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姚芳藻4月20日在上海逝世

        《文汇报》名记者姚芳藻4月20日在上海逝世，走完了她88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姚芳藻因反“右”期间采访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阐述“双百方针”以及采访钟惦棐敲响“电影锣鼓”而名噪全国。

        去年秋季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因搬一只西瓜而不慎腰闪，从此坐软椅，行走不便。而在这之前她是带外孙、会朋友、上医院看丈夫（即梅朵，曾是中央电影局《大众电影》的主编，上世纪《文汇月刊》创始人，当时住院）、闲不住到处跑的人。但时隔不到一年，她却因多种疾病并发而离世。悲哉，惜哉！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姚芳藻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记者，办事处主任是鼎鼎大名的浦熙修，同仁昵称“浦二姐”——彭大元帅（彭德怀）的大姨子。毛泽东在一次国庆天安门城楼上当面称她是“坐班房的记者！”1957年，毛泽东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专批《文汇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中称“章罗联盟”中“两帅中还有一帅”，此“一帅”即是浦熙修；还直接点名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而姚芳藻当时在北办是一位活跃的女性，是“将帅”麾下得心应手、叱咤风云的一位“女大将”。

        她也是位“坐班房的记者”

        1926年，姚芳藻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姚和清是闻名上海的名中医。1934年，姚芳藻八岁便随父来到了上海，先后在储能中学、沪江大学读书。从学生年代起，她渴望成为一位以笔为武器的新闻记者。而父亲却竭力反对她从事新闻行业，父亲对她说：“从文是没有出息的，没有饭吃，弄不好还要杀头的！”父亲是亲眼目睹过记者遭杀头的事，所以他才会对女儿这样说。

        但姚芳藻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她考取了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她的国文教师都是一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教育家：王元化、冯宾符（《世界知识》主编、《联合晚报》总主笔）、徐铸成、赵景深、胡山源、段力佩……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要迁址上海，但国民党政府并不同意，无奈之下改名《联合晚报》。《联合晚报》社长刘尊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部主任，与总编辑陈翰伯及资料部负责人乔石均系共产党员，实际上的《联合晚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的翻版。《联合晚报》的进步倾向从它的创办开始就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以至于它的生存仅有一年时间，1947年即遭国民党封门。五名记者遭到逮捕，其中就有姚芳藻。

        姚芳藻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被时任《联合晚报》总主笔冯宾符招进了《联合晚报》，才20岁的她，就开始了在血风腥雨的日子里经受风霜刀剑般的新闻记者生涯。

        她没听父亲劝告，她以后的新闻路程及其结果，几乎被父亲不幸而言中！当上了新闻记者的姚芳藻，有两件在194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事值得一记。

        其一，采访国民党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宣铁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在上海实行更加严密的警管区制，把居民的不同身份在户口中用颜色加以区别：分红、白、蓝三等。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混乱，民声鼎沸，各种各样的传言遍布坊间，其中最多的议论是“特务做派”，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以此管制老百姓。姚芳藻想：警察中有否“特务”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问警察局长宣铁吾。于是，她直闯宣铁吾的家。第一天去她碰了壁，晚饭过后，她就在警察局长的家里等，一直等到十点还不见宣铁吾的影子。第二天她在会上见到了宣铁吾，宣铁吾也同意接受这位“小姑娘”的采访。一开始， 姚芳藻与宣铁吾若无其事随便聊，不入主题，宣铁吾一边说，她一边记，一副“稚嫩”的样子。过会，她放下笔，突然问：“外面传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户口用红、白、蓝三色，到底有没有？”宣铁吾并不戒备一个“小姑娘”的提问，出口说：“有。”宣铁吾的回答让姚芳藻暗自窃喜，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采访结束，回到报社，一篇专访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稿子，很快放到了总主笔的面前，这当然是一篇好稿。

        第二天，《联合晚报》一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上海市民一片哗然，相互传言，争相传阅，《联合晚报》很快销售一空；国民党官员也极为震惊，上下悚然。“小姑娘”姚芳藻，从此也上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黑名单”。

        其二，直击摊贩事件。１９４６年，大量美国库存积压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上海许多商店倒闭，店员、工人失业，加上大量外省农民进入上海，一度失业人数高达30多万之巨。大量无业市民就得靠摆摊、卖小商品，以微薄的收入度日。小摊贩多具“游击”性质，国民政府失去了大量的税收，大大削弱了“内战”所需的财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遂下了“限摊令”，限定在多少时间内取缔所有摊贩。警察出动，红色警车开道，警铃大作，一时市区街面一片恐怖。摊贩失去了生活来源，何以生计？于是，成千上万的摊贩起来造反，包围警察局，用石块、木棒、竹扛等工具与警察对垒，一时间青年学生也来助阵，市面大乱。警察局长宣铁吾、市长吴国帧发表广播讲话，扬言对“危害公共秩序者，格杀不论！”政府的强硬态度激起了更大的对抗，许多摊贩被捕。姚芳藻当时作为《联合晚报》的记者，直接在现场采访，并混进警察局与被捕摊贩面对面接触，逐个清点被捕人数。第二天，《联合晚报》上刊登出了记录摊贩闹市的详尽报道：《混乱的五小时》。摊贩聚众造反事件越闹越大，政府怕收拾不了，只得退兵，将黄浦警察局长杜醇调离黄浦，宣铁吾不得不公开道歉，市长吴国帧也下令放人。姚芳藻向吴国帧当面揭穿警察没有全数放人，令警察局对姚恨之入骨。第二天一早上海的报纸就传出了《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被打的消息。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还托人给姚芳藻送了鲜花。

        由于《联合晚报》的进步性，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47年5月，内战开始后，《联合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遭封门，5名进步记者遭逮捕，姚芳藻就是其中之一。她被关进当时的特务机关“亚培尔路2号（今陕西北路，近马勒别墅）”，关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间里，晚上蜈蚣、老鼠、臭虫做伴。姚芳藻就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度过了九十多天。要不是她的名中医父亲托人、花钱，营救女儿，还不知她的最后结局会是怎么样。这就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岁月，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逮捕枪杀，姚芳藻此时若不逃到海外，其命运不堪设想。

        在《文汇报》的两件大事

        《联合晚报》被关闭后，姚芳藻失业了。更为可怕的是，她有可能面临国民党政府的再次迫害。祸不单行，姚芳藻的弟弟也在这前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姚芳藻感觉到国民党特务不仅注意到了她，还注意到了她的家，更重的迫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于是，她决定只身潜往香港。姚芳藻经《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唐海的介绍，由总编辑徐铸成拍板进了香港《文汇报》当记者。

        应该说，再次进入新闻生涯的姚芳藻，她的新闻事业辉煌于《文汇报》，她的新闻记者生涯的终结也是在《文汇报》。她在《文汇报》的遭际比她在《联合晚报》时更惨、更灭顶。

        去香港几个月后，大陆解放了。上海《文汇报》复刊了，姚芳藻又回到了她日夜梦萦的上海。她在《文汇报》跑的是文艺这条线，曾任文艺组组长。在她这个“文艺组”里多的是后来都成了名家的“大将”：徐开垒、黄裳、全一毛、容正昌、朱嘉树、陶颖昌等。在《文汇报》的日子里，由她亲手经历的、轰动全国的两件大事值得一记：其一，发生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电影锣鼓”。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汇报》在当时作为国内唯一的一份知识分子大报，在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姚芳藻调到北京办事处。

        一天，《文汇报》编委会给北京办事处发来了一封信，指示：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决定在全国发起一场“讨论”，要求北办记者集思广益，多多征求各方的意见。接信后，姚芳藻就开始在首都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她找到了中宣部文艺处的干部、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钟作为国内电影方面的权威，当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姚芳藻即时向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的意见，并建议报社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

        报社采纳了姚芳藻的建议，并征得宣传部的同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电影问题的大讨论。一场“电影锣鼓”由此在全国敲响。讨论由一则标题为《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两封“读者来信”牵头，配以社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一时间，“声讨”国产片质量的文章从全国各地涌向编辑部，更有电影界著名的导演、演员陈鲤庭、吴永刚、石挥、上官云珠等以自己的经历，提出当前电影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发表了钟惦棐的两篇权威文章《电影的锣豉》与《为了前进》。

        毛泽东对《文汇报》发起的电影讨论起先是肯定的。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新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与会。毛泽东说：“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笔者注）发表的文章第一时期批评的多，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可是，毛泽东的话音刚落，风云很快起了突变。一篇《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把政治风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电影讨论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大会上训斥《文汇报》：“你们挂着牌子天天骂我们，是什么意思？”而时任文艺工作部部长的张春桥则恶狠狠地责令《文汇报》：“你们要给电影厂恢复名誉！”电影界召开批斗钟惦棐大会，勒令姚芳藻参加。中央电影局负责人王阑西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姚芳藻：“《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是姚芳藻主谋发起的！梅朵就是她的后台！”

        其二，就“双百”方针，采访周扬。

        就在《文汇报》展开“电影大讨论”的同时，姚芳藻还就“双百”方针专访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自“双百”方针提出后，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姚芳藻想：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到底怎么理解？经过一番思量，她决定找周扬。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党的最高领导人。

        于是，她壮胆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他接见，她讲了她的目的，并拟了要他回答的当时文艺界最敏感、最集中的五个问题：（1）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2）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3 ）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评论员《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4）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5）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几天后，她接到了中宣部的电话，周扬决定接受采访。回办事处后，姚芳藻很快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整理好采访笔录，周扬在小样稿上又作了详细和周密的修改。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问答”，全国轰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大报全都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就双百方针答《文汇报》记者问》。《人民日报》要全报社的记者学习这篇“问答”。朋友们纷纷向她祝贺：“你现在是名记者了！”姚芳藻也沉浸在快乐之中，那时女儿才一岁，她看着睡梦中的女儿，笑呵呵地对她说：“小宝贝，你将来长大了也当新闻记者呵！”

        天真、年轻的姚芳藻高兴得太早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右”风暴将姚芳藻和她的丈夫梅朵双双打成“右派”，工资连降几级，丈夫被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劳教”。孩子还小，收入微薄，生活一下落入了冰窖……此时此该，她才想起父亲的教诲：“当新闻记者没饭吃，记者是要杀头的！”

        回望姚芳藻的一生，作为记者，她问心无愧——在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她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作家，她努力耕耘，著作颇丰：《柯灵传》《秦怡传》《朝鲜的水》《失踪在莫斯科》《七人集》（与罗洪、欧阳文彬、欧阳翠、黄宗英、黄屏、彭新琪合集）。《六月飞霜——１９５７年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年前刚完成）等。尤为可贵的是，她晚年的著作比她年轻时多，越老笔越健。三部重头大著《柯灵传》《秦怡传》《六月飞霜》均是她在退休后创作的。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她离开新闻单位后去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一位阅历丰富和文字功底深厚的编审，她默默无闻地为许多作家的作品作了“嫁衣裳”。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外诗话》就是经她的手出版的。借此机会，我向我尊敬的恩师深深的鞠躬：恩师芳藻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