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章程大修:被追问“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做得到吗?

澎湃记者 韩晓蓉

2014-05-27 12: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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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章程》目前进入了校内审查阶段。鲁海涛 澎湃资料

       5月27日,复旦大学迎来109周年校庆纪念日。《复旦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目前进入了校内审查阶段,即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版本历时四年,由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领导的章程制定工作小组终于将这份《章程》摆到了师生眼前。
       “大学章程归根结底就是八个字‘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你们做得到吗?”这是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将《复旦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进行公开意见征询阶段收到的一条学生微博留言。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是喊口号,需要用机制去保障!”负责章程推进事宜的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李粤江表示,目前收到的来自师生和校友的微博留言已有百余 多,有些留言的确让《章程》制定工作小组印象颇深,“比如有些已八旬的校友,离开学校多年,仍然对学校的一切了如指掌,有那么多人关注着学校的发展,我们 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更加要小心认真地完成章程这项工作。”       
传统是依然活在今天的过去
       和 一部分高校的章程由几个老师组成小组短期内“速成”不同,在章程制定工作小组成立之初,复旦就决定广泛征求民意。2011年4月,该校校长杨玉良出席青年 教师座谈会,与来自历史学系、经济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十几个不同学院的十多位青年教师进行会谈。这次会后,杨玉良给出了《复旦大学章程》的定位。
       “章程不仅是学校内部治理的重要文件,也应该是具有社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重要文献;”杨玉良说,“不仅要充分体现复旦的历史传统、办学理念和对未来的展望,更应该凸显复旦的社会责任,体现大学为师生、校友,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2011年9月,章程制定工作小组成立,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复旦大学章程>制定方案》,复旦大学十二五规划纲要和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先后对大学章程提出了要求。
       而在开启章程制定工作之后一年的时间里,工作小组却并没有着手章程文本的起草工作。小组专家们各自领衔,开展了章程的理论研究,对复旦历史上的章程、现存的制度规范、世界各高校有代表性的章程文本进行了梳理。
       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里,小组专家逐渐理清了起草思路。复旦自1905年秋创办订立章程,至1949年,曾先后10次修订学校章程。第一个章程《复旦公学章 程》(1905)共 19章,全文 5000 余字,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学校的纲领及宗旨,二是学校编制等学术、学业相关事务,三是学校教学活动运行规则,四是学生发展相关的事务。
       立校之初,复旦在章程中就写明了立校宗旨:“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人才。”吴晓明和其他专家一致认为,新的《章程》应当继承传统,保留并发扬这一宗旨。
       除此而外,老版《章程》中不仅包含宗旨、纲领层面的事务,也对学生日常生活做了事无巨细的约定。颇具民国风味的《章程》,让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忍俊不禁。
       “每节课都要点名、擤鼻涕不能发声音、上课低语偷笑也违规”……这些都曾作为“课堂规则”被写入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中》。而110年前在复旦食堂吃饭 也有不少规矩:桌子坐满了才能动筷,餐厅里不能高声谈笑,老师学生都得自己添饭。最有趣的一条是:“烹饪失宜”时,应暂且容忍,不能当场发作,而应餐后沟 通。
       一年多的理论研究后,工作小组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复旦大学内部治理的改革成果,并汇编高校章程制度资料55万余字,对师生权利的规定性、大学治理机构、大学章程的法律史等多个专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继承传统这个环节上,工作小组开了个好头。
       “所 谓传统,是依然活在今天的过去。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期许来归纳传统。归纳复旦精神,要想想复旦应该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使命和目标是什么,然后反 观传统,进行提炼和概括。”吴晓明说,《章程》在他眼里远不是几张白纸那么简单,更是复旦精神的凝聚所在。       
 广开言路探求真理
       在开展资料研究工作的同时,章程制定工作的另外一条主线——师生调研也徐徐展开。
       2012年3月,复旦发展规划处与复旦团委联合开展《复旦大学章程》制定调研,对50名教师与50名学生进行了深度的访谈。日月光华BBS中的“章程”版块也同时面向公众开放,接收了大量师生的意见。
       2012年5月,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官方微博开通。自此,以“#畅谈复旦章程#”为话题的漫谈占领了复旦师生的微博圈。
       更多复旦人开始思考“复旦章程是什么”、“章程该如何制定”这些话题。吴晓明带头引领思考:“很多问题不是造了多少设施,制订了多少规则,准备了多少预案能 够解决的。在大学章程的制定里,要特别重视人心的建设,也就是注重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建设。校长不妨经常对全体教师作一些演讲,既和教师有交流的机 会,也着重谈谈教师的责任。”
       复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刘承功也发微博说:“大学章程在归纳复旦精神传统的时候,应该把在民族救亡 时期所激发出来并延续至今的社会责任感,与从探求真理的角度所归纳出来的学术精神,即‘三个S(Sacrifice, Service, Solidarity, 即团结、服务、牺牲)’和‘三个I(Integrity, Independence, Idealism, 即诚笃、独立、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也有人表现出质疑。网友樊小易语气颇不友好地发微博说:“都把章程当纪念碑了么?在我看来,章程只跟权利义务有关系,跟什么复旦精神、复旦传统没有半毛钱关系。”
       发展规划处马上转发并回应:“那就要看你怎么理解章程了。章程不仅是实体法,规范权利义务,同时也是组织法,规范内部组织规程和决策程序。就这两块来说,各 校可以体现一定差异,但在大的体制背景下,很难体现学校特色。因此,通过序言阐述学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对未来的期许,也将成为章程的重要部分。”
       樊小易听后态度缓和不少,他冷静地解释自己的观点:“组织及程序反映的仍然是权利义务,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重点;提出具体的权利义务议题,比如学生如何参与 校务决策、学生怎样投诉学校行政部门等‘畅谈章程’才不会天马行空。”他最后对章程的出炉表示期待:“我拭目以待。”
       复旦新闻学 院的亢翔觉得学校能把负面声音也摆在台面上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转发说:“既然是广泛征求意见,就要把各种意见都拿给大家讨论嘛!”这些带着点火药 味的评论和回复,拓宽了工作小组的制定思路,让他们了解到师生对《章程》的具体诉求,也更加感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三次大改 十余版本
       在做足了资料储备和调研工作后,2013年,工作小组正式开始章程的起草工作。上半年,序言和大纲完成撰写,《章程》序言秉承凝练的语言风格风格,大纲则均衡、清晰、有适用性,规定的是原则性问题。
       下半年,第一版的《章程》草案出炉。这一版的《章程》由序言、总则、学校主体、权力结构、组织形态、学校资产、外部关系、学校标识和附则9个部分构成。奠定了《章程》的整体框架。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章程释义》也在小组专家的严谨做派下应运而生,专家们希望章程的每一个条文都能有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为依据。工作小组将相关 条文分解到各职能部门、学术团队和群众组织,形成对照版的《章程》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了第二版的《章程》草案。
       为了查漏 补缺,复旦发展规划处还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和同济大学,请教兄弟高校章程制定过程中的经验与困难。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华大学是首批获得教育部批 准制定章程的六所高校之二。它们与另外四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已于2013年11月出台各校章程。而同济大学则 和复旦同期制定章程,即将递交核准。
       取经归来,工作小组再次对《章程》进行大幅度修改,于2014年3月底前完成了第三版《章 程》草案。4月,工作小组又就学术治理、师生权益等主题召开专题讨论会,细微改动后,历经三次大改、先后产生十余个版本的《复旦大学章程》被吴晓明带到了 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和师生见了面。
       这个月,修改后的《章程》将进入全面公开的意见征询阶段。届时《章程》将被上传至复旦大学 发展规划处网站、微博、BBS等网络平台,每一位复旦师生均有权对《章程》提出建议。6月,最终版的《章程》将会递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复旦党委会审定 后,报教育部核准。
       根据《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5年)》,2014年底前,教育部直属高校中,还将有70所左右高校章程被核准;到2015年底,教育部及中央部门所属的114所高校将分批完成章程的制定和核准。
       复旦中文系的学生文竹说,她相信《章程》能为复旦带来更好的未来,但同时,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去发展学术、发展自身特色,《章程》在尽善尽美的同时,也不应过于面面俱到。
       而化学系的蒋坤同学并不太了解大学章程究竟为何物,在澎湃记者的简单介绍后,蒋坤想了想说:“如果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写到章程里,大概就是‘必须把食堂的饭做得好吃点儿’吧。
       章程事关学生切身利益,制定过程中校方必然要广泛听取学生意见。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姚岚就曾给复旦发展规划处的官方微博留言说:“在瑞典交流期间,感觉教授 们人都特别好,他们不像中国的教授只管学生的学习,他会去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去吃饭,跟我们真心地交流,我觉得教授们像爸爸一样亲切。而且,这完全是教授 自愿的。我觉得章程应该将这种精神体现进来,在教师中广为传播。”
       事实上姚岚所说的这一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学章程里就有所 体现。民国时期的大学章程提出了教授治校的主张。1927年制订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了教授会既负责审定全校课程,也选举评议员和教务长;对于评议会的决议,教授会有权否决,教授会对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有所制衡。《北京大学现行章程》中规定:教授有评议员的被选举权,有赠予学位的权力;各学系设有教 授会,规划本学系教学事务;委员长、教务长、学系主任和总务长均在教授中任命。
       回顾民国时期的大学章程,其内容、形式、制订主体和程序都已经相当完善,为当时的大学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现今正如火如荼开展制定的新一批大学章程,也是不少老师和学生心目中建立一个现代大学所必需的桥梁。       
复旦校长认同大学章程要守大规矩
       “1905 年复旦大学创立之际,学校章程就勉励师生相与容忍,共矢改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学校还没有一部可以规范办学行为、激励师生的新的章程。”复旦大 学校长杨玉良称,章程制定工作小组中的一位教授说:“当今中国的大学不是没有规矩,而是缺少体现大学灵魂,表达人类教育理念,具有前瞻性的大规矩。”他认 为,这个大规矩就是大学的章程。需要全校共同努力,使复旦大学章程真正成为体现复旦办学精神、体现复旦发展方向、体现师生共同观念和价值追求的纲领性文 件。
       早在2010年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就向社会宣布,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当时斩钉截铁地称:“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
       复旦当时还宣布了一项重大改革: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2014年4月,复旦大学第六届教代会暨十七届工代会第二次会上,《复旦大学章程(草案)》提交教代会审议,成为最热焦点。
       杨玉良详细阐释了他对大学章程的几点思考:
       章程的性质是符合国家法律精神和学校办学精神的总纲领。从法学的角度学章程并不属于国家狭义范围的法律体系,但它是必然符合国家法律精神的文本,也是学校内 设立的所有其他规定必须遵守的指南。很多人仍然将它叫做学校的“根本大法”,这里的“法”指的就是规范和原则。大学章程不是对于国家法律的再次重申,也不 是事无巨细的工作指导意见。有些内容可以在具体的规章制度中体现的,就不会出现在章程中;有些内容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变化的,章程就只做原则性的规 定。总的来说,大学章程是将大学办学理念落实为总体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章程的基本要素主要是:大学的传统和使命、学校治理的基本架构、办学行为规范、 师生的主体地位、基本的运行机制、基本的外部关系。因此,对章程内容,不宜求全责备。
       学校推进大学章程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在推进内 部治理改革的基础上形成大学章程,将改革成果制度化并充分吸收进大学章程。但目前,学校各项改革都还处在积极推进的时期,内部学术组织的基本规范还有待调 整,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教师聘任制度和职员职级制改革、学校资产管理模式改革等等,都处在积极探索中。外部关系方面,政府、社会和大学的新型关系 尚未明确,学校自主权与学校的改革发展趋势之间也不匹配,在争取办学自主权方面,在主动构建和政府部门、社会、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关系方面,在深入推进信息 公开主动接受校内外监督方面,主动性都不够。因此,目前的章程草案,在协调好章程文本、现实情况和改革愿景之间关系方面,有不够妥帖之处,更加期待通过教 代会的讨论,吸收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大学章程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作,既牵涉到学校基本的运行规范,也牵涉到所有复旦人的权力和义务,这仅仅依靠制定小组是远远不够的。学校一直强调,章程的制定是学校凝聚共识、促进管理、增进和谐的过程,其中征求意见则是探索和凝聚共识的最重要环节。       
 “去巴尔干化”限制校长权力
       5月20日,杨玉良出席2014年校情报告会和第43次学代会,为全校师生做了题为“深化改革:面向未来的内涵发展”的报告。这也是校长第一次直面学生代表,回应他们的关切。
       “制定章程,复旦没有走过场,几乎比所有的高校都认真。大学的章程是大学的‘大法’,制定出来就要照它执行,章程里面的每一章每一条,都反映出大学治理中的难 题。难题也得攻克,处在不同阶段,也得有恰当的表述方式,同时要结合时代,中国发展很快,必须要给章程留下修订的空间。”
       杨玉良坦言,章程就是要限制校长的权利,他表示:行政管理学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巴尔干现象”,即当时列强为了要霸占巴尔干地区,使巴尔干地区分割成许多很小 的国家。列强要在其中谋取利益,“我作为校长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我的手里,就要采取一种手段叫‘巴尔干化’, 即把一个单位里各个组织分得很小很小,然后扁平化。层级少,扁平化,有利于权力集中,因为每个小部分有各自的利益重合点,会产生矛盾,但两个同样级别者很 难解决矛盾,到最后只能把问题上交,一上交就到了我校长手里。如果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那就采取‘巴尔干化’。
       杨玉良分析称,大学里的“巴尔干化”最容易,因为教授天生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倾向,不希望别人去干涉他,学科发展会以各教授成立研究中心的形式,一成立后就以自 己为中心。如果把中心拆掉和其他的混合,即使得到的资源更优厚,教授也不愿意,因为没有了决定权。这是知识分子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本能所造成的。不良政 治家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汲取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在大学里的“行政化”。
       杨玉良表示,复旦一定要 “去巴尔干化”,也就是 “去行政化”,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管理,章程就是管理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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