，都是迫不得已的”，任尔宁面对笔者的电话采访，似乎有些哽咽，他更喜欢提到三爷爷任鸿隽与三娘姆陈衡哲的成就与声望，以及最近辛亥革命纪念重庆方面对其祖辈勋业迟来的敬重。

        任尔宁祖辈的来往信札与照片，或许是因为不太值钱，被抄家者四处抛洒。，暴风雨过后，幼时的任尔宁把先辈的手迹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有的放到稍为保险的地方，有的则随身携带。任尔宁九岁时，似乎正上小学三年级，自己搞了一个暗房，用玻璃底片冲洗了不少照片，分送亲友。

        幸亏有老辈们留下的德式小照相机，还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任尔宁幼小的心灵才稍显充实。他把家中的照片一一找出来，有的还是清末照的，当时快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他至今记得，在被翻得七零八落的家中，小伙伴们围在他身边，他用调色纸，沾上清水，慢慢地给他那些大多未曾谋面的曾祖父母、祖父们的衣衫打上颜色。

        除了将照片的整体背景涂上一层淡黄，任尔宁或许对照片中的小姑妈舒玉琳更有兴趣，因为毕竟都是小孩，而且照片中的舒玉琳跟当时任尔宁的年龄差距不大，就像一位可爱的小妹妹，所以在对这位小姑妈的人像着色时，他下了更多心思，而且尝试着用绿、粉红、黄等多种色素进行搭配。对于三爷爷任鸿隽，任尔宁也颇为敬仰，将其长衫的下摆涂成黄色。此外，还有他曾祖母的衣襟，爷爷的折扇，茶几上的花瓶。

        在一点儿一点儿的涂抹中，那颗幼小的心灵或许可以稍微淡忘抄家者破门而入时的恐惧。

        

苦尽甘来的照片保存记

        除了被抄家，还有被迫变卖。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尔宁的外公病重，只好贱卖家中被抄剩的字画。为了生存，少年任尔宁不得不一次次地提着一些古籍，长途步行到解放碑，将这些善本贱价转让给古籍书店，以便换来一点点儿食物。一本成色较好的宋明刻本才卖一毛钱，十本书才能换一块点心。古籍书店知道任家有大量善本，更知道他家生计困难、着急花钱，经常会开出清单，定时拉着板板车到他家取货。

        文革开始那一年，任尔宁到川东地区石油部门上班，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手风琴独奏手，长期在外演出。

        由于住处太小，他只好将一些珍贵的小物件藏在手风琴的箱子与风箱里，以及一个长号的盒子，随身携带。

        翌年，在任尔宁回家偶尔外出之时，他的小屋又被红卫兵抄了。当他回到家中，意识到一个家族的文脉或许就危在旦夕，即刻找到“抄家办公室”负责人， 一再解释，“我是川油司（四川石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手风琴独奏手，春节后要上北京演出，况且手风琴不属于封、资、修的物品，它是1958年重庆生产的，是我参加石油会战工作后才买的。”然而对方无动于衷任尔宁只好一直静静地呆坐在负责人对面的长木椅，一直到中午。对方或许动了恻隐之心，让任尔宁自己进仓库去找，还说鉴于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又是光荣的石油工人（当时正宣传32111钻井队的事迹），是第一个破例要回东西的人。

        在重庆民生路若瑟堂数十间屋子的“胜利果实”中，任尔宁终于找回了心爱的手风琴。当时临近春节，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要是手风琴中的“四旧”被发现，任尔宁或许会有性命之忧。

        任尔宁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这真是性命换来的，有次去泸州演出，归途遇到红卫兵武斗，他们藏身于敞篷车上的沙袋中，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战场，怀里紧紧护着手风琴，幸亏司机事先在轮胎外侧绑上钢板，否则即使不中弹，哪怕车胎被打爆，杀红了眼的红卫兵肯定也不会放过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相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政经手段，任鸿隽夫妇与任氏四兄弟的文化意义是不可复制的，任尔宁数十年的奔走，终于获得了任鸿隽祖居地浙江湖州，以及出生地重庆的高度认可。今年十月，重庆历史名人馆举办“任氏四兄弟与辛亥革命”专题展览与学术研讨会，不少知名学人与会，以精心准备的研究来纪念任鸿隽及其家族。

        

        照片中人，早已隐入历史。晚清以降，国人对待国史与先贤的种种，多为不堪回首。一枚小小的全家福，竟能留存至今，或许真乃君子之泽所佑；再念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文物的破灭殆尽，以及戾气横生的当下，不由得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