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乱局：亚洲真的民主过度？

       

        在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出版到今天的这40年来，亚洲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区域性的、连锁式的戏剧，有喜剧，有悲剧，还有讽刺剧。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最近十多年，后二者的比例有所上升。

　　最集中的例子要回溯到2008年春夏，亚洲再一次陷入多米诺骨牌效应，巴基斯坦、尼泊尔、韩国、泰国、蒙古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像商量好一样一起涌上亚洲舞台，就连长期以来对政治不稳定免疫的印度这次都未能幸免。那一轮袭击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大片地区的龙卷风的漩涡中心是“民主”二字。

　　巴基斯坦要恢复民主、尼泊尔要向民主进军、韩国人用最“直接民主”的方式反对他们的民主选出的总统、泰国的民主好像又要按下“暂停”键了、蒙古的民主有点血腥味儿，印度嘛？民主身体还好，就是不太愿意工作。

　　这么多的“民主”问题，难怪有人，比如《Newsweek》，要给亚洲的民主病下下诊断书了，病因是“民主过度”。药方呢？没有人细说，实际上也无法细说，难道“民主过度”的治疗手段应该就是减少民主了？这可是政治上绝对不正确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萨达姆当年也曾创下99%以上的投票率纪录，以显示其最“民主”。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民主“过度”，恰恰在于民主的内涵中，一些更为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东西却还远远不足，这些亚洲民主缺少的东西才应对这段时期以来的亚洲乱局负责。

　　新兴或老牌亚洲“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只不过具备了民主的表现，但是民主表现的背后支柱，也就是政治的制度化运行、充分的社会表达以及社会高度一致的基本共识等等却并不牢固。

　　民主要求健全而有效的制度，使不同的社会诉求能以制度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实韩国、泰国风波的导火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政策分歧，却一下子跳过制度内辩论和检讨，直接诉诸于街头政治。制度显然没能在需要起作用的时候挺身而出。至于那些甚至没有获得和韩国、泰国水平相当的制度运行能力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就无须赘言了。

　　民主同时要求充分的政治参与，这一点表面上亚洲是具备了的，大量民众上街，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参与意愿。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数可能很多但不一定属于多数派的群体的显性表达。也就是说上街的人很多，但不上街的肯定更多，只不过上街的人对政治的影响更大，仅此而已。

　　这种政治参与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人数可能不充分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表达并不充分。目前的政治表达完全是一种滞后的反应——事情发生了，人们感到不满，然后上街。如果政治表达真的做到了充分的话，在政策制定前这一问题的可能后果就会因为进行过充分讨论而成为决策者的决策参数，不会因为决策出自关起门来拍脑袋，事后才大呼“没想到”。“没想到”本身便是表达过程不充分的结果。

　　此外，民主要求社会高度一致的基本共识，这是普遍处于转型期及转型后期的亚洲国家最为缺乏的。社会分歧严重、利益分化明显，这是亚洲和欧美比起来无法回避的先天不足。同样的，这个问题也还存在另一方面，即除了基于利益的分歧以外，民众对国家的地位和方向也存在严重认知差异，因而即使在没有重大利益分歧的时候也难以形成共识。

　　20亿美元的牛肉和韩美同盟哪一个重要？李明博和韩国许多民众的想法显然不一样；美印核协议就意味着印度失去独立自主了吗？国大党和印共（马）的感受显然也不一样，而这两个问题都和美国，也是印韩两国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关，说穿了，不过是还没下定如何与美国打交道的决心罢了。美国就在那里，实力、意愿等参数都已确定，没确定的其实是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以及意愿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