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关起门搞自主创新并不明智

        编者按：今年3月澎湃记者邀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有关改革话题时，其中谈及中国当前自主创新的战略，在张军教授看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不光要依靠改革，还是要依靠开放”，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依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关起门开搞自主创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必须继续大力向外资开放。张军特别提醒，这有赖于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

        从舆情上来说，大家都说中国不差钱，因此对外资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而您的意思是，外资对我们的重要性，还不光是钱本身，而更是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

        张军：我们经常讲这个微笑曲线，我们现在是在曲线最下面了。产业升级要往两边走，让那个曲线笑起来。这就涉及外资要把这些区段放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自己关起门来去研发，这个做不到，而且风险特别大。将来研发出来了，如果完全没有竞争力，也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进一步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我们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在论述到这一部分时的一个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那个韬光养晦，其实是跟当时我们需要外资、需要开放的政策是吻合的。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叫马凯硕，一个印度人，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最近一系列在外交上的“强硬表现”可能是要付出等价的代价的。这句话如果放到我这个语境里面来，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个将决定中国未来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那么中国就需要一个更加合作的周边关系，包括日本，需要能够跟他们的经济正常往来，互信和对投资的保护能够坚持，目前两国这种紧张关系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非常不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

        三中全会的决定说，全面改革的核心是经济改革。这也意味着，其他的东西都要服务于经济改革。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要不要服务呢？ 当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客观上服务了我们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未来我觉得这个关系依然还是没有改变。

        舆论都爱谈创新，但创新跟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却几乎没有人说。

        张军：与其说创新，还不如说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当然是非常必要，但未必一定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我最近还写了一篇英文的评论，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的。我觉得现在国内对这个的批评也没有到点子上。比如说，很多人讲我们是要素驱动的，所以要批评，说这个模式不好，要转变要素驱动的模式到生产率驱动模式。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对的，什么外延式增长，什么内涵式增长，但你仔细分析，也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把两个模式，外延和内涵、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对立起来了。

        好像是说，要么你要素驱动，但缺乏效率。要么你效率驱动，你就可以少用要素。我猜测，大家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应该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否定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的影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捡起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这个陈旧概念来批评东亚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的增长方式。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站出来公开批评了克鲁格曼，认为苏联与东亚的增长模式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基本常识是，东亚基于市场机制的投资分配要比苏联基于计划体制的投资分配有效率得多了。

        因为我自己做生产率研究，我觉得二十年来，全球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生产率的时候，都发现中国的生产率在所有的经济里面增长率是最高的，每年大约4%。你想想看，将来中国的经济生产率的增长，能不能超越4%。我相信不可能超过了。因为你穷的时候，你容易学别人啊，而且效果立竿见影，所以你的增长快啊，简单说来，就是模仿的空间很大。

        到现在三十年过来了，很多能学的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你后面学得越来越慢了。所以4%的生产率增长纪录将来是保不住的，将来可能也只有2%到3%，反正到不了4%了。如果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方式，改由生产率驱动，且不说能否就改得了，将来生产率的增长连现在的4%都达不到了，还能不能叫转向了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呢？所以这个逻辑上其实是不通的。

        第二个，有些人讲，你看美国的GDP增长里面，效率提高贡献了多少呢？贡献了80%。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可以高达80%甚至更高，但由于其GDP增长率很低，平均仅有2％-3%，所以生产率的增长也不超过2%。现在美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基本在1%左右，即使其贡献份额高达90%，也只推动GDP增长1%多一点。如果我们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要把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在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岂不是要跌到5%以下？那就远远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了。如果我们增长得更慢，当然也就拉长了我们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的时间。

        比如生产率每年增长2%，还要贡献到GDP增长的80%，中国经济增速恐怕是连3%都到不了呀，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崩溃吧？

        张军：我刚才说某些经济学家对我们很多问题的批评都过于简单化，把很多东西都尖锐地对立起来。其实，要素驱动的增长也伴随生产率的增长。日本和东亚经济的经验是，两者可以并存。要素增长对于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特别重要，而且要素增长往往是因为生产率增长得快导致的，这是东亚经济与我们曾经实现超常增长的原因。可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教条看法却是，如果经济的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来驱动，就应该像前苏联那样，生产率就不会改善，只会恶化，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粗放的，就会走向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经济也罢，情况常常相反，资本扩张快的时期，也是生产率的改善记录最好的时候。中国的案例也不例外。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那倒可能是因为生产率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的扩张。所以，中国、日本与东亚超常增长经济体各自的增长历史，看起来并不支持要素扩张与生产率两者必然彼此消长的推论。

        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否认，而且今天的美国当然靠的是创新，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就是研发创新维持着增长。可是，美国每年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1%吧，也就是说投入不增加，产出每年平均就增长1%，这当然是创新的功劳。但你不要以为，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技术进步，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模仿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实现了更快的生产率提升，每年4%啊。

        美国为什么特别需要创新，因为美国已经没有机会模仿别人了，美国在最前沿，去模仿谁啊？所以每年只能花大量的钱去做研发，然后生产率每年也就增长1%，这个1%的生产率增长拉动了1%几的GDP的增长，因为生产率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80%以上。

        反过来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逻辑。如果我要这样转变增长方式，我就转到研发驱动生产率增长，我放弃4%的技术进步，我只要1%的进步，我GDP能增长多少？更大的悖论在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选择依靠模仿的4%技术增长，你如果一定要选择自主创新，反而你需要更多的政府的干预，逆市场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