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生”饶平如：现实版的“陆犯焉识”

        陆焉识的故事，是小人物在政治浪潮中的命运写照，又是他们过往几十年境遇的缩影。

        今年92岁的饶平如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国民党军官、出版社编辑、五个孩子的父亲。

        和陆焉识一样，他也经历了反右、劳教和长年的家庭离散。他的妻子，也付出了多年的耐心和坚忍。好容易两人最后又在一起了，妻子毛美棠却身患重病且渐渐失去记忆。

        两人最后的岁月就是饶平如在全身心照顾妻子中度过，每天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4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纪录，他不放心别人帮。

        妻子去世后，饶平如无以排遣，遂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他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于是，他一笔一笔，从美棠童年画起，集辑成一册《平如美棠》。

一       

        1922年，饶平如出生于江西南城大户人家，幼年听母亲读诗、吹长笛、讲忠孝故事。

        1940年，抗战进入第三年，日军入侵中国内地，在高涨的抗日呼声中，还在念高二的18岁青年饶平如渐渐懂得国恨家难，他从高中退学，报考黄埔军校。

        考中后，饶平如放弃家里殷实的生活，与父母互相赠诗告别，前去军校。

        三年后，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加入国民革命军第100军，在常德、衡阳、湘西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作战。

        彼时，饶平如是个血气方刚、不惧怕死亡、不怕远行的国民党年轻军人。湘西会战中，饶平如与死亡擦肩而过，日军的子弹雨点般落在身边。

        他抬头望天，见天空晴朗，云影徘徊，又驰目四面，四面全是青山。忽然，就在炮火声里他开始静静地想：“这里也许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有蓝天，有白云，有莽莽青山，死得其所啊。”

        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饶平如回乡，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

        离开的原因，一是因为婚期将至，他要回家和未婚妻毛美棠结婚，二是不想打内战，“我（从军）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打中国人，没什么意义。”

        饶平如和妻子的婚事虽是奉父母之命，却也是一见钟情。此后他总是唤她“美棠”。

　　他记得的两人唯一一次争吵发生在新婚后不久。

        “为什么而争吵呢？实在想不起来。当时年轻气盛，只觉得她太不讲道理，一气之下，我就把桌上的一个红色热水瓶往地上一摔。瓶胆应声碎裂，开水流满地板。美棠卧在床上便哭起来。我们彼此不说话，就这样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便走过去拉她要劝解，没想到她倒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1950年，几经辗转，饶平如定居上海，在大德医院谋得会计一职，兼职出版社编辑。

        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担负起家庭责任，“26岁以前我不怕死的，结了婚后我就怕死了，我有妻子儿女，万一死了怎么办。”

        依靠饶平如的勤勉工作，饶平如和妻子生活尚属优渥。他每个月工资240元，是普通上海市民工资的数倍。妻子毛美棠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做全职太太。

        “这是我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饶平如回忆。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没有人能料到，平静富足的生活仅持续了7年，就被席卷全国的政治浪潮打破。饶家因此经历了长达22年的离散和坚守。

        抗战时担任国民党军官的经历，成为饶平如无法隐藏的“污点”。

        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人直接从单位带走，送到安徽六安接受劳动教养。

        他离开时，最小的孩子3岁，最大的也才9岁。

二       

        在饶平如走后不数日，其单位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丈夫“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此事，美棠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在安徽，最开始的十年，饶平如一直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他干的活是独轮车运土修坝，两三百斤的土，推拉着一车又一车，要消耗掉他这个瘦弱男人大部分的体力。

        1959年秋天，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紧缺，饶平如全身浮肿。

        “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二十公分。”医务室给他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

        恰恰在这一天，他收到了美棠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红豆饭里搅拌，红豆饭被搅得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吃完了。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

        饶平如被劳教，给这个原本富裕的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妻子美棠不再当全职太太，她辞退保姆，在上海黄浦区的街道生产小组工作，还兼职到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为了补贴家用，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

        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女儿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此时，饶家母老、家贫、子弱，而远在安徽劳教的饶平如，每年只有一次探家机会，一般放在过年时候。全家人都倍加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春节探亲前，饶平如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三十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

        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饶平如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

        出发那天，饶平如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美棠的妈妈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女儿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饶平如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

        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他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饶平如只同意长子和次子送他去火车站。最小的女儿小红为了也能送爸爸去车站想出一个“办法”。

        天亮时分，准备动身的饶平如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

        小孩毕竟贪睡，饶平如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饶平如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两个儿子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相聚的时日总是有限。

        22年内，五个孩子接连长大，在他们工作、下乡、恋爱的关键时刻，都是妻子美棠独立张罗，离家22年的饶平如仿佛是个旁观者。

        22年间，这个旁观者通过信件参与各种家庭事务，分享子女的愁苦喜乐，夫妻间互通了上千封信。

        信中，妻子或是柴米油盐或是生气抱怨，“孩子们讲，你回来没衬衫，准备给你买一件短袖衬衫回来好穿，你喜欢白的还是淡灰的？”；“所以为了出身不好，每个孩子都遇到种种不顺心的事”。

        遇到过年，美棠会说，“春节我也会买肉、鱼，再加两只鸡，所以也不错了。”

        妻子每一封信，饶平如都留着。他有个木头箱子，看完后就锁进箱子，隔几天就拿出来看看。

        这些信都是平实的，最具情感的字样或许是结尾的“祝好”。

        其余多是烦心琐事，怎么弄点麻油、鸭子、鸡蛋回家；孩子的工作能分配到哪里；大儿子肾炎，小儿子又得了病毒性肺炎，周转不开的钱没法给儿子补营养，牛奶只能两人分享着喝；自己马上要退休可能无力偿付房租；孩子到了谈朋友的年纪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窘迫而遇阻。

        也有一个女人应付不来的事儿：家里妈妈摔了一跤，只得毛头和美棠日夜照顾；房管所的人带有恐吓性质的上门讨钱；为了完成生产指标而抽不出空给女儿买个鸡蛋做生日礼物；50岁了，做不动了，就没再去做建筑工。这些美棠都写在信里。

        写完这些艰辛，美棠总是不忘告诉他“我们家里有荤菜”，“你要注意身体”。

        对饶平如而言，缺席的这22年，妻儿就在一封封信件里生活着。

        他总是自责，“5个孩子都由她一手抚养，我除了省点工资寄回家，别的什么也干不了”，饶平如有了5块钱也是要寄回家的。

        因为饶平如的缘故，美棠不仅要处理生活的困窘，还要忍受旁人的冷眼。

        里弄干部范阿姨和美棠相遇时，原本满面春风的脸，瞬时变得冷若冰霜。小儿子也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如愿参加医务人员考试分档而心情郁结。美棠安慰他“你若能回上海工作，孩子们的一些问题也容易谈的。”

        为了饶平如能早点回上海，报纸上如有刊登“劳改释放，劳教满期的人也可用”，关于右派摘帽等文章时美棠总要提醒他看一看。

        终于，时局再次转向，饶平如能回家了。

三

     　相比陆焉识，饶平如是幸运的。

        劳教的同伴中，许多夫妻因此离婚，子女因受到牵连而怨恨父母的情况并不鲜见。

        离家的日子里，美棠总是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他没有做错事”，子女对他没有一丝埋怨，长大后也会与他通信。

        1979年11月16日,饶平如终于得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儿子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后来饶平如在画中把他补上。

　　1980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饶平如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饶平如终于看到了这迟来22年的理由——“做假账”。

        “我何曾做过假账呢？”饶平如自认为无愧国家和人民。这个时候的饶平如，已经58岁，即将步入老年。

        1958年9月28日赴安徽劳教前，他并不知晓，这一别就是22年。回忆起那22年，饶平如说：“不是我一个人，当时那是一个时代。还有开国元勋，大将军，他们没想到这个待遇，这样一个潮流，也会包括我。”

        归家之后的饶平如和美棠终于过上了他们所愿的日子：“出去走走”，“买点吃吃”。

        退休在家时间多了，饶平如便备齐颜料宣纸和一些国画教学书，在家临摹起来。每有新画成，先给美棠看，美棠时常打趣他“早干吗去了”。

        美棠身患肾病，需要每天进行腹膜透析。饶平如就去医院向护士们讨教了办法，又购齐了相关的设备，在家里每天给她做腹透。这样一做就是四年。

        后来，美棠变得讲话前言不着后语，有时则显得不通情理，性情乖僻，人越来越糊涂了。

        一日，家中只有饶平如与美棠两人。美棠喊孙女舒舒，舒舒此时仍在上班。美棠就说饶平如故意把舒舒藏了起来。饶平如登时觉得，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他不由绝望至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

        即使美棠糊涂了，饶平如还是事事依着她。 一天晚上，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家附近没有，年已八十七岁的饶平如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

        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他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她又不吃了。

        美棠为多年肾病所累，于2008年3月19日去世。那天，饶平如握住她的手觉得尚有余温，然后便渐渐转凉。

        这一天距离他们结婚60周年纪念只差5个月了。

        多年后，饶平如用作家杨绛的话怀念妻子美棠，也概括自己的一生：“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