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严歌苓：“归来”的不只陆焉识

       

         正在上映的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但是电影只使用了小说最后20多页内容，故事的重点也在于团圆、创伤的弥合和生活重新开始，而小说《陆犯焉识》主要处理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历史中的命运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陆焉识的原型是严歌苓英年早逝的祖父，再加上另一个在西北劳改的长辈的故事。日前，作家严歌苓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她表示，《陆犯焉识》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追求精神自由的小说。

         东方早报：电影版《陆犯焉识》取名为《归来》，有什么含义？

         严歌苓：因为小说不只是写焉识的归来，还有婉瑜的归来，她用失忆，把生命中恐怖耻辱的记忆抹去了，她也是归来，但已回不到原来家庭。如果这个小说不强调劳改的那一段，那可能就只是一段“倾城之恋”。我把婉瑜、焉识的关系处理成错位、蹉跎的情感，他们最初并不相爱，当焉识体会到爱并回来的时候，婉瑜失忆了。苦难成全他们在一起，最后，焉识成了陪伴婉瑜的新恋人。人生就是这样子。我跟很多老人聊天，他们都会说，他/她在身边的时候，没有感觉；当对方走了，就觉得为什么当初不珍惜这份感情。

         小说前面三百多页写苦难，最后写失忆，是有隐喻。我在这个小说里，倾注最大的写作激情就是关于自由，知识分子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

         东方早报：在电影《归来》中，焉识和狱友在大西北的残酷生活被严重弱化了，小说是否更强调那部分残酷历史？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中，那些上海“右派”的经历跟陆焉识都很像。

         严歌苓：我特地拜访过杨显惠先生，听他讲关于“右派”劳改营的故事。实际上，夹边沟离我写的那个地点，距离不远。那个给我很多大西北监狱材料的老人，就是上海人，他说那个监狱里有很多上海人。为创作这部小说我曾到青海做调研，“文革”时那里有很多监狱和劳改队，我听到的故事都非常残酷。比如有一个营地，每天都要死很多人，所以每小时都要点人数。小说里也写到了焉识逃跑的故事。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是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

         东方早报：小说的时间顺序其实非常清晰，从1930年代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后。可你没有用线性时间顺序写，最先写的是劳改部分，然后再穿插陆焉识年轻时代的经历。为什么？

         严歌苓：我用孙女的视角叙述爷爷的故事，我希望用一个当代的年轻人略带玩世不恭的口气来讲故事。这也是后代人理解前代人苦难的一种态度，因为她没有经历过，所以是不能理解的。我想给后代展现的不只是苦难本身，还有苦难中的荒诞性。另外，既然这个孙女记住了爷爷的故事和苦难，那么这种记忆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东方早报：从《天浴》、《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到《陆犯焉识》，你的小说都关注中国近代历史、家族史，这在女作家中较少。这是你的写作自觉？

         严歌苓：我们这个民族，从吃饱饭到现在才多少年？每个人能有尊严地生活才多少年？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成长，我上一辈人讲的故事，都是关于苦难。我们的民族是那么容易接受苦难，那么容易给予宽容。历经苦难的民族才会这样。我出国20多年，对这种苦难，经常拿来与外国人的经历比较，这才有了反思历史和写作历史的激情。在美国，一个人因为父母的离异而造成创伤，他写作最大的悲剧就是家庭。而我们经历、承受了那么多，我们最富有的就是历史、经历。我觉得，写作不去挖掘这个富矿，是巨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