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最后晚餐》:隔壁家的事

        香港话剧团的《最后晚餐》从最终的呈现上来说，确实是近期上海舞台上比较难得的一部戏。它的题材，故事，和表导演等舞台各部门的高完成度，都使它的诚意和态度充分得到了展现。

        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母子，母亲18岁就生下了儿子，丈夫也只有18岁。他到处拈花惹草，酗酒赌博，在儿子小学两年级的时候把他活活打进了孤儿院。因此儿子一辈子害怕，憎恨父亲，极少往来。这一天母亲邀儿子来吃晚饭，因为丈夫不在家。闲谈间，儿子发现父亲出轨加出走，还欠了一屁股债，堪称无恶不作，而母亲对此却毫无反抗，两人为此而争吵。直到儿子发现母亲买的木炭，他才知道母亲今天邀他来吃饭的真正意图，于是他也坦诚相告，自己今天因为失恋加失业，也是准备自杀的。两人为死还是不死一事争吵，各自倾诉这个丈夫和父亲如何毁掉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于是母亲决定，要死也要拉着父亲一道死。可是儿子却认为父亲死不死和自己无关，他只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已。到了戏的结尾，儿子留下了态度暧昧的告别，开着玩笑和母亲说再见，离家出走的父亲却突然杀回家，一回来就对儿子一顿骂，对母亲颐指气使。然后母亲顺从地给父亲倒了啤酒，母子俩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喝酒，表情诡异，沉默不言，生活继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部讲述香港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戏，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导演和演员为这出戏作出的努力，他们以最为克制，收敛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日常，没有对悲情进行夸张无度的渲染。导演的处理不着痕迹，完全隐藏在流畅的对话节奏中，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到位，让人信服。

        但是，看完这部戏，我对遭遇悲惨的人物的同情非常有限，我也没有被母子之间的亲情羁绊深深感动，更没有为个人选择对于人生的巨大影响而唏嘘不已——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应该”从这部戏中感受到什么，我不知道创作者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故事传达给观众什么？

        如果用最直接的话讲，我觉得自己只是看了一场布景更用心，人物更走心的高级版《新老娘舅》而已。

        那是因为，虽然导演和演员竭尽全力用最写实的布景，最自然的演技冲淡了整个故事狗血的程度，但故事和人物本身，依然充满了狗血和奇情——但又不足够狗血奇情到像是《天水围的夜与雾》那样让人震惊，这个故事中人物的悲惨程度，更像是小区里的阿姨姆妈们，傍晚聚在一起遛狗的时候会分享的那种隔壁邻居的八卦，说完了各自感叹一下“苦啊，真苦啊”，就抱着狗各自回家了。既不会联想到自身因为隔壁家情况太特殊，也不会想要为这个隔壁邻居做些什么，因为，这是隔壁家的事，并且，这隔壁一家门还挺活该的。

        而故事的讲述方式，和人物的塑造，都是造成这种观感的原因。

        如果编剧的意图是为了让观众通过同情和可怜这对母子遭遇，然后受到他们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情节冲击，继而感受到一种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深深无力和绝望的话，那我首先没有看到真正的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的困境，其次没有看到人物屡战屡败的努力。

        整出戏中我能看到的困境是，母亲欠了一屁股债，房子被抵押，债主上门讨债，丈夫出轨，儿子失恋，失业，这些是困境，但并不是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的困境，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拿母亲来说，欠债还不出？那就把房子卖掉，或者找到丈夫押到债主面前。丈夫又一次出轨？那就离婚，从此断绝来往。明明还有选择，还有解决方案，剧中的母亲却偏偏什么也不做，关于为什么不离婚，母亲的理由含糊而站不住脚：“离婚是有钱人玩的游戏，我和你爸离婚也分不到家产”——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母亲不离开这个她已经恨之入骨的，毁掉她一生的男人。这部剧中的母亲，一直在逃避解决问题，一直在挑一条当时看起来更容易的路来走，18岁怀孕，生下来比打掉容易，那就生；结婚比工作容易，那就结；死比离婚容易，那就去死——所以，并不是真的没有选择，而是剧中的母亲每次都选错了。走到今天这一步，自作孽的成分比被无情命运压迫的成分要多得多。

        再说到儿子，失恋又失业，至于要死要活吗？无数普通人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都没有选择去死，为什么偏偏这部剧中的儿子，要厌世到这个程度？又是香港不少我一盏床头灯，又是我就是飘走的那只气球。哦，因为“童年阴影”。儿子对于自己被父亲揍这件事无法忘怀。可是，编剧除了让男主角不断唠叨自己被父亲揍进了孤儿院这件事以外，并没有让我看到，这件事对于男主角现在生活的真正影响。失恋，这和他被父亲揍的直接关系是什么？失业，又和他的童年阴影有什么关系？编剧不说，我就无法对这个童年阴影有具体的，真实的体会，也因此无法对男主角的遭遇产生同情，“童年阴影”变成了一句空洞的抱怨。

        只有一个瞬间，在剧的结尾处，父亲登场，搬起凳子的时候儿子条件反射般地拿手护头，这个瞬间真实地，具体地展现了家庭暴力对一个成年人的深深伤害。但只有这一个瞬间是不够的。

        我记得那个采访纽约路人的微博“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看上去三四十岁的黑人男性说：“我的父亲彻底毁了我。我三岁的时候，站在衣柜上，我父亲张开双手让我跳到他怀里，说他会接住我。我就跳了，我父亲根本没有接我，我摔在了地上。父亲跟我说，我说会接住你你就相信了，你也太蠢了。从此以后，我无法爱上任何人，也不能和别人交朋友，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太深，我无法相信任何人，这彻底毁了我的生活。”

        短短的一段话，却让我非常相信这个男人面对的困境，他父亲对他造成的伤害，童年的阴影和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因果联系非常清楚直接地摆在读者面前，让人一下子就理解，并且感同身受。我想在《最后晚餐》中看到的，是这样的对于“童年阴影”的处理。

        而不是现在这样，草率地，轻易地，让男主角抱怨两句女朋友走了，却不说为什么分手，感叹两句找不到工作，却不说为什么不去找工作。而在我看来，不挑明父亲，对男主角的性格，现在的生活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这层因果，那失恋失业的困境就不足以成为走投无路的绝境。失恋，那就像正常人一样疗伤，失业，那就像正常人一样找工作。你要跟我说你不是正常人，你是“有阴影的人”，你没办法像常人一样疗伤找工作，那就告诉我为什么，或者告诉我你曾经像常人一样如何努力过，却因为那个“阴影”而失败了。

        不断回忆小学两年级被揍的细节，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叫父亲却被打耳光的细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你失恋了就是天崩地裂，你失业了就要觉得自己不被任何人需要，只能去死，这根本不够，并且逻辑不通。

        于是，无论是母亲还是儿子，他们所谓的困境，所谓的毫无选择，在我看来都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我并不觉得生活将他们逼到了墙角，再退一步就是万丈悬崖，母亲和儿子对于丈夫和父亲的抱怨，没有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无法逃脱，这种生活是无法摆脱的，一个可以离婚，一个可以再找工作，自食其力，将母亲接去和自己住⋯⋯可是这部剧中的主角，连试一试的努力都没有，从戏的第一秒就放弃了，无视那么多生的选项，直奔死，直奔同归于尽，直奔“活着没有意义，我不是梅艳芳张国荣，所以死也无所谓”。剧中人从戏的第一秒就用各种方式各种台词，变着法儿地喊“我苦啊，我真是苦啊”，一直喊到了最后，除此之外没有提过一丝半点他们对改善自己生活的努力，有过努力的失败才格外令人沮丧，令人感到无力，没有过努力的失败则是必然的。

        他们苦吗？苦。但这么喊，只会渐渐让人觉得无病呻吟，自怨自艾并且最终彻底厌倦。也因而无法对他们自杀这个选择产生同理心，继而心生同情和感慨。

        是的，经过了长年的，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要求他们以常人的方式解决生活的问题是一种苛求。这对母子各自有性格上的缺陷，而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编剧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是这样性格的人，所以明明在还有那么多选择的情况下，偏偏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一出性格悲剧。

        那我现在所看到的性格，又未免太“正常”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这部剧中的母亲和姐姐，是如何逃避现实，活在幻想中，一旦面对现实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她们收集玻璃动物，不断回忆过去的美好，沉浸在虚假的幻觉中自欺欺人。

        让我们再想想电视剧《迷失》中的locke，这个男人被父亲骗去一只肾脏，又被父亲推下八楼造成全身瘫痪，是一个彻底被父亲毁掉的典型例子。这样的人到了小岛上，会偷袭他人，破坏无线电设备，只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小岛，会隐瞒别人的伤情眼睁睁看着他死掉，他残忍而古怪。

        这才是受过重大创伤的人，会变成的扭曲的样子。要么逃避现实，活在幻想中，要么矫枉过正，自己变成施暴者。

        或者，还有其他不正常的样子。而作为观众，我需要看到受到创伤，活在父亲和丈夫的阴影下的人物，显示出他们的“不正常”，并且让观众理解他们的“不正常”，继而他们因为“不正常”而做出“不正确”的，极端的选择时，才会让人唏嘘感叹。

        而在《最后晚餐》中的这对母子，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极端的性格特质，他们太像正常人了。整部剧他们都如正常母子般相处，争吵，和解，母亲对儿子好，儿子对母亲孝顺，除了都要自杀，其他时间里都清醒而理性——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完全看不出他们是自毁的人，向死的人。

        《最后晚餐》中的母亲，是一个从十八岁开始就跟着一个酗酒的赌徒生活的女人，这期间她因为老公嫖娼得过性病，她的儿子被打进孤儿院导致骨肉分离，三十年中她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选择走，为什么不走？她的性格必然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她的不走是不是因为她想要活在受害者的角色中？或者有斯德哥尔摩症的倾向？又或者她就是极端的软弱，极端的天真以至于能忍则忍，那又是什么在支撑着她的忍耐呢？

        这些，我一概没有在剧中找到答案，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中年女人，一个竭力保护自己的儿子，控诉自己丈夫的女人——而不像是一个忍受酗酒赌博欠债嫖娼的丈夫，忍受了三十年的女人，她缺乏那种长期忍耐下会出现的自欺欺人，逃避现实的症状，也没有那种逆来顺受的麻木。

        《最后晚餐》中的儿子，是一个活活被父亲揍进孤儿院的男人，他厌世，向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自己不被需要的想法，和他在剧中的言谈举止搭不上边。他明明还是非常“入世”的，体现在他对一切还非常在乎，对自己的出身，存在，对父亲的恶行，依然随时爆发出愤怒和委屈，积极地声讨，然后一转身，他又变脸般多愁善感地说起香港的灯光少了他没分别，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编剧也没有通过台词和行动，塑造出两个性格扭曲的极端人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化”他们的选择。

        而如果编剧既不是要展示极端困境，也不是要展现极端性格，而是要探讨社会对于底层小人物的压迫呢？

        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出现过一种名为“厨房水槽戏”（kitchen sink drama）的戏剧类型，这类戏常常以社会底层人物作主角，场景写实，故事往往带有社会批判性，通过日常琐事使人们产生共鸣。

        如果编剧旨在写一出“厨房水槽戏”的话，那他选择的情况又变得太过极端，太过个例了。少女妈妈加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况首先很难说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其次非常容易让人将焦点转移到个人的恩怨情仇中。我并没有通过这个戏感受到高速发展的都市对底层小人物的漠视之类的东西，剧中的儿子曾经感叹“如果我有两千万，我就能重建父子关系”，剧中的母子屡屡打开电视，呆望着绚丽多彩的广告，这些细节，似乎是对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有话要说的，但是，这都被这对母子对于丈夫和父亲无休止的控诉淹没了。我没空联想到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多坏，因为我正忙着感叹这个丈夫和父亲实在是坏到家了。

        排除了前三者。最后，我为编剧找到了自然主义。

        所谓的自然主义，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在法国戏剧界逐渐繁荣起来的一种戏剧创作流派。代表作家是左拉，根据廖可兑所著的《西欧戏剧史》上的解释，左拉对于自然主义戏剧的故事、人物、语言等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首先，自然主义戏剧作品必须是“社会生活片段的复本”，“必须如实地描写生活的片段”；其次，左拉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性格是遗传下来的，自然主义戏剧就不必重视人物性格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而只是着重从观察得到的某些事象的反映，并且对于这些事象及其所产生的环境的阐述是越精确详尽越好；最后，自然主义戏剧废除了诗的语言和独白，认为必须要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必加以修饰，而且每个人物应该精确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要求讲话。

        根据这三条，我回头再看《最后晚餐》的故事和人物，觉得它确实更靠近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它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个生活的片段，一个寻常的夜晚，甚至连舞台墙上的时钟都是和现实时间同步的。其次，并不挖掘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而只做表面现象的展现，最后，完全运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加修饰。

        但问题在于，首先，对于真实生活和日常对话的完整还原，几乎将这出戏的节奏彻底拖垮，儿子拿出母亲买的木炭之前，两人对话之琐碎，之反复，简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其次，这种对于苦难的自然主义的白描式展览，太缺乏立场了。

        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两个人，将他们自杀前一个夜晚的对话写出来，是心怀悲悯？还是劝人反思？编剧必须给出明确的立场，并且通过剧作法，用台词和行动证明自己的立场。

        而现在的《最后晚餐》里，因为人物遭遇悲惨，所以悲悯同情好像有点儿，因为悲惨的情况是人物自己造成的，所以劝人反思选择的重要性好像也有点儿，这有一点儿那有一点儿，要么就是编剧想说的太多，要么就是编剧什么也不想说，摒弃立场和态度，只负责记录，让观众随便解读——但这种绝对的白描，绝对的中性是不存在的。

        解读的多义性永远是留给观众的，创作者自己必须明确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到底想说什么。如果一味追求白描，反而会让作品暧昧不清，意图模糊，好像说了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说。

        最后，就真的变成说一件隔壁家的奇葩惨事，不仅事不关己，而且听过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