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伊肯伯里：中国不是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对抗旧秩序，它崛起的目标更趋近于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而并非从外部将其推翻。 

        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是围绕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斗争而展开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计划是写三部曲，前两部已经出版的作品分别是《大战胜利之后》、《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即将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其立论建立在前两本著作的基础之上。在第一部作品中，我提出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博弈历史上大都是在战争之后发生的，第二部则是关于美国的战后政策。新书暂定标题是《同一个世界：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主题将会围绕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在这个进程中的变化来展开，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即中国作为崛起国，其战略目标和需求都与历史上其他的崛起国不同，其所面临的困难也较以往迥异。这将是一本意图在理论上与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吉尔平和保罗•肯尼迪等名家相区别的作品。

        21世纪的权力格局不同于以往，战后确立的自由秩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秩序变革史无前例，与以往所有的崛起国家迥然不同。新的时代会削弱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由于国家间实力升降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我也不认同卡赞斯坦等学者提出的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带来新价值主张的相关论点——开放和对规则的认同是东西方的共识。在提出问题前我需要指出，探讨的前提条件是权力转移正在发生，单极世界正在削弱，而新的格局却并不明朗。我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是，权力的物质基础是根本，而在其上是相对形而上的政治性的内容，例如体制、观念、组织等等。这是一个类似于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我也要探讨国际组织对于全球事务的影响。诸如保罗•肯尼迪、吉尔平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的作用如今发生了大的断裂，已经陷入危机。更有部分学者对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否能保持和平状态表示悲观：在大国衰落的时候，其影响与国际组织和体系的作用会发生断裂，造成大国的“合法性危机”。

        接下来便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东西方的差异在新一轮的实力对比变化中是否不可克服？新兴国家所要求的国际新秩序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是否更加自由？新的国际权力格局中国际组织的作用究竟几何？另外，我还要探讨中国与西方在国际秩序上的分歧。

        我的观点是，首先，新的权力转移不会造成自由主义基本盘面的改变。新兴国家将更多地在战后六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内进行活动，而不会对规则本身提出挑战，无论是对WTO、IMF，还是核国家俱乐部体系，都是如此。今天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挑战国际体系等级的根本性对立。冲突并不关乎原则，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权力如何再分配。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拓展了而非缩小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维度。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我需要引用上一部作品中的论证，即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来自整个旧秩序而不止来自美欧，这是一个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秩序体，是西方中心下的民主—自由架构，是经合组织(OECD)的世界。融入这个体系很容易，但是希图颠覆则非常困难。相关先例有日本和韩国，其中我认为韩国这个案例很有意思——韩国为一国如何和平转型提供了一个范例：从一个接受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国家转型成为提供ODA的国家，同时国内的代际流动性非常明显，而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正面临类似问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G7到G20、从“美国梦”到“中国梦”，变富变强的不是西方国家。国际秩序面临新的变化，其中主要有三种国家模式：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国家、新兴国家。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在其近著《邓小平时代》中提及邓小平积极借鉴邻国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中的积极部分，促进中国的发展，这可以证明积极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旧秩序不同于任何以往崛起国家。

        其次，在国际自由主义的诸多主张中，开放性与流动性正是中国所呼吁的。这里我需要强调国际组织的影响。我很好奇中国如何看待多边主义：中国的立场非常特殊——在国际事务上它非常愿意与国际接轨并融入体系，但是在国内事务中中国却并没有屈从于西方而走上政治转型的道路。我的预期是，这样的格局至少还会存在20年。这种局面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有体系可以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学者曾经从以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指出中国的海军将超越美军，崛起为下一支全世界最强的海上力量。在这个领域中，现有的海洋法公约和规则体系使中国得以发展海上力量，使其获得美国曾经拥有的各种相关利益和地位。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也应该在其他方面保持多样性的发展，这样有利于分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武力的关注，不会重蹈传统观点中崛起国之覆辙，引发各种相关冲突。这种取向在WTO等其他领域中也同样适用。有些学者声言“规则是弱者的武器”，我却认为，规则也会被有实力的国家所利用，作为工具谋求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以及在全球事务中的相关利益。中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这种做法相对来说不会引发他国对中国的疑虑和反弹，因而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王缉思教授与李侃如教授共同提出了“中美战略互疑”的观点，对此我可能有些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熟悉了国际规则，如果把握得当，可以在国际组织中有良好的表现。

        中国古代曾经有“天下”的体系论和观念，也许我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借鉴考虑。以史为鉴，当下的权力转移并未呈现出十分激进的形态，一国独大的前景尚可持续很多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思考国际秩序的本质。在其强大的号召力之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会主动参与进来，考虑如何通过美国主导下的秩序来获取本国利益，通过巩固这个体系来解决未来20年的全球性问题。而作为崛起国家，中国则需要通过权力转移成为秩序创立者。对于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及变革，中国应该有相应的损益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理清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今天人们谈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讲类似于18世纪洛克的观点——强调个人权利、自然权利、自由政府等等；但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源自于其主张对物权和财富进行保护。自由主义是西欧在历史发展中针对于可能侵犯物权的主权统治所创造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财产的保护，这不光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是所有存在物权的社会所需要的工具，社会主义者拉斯基也持有类似观点。而这种立场再进一步，则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不谋而合。

        在中国，新近崛起的商业阶级会使得中国更倾向于国际自由主义。如果将其类比于二战之后日本崛起的那一代跨国资产阶级，例如索尼公司等会很有意思。我认为这样的阶级会为国际自由主义鼓与呼，因为这样他们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相关经济利益。在这一进程中，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是提高中国在IMF等体系中的话语权，或是在诸如G20这样的领导集团中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另外还有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前两项是政治权力方面的追求，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适时做出妥协；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事关重大，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需要在国内做出更多努力，使得国际上人民币获得更多承认，并成为公认的保留性资产之一。如果要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则中国需要在这一进程中更深入地规范资本市场，保持资本市场秩序和货币的稳定，使国际社会更愿意并更放心地投资人民币。

        我本人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主义的——制衡伴随着风险，大国之间需要克制。亚洲问题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这确实与二战以前特别是19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历史有些类似。但是，“历史是重复上演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倾向于持保留意见。譬如中日关系，如果将日本与德国战后的和平国家战略相比较，德国将自己和法国捆绑起来是彼时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日本没有扮演类似角色的合适邻国，所以它将自己与美国绑在一起。美国在亚洲扮演了法国的角色。这样一来，其实中国应该乐见美日同盟，因为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日本会因为没有限制而变得危险。这正是安倍政府现下正在破坏的局面，他们希图得到更多，这与日本战后的成功道路背道而驰。从日本方面来讲，应该试图减少历史问题的影响，找到解决历史问题的途径，而不是点火。挽回局面的终极办法也许是请天皇本人访问中韩两国？但这可能是外交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其时机选择将会非常敏感，难以把握。

        基于以上观点，我的核心结论是，中国的崛起目标更趋近于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而并非从外部将其推翻。中国现在的前进道路，可能将是新形势下每一个意图崛起的国家的必经之路。一位《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最近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是“修正主义国家”，它们不认同现有国际秩序，与自由民主国家有根本性的理念冲突。但我想指出的是，如同我新书的暂命名《同一个世界》那样，全球事务并不必然会划分为“两个世界”或是“三个世界”，中国的未来很可能并非走向与旧体系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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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本文为伊肯伯里教授2014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所做讲座的录音整理稿，发表于2014年2月15日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