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绑架”义务教育，逼死37岁贵州超生父亲

         编者按：​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碰上同样是基本国策的义务教育，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多年前，在生了3个女儿之后，贵州农民王光荣终于迎来了1个儿子。多年后在孩子入学时，“严重超生”的王光荣面临着22500元的罚款。​

        最终，家里只有1头猪和5只鸡选择了用美工刀结束37岁的生命。​

        然而，被计划生育捆绑的不单有义务教育，还有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

        

        村民唐永江说，许多家庭都是举债或者卖掉牲口凑钱，他有两个儿子，罚款共计2300元，此前陆续交过一些，当时还剩下1000多元。为此他将家里的一头半大小猪卖掉，偿清了这笔罚款。​

        但王光荣没有可以变卖的家产，3间老旧的房子还是从邻居家里买过来的，即使卖掉家里的1头猪和5只鸡，也无法凑齐18000元这个“天文数字”。​

        当天适逢农历二月初二，当地有祭山的习俗。惯常的程序是，村里每家凑点钱，到后山一座龙王庙做一顿饭吃。王光荣从万屯回来后，被邻居们吆喝着去祭山，并没有和妻子说太多罚款的事。​

        吴金敏甚至觉得，前几日有些焦虑的丈夫当时心情不错。她让王光荣盛一碗米饭带过去，王却笑着回答到：“有肉吃，还吃什么饭！”​

        一切似乎看不出征兆。下午三四点祭山结束后，王光荣又到村里的唐永健家帮忙，唐家正好为儿子办满月宴。吴金敏也在这里帮忙，他记得当晚丈夫还和几个村里的人玩了一会儿牌。大约晚上8点多，他们一起回到家里。​

        第二天早上就是孩子们报名的时间了。吴金敏一大早就起来给四个孩子收拾行李，按照约定，由丈夫70岁的父亲李水强（李水强本姓王，过继到李家后改姓李）送孩子们去读书。​

        吴金敏发现丈夫醒了，但并没有起床。1岁的三女儿向父亲要生活费，父亲说他没有钱，“找你妈要”。小女孩又说要带“计生证明”，父亲同样拒绝了，“他说我们没有证明，要到计生站去开”。​

        三女儿向绿署记者回忆，此前几天她曾向父亲要过几次计生证明，“感觉他好像要烦了”。7点左右，4个孩子跟着爷爷沿着田埂的小路，走到村头的公路上去赶车。​

        8点多，从兴义回来的大哥王甫来到王光荣家，问他是否要去唐家帮忙。王光荣当时告诉他，说腿疼。王甫掏出500元钱丢到床上。王甫说，此前，王光荣陆陆续续欠他4000多元，但王光荣很少开口借钱，多半都是他看不过去，主动给的。​

        9点多的时候，老母刘会香亲又过来看望儿子，给了他100元钱。“我说先拿去交一点，但他就是不要，还说我不懂。”​

        收拾好家务，吴金敏出门时将近11点，这是正好碰到邻村的幺舅李万华来串门。吴金敏得知，李万华也是来想借钱的，去年他贷的10000元款即将到期了。李万华告诉绿署记者，见面后两人喝了一些酒，他试探着问了王光荣有没有钱借，王回答他，“两个娃娃可能都读不成书了，村子里到处都在借钱。”​

        不多时，去万屯送孙子的李水强正好回来，吴金敏开始张罗着做午饭。吃完午饭将近12点，李万华和李水强离开了王光荣家。吴金敏随后去邻居家帮忙了。​

        临走时，王光荣说他觉得冷，还想到床上去躺一会再去帮忙。​

        12点50分左右，同在唐家帮忙的邻居告诉吴金敏，说听见他们家有“砰砰”的响声，吴赶紧跑回家。​

        她推开门，看到王光荣跪在床边，头栽倒在地上的一块土坑里。屋里光线很暗，她还以为丈夫晕倒了。吴金敏赶紧上前，丈夫已经浑身冰凉，“土坑里的血都流满了”。​

        随后，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

为添男丁生了三个女儿​

        吴金敏事后回忆，丈夫在自杀前几天叨念孩子报名的事，这在以前很少有过。“他经常说要让娃娃多读点书，不要长大像我们一样。”吴金敏告诉绿署记者。

        王家的小儿子小金（化名）来之不易。2000年前后，吴金敏生下了大女儿小燕（化名），两年后诞下二女小樱（化名）后，意味着这对夫妻合法生育权利的终结。​

        王光荣兄弟四人，重男思想较重，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没儿子，作为二弟的他觉得一定要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在二女儿两岁的时候，王光荣和妻子逃离下坝，来到邻镇郑屯，准备在这里继续生第三个孩子。​

        王光荣开始在镇上找零工干，有时候也贩卖蔬菜做小生意。“那时候日子很苦，每天还担惊受怕的”。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

        王光荣决定再赌一次，很快妻子的肚子又隆起了。这段时间王光荣更加勤奋，他还开了一个做蜂窝煤的小厂子，自己做自己卖。每天能做一千多个煤块，一个卖一毛钱。“有时候能卖几百个，有时候一个也卖不出去。”吴金敏说。​

        据王家人的讲述，2004年，一个在郑屯的朋友借了王光荣100元钱，后王光荣因为缺钱前去讨要，对方不给，还威胁要打他。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王光荣用随身挟带的水果刀桶伤了这名男子。​

        据当地人讲述，这位受伤的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为此付出了4年的自由。2006年，他被关进了安顺监狱，直到2010年出狱。​

        吴金敏说，出事后他们从郑屯搬到了兴义，王光荣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当时她即将到达预产期，无法找活儿干，只能四处借钱生活、治病。​

        就在儿子7个月的时候，王光荣被警方带走。王光荣从未向妻子说起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吴金敏只记得每次监狱那边打来电话，都说需要钱。她从狱警那里得知丈夫身体不好，每次都要东挪西凑几千元带过去。吴金敏说，4年时间，丈夫在监狱里就花了1万多元。​

        出狱后，王光荣极少说起自己的病痛，不过大哥王甫告诉绿署记者，直到去年底，王光荣仍旧在吃治疗膀胱结石的药，还到兴义医院检查过。今年没再服药，他也不清楚是因为没钱还是病情好转。​

        王光荣坐牢期间，妻子几乎都靠亲戚接济过活。出狱后的王光荣，儿子已经4岁了，还债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当时一家人还挤在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王光荣借钱买了邻居家三间旧屋。他对妻子说，“以后有钱了自己再盖。”​

        看起来，这个男人准备开始新生活了。吴金敏说，丈夫出狱不久就到广东一家家具厂打工，但待了不到一个月因为家里有事折返。此后，他又到各地找活儿干，由于既无文化又无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儿打零工。就在自杀前段时间，他还去昆明做水泥工，但也只待了一个月左右。吴金敏说，家里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至今还欠下银行3万元的贷款。贷款也是为了还债，“当时还完就还剩几千块了”。​

当国策“捆绑”国策​

        在王光荣逃离下坝的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该案间接影响到了当地计生工作的执法方式。​

        2004年元月，安龙县海子乡计生站的站长刘超带领11个人到安王村开展计生工作。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附近村民回忆说，这群人其实就是为了追讨罚款，安王村刘武厚的三儿媳严文珍是计生对象。​

        贵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终审判决显示，计生工作人员通知严文珍缴社会抚养费，严不配合，随后发生冲突。刘武厚的四子刘进元看到后，从家里拿来一把手电筒，刘超等人怀疑其带着刀，便将其按倒在地实施殴打。​

        见到儿子和媳妇遭遇殴打，68岁的刘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向人群。一阵乱桶之后，刘超当场死亡；另一位计生干部赵庭专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其余多名干部受伤。​

        半年之后，刘武汉在一个山洞里被抓，后被判处死刑。​

        附近村民告诉绿署记者，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从未提过交罚款的事，暴力执法越来越少见了。相关部门也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即人们在计生政策上出现违规，在办理其他事项将受到限制。这成为近些年计生政策执法的显著变化。​

        但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据媒体报道，在广州、江西等地，都出现过因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出现学生无法报名上学的情况。计生政策普遍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

        绿署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 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当地兴义网的一篇名为《兴义教育系统强力推进计生工作》的报道中，提到“各站（校）与学生家长签订诚信计生协议或合同，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运行机制”。​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凡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和从外校转入的其他年级学生，需携带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绿署记者，教育系统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他们并不是不懂法，义务教育也是国家政策”。因此，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吴金敏告诉绿署记者，此前四个孩子入学，均未要求查看“计生证明”，22500元的超生罚款也一分未交。​

        “通俗的说，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罚款’，别的事也办不了。”前述匿名人士告诉绿署记者，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但吴金敏告诉绿署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吴金敏哭诉着喊道：“你来叫他们找你爸爸要，人都四脚朝天了。”​

        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3月3日，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就抓好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作整改有关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

        绿署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打开网页，相关新闻依然铺天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