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校校长马明宇：看到孩子被家长带走，我气愤但无力改变

“做足校这些年，我看见很多孩子家庭条件不好但很有天赋，能吃苦，这种情况很普遍，碰到这样的我就只能不收钱呗。我这个足校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家长或者说整个社会对足球认识的问题，这可以说是目前整个中国足球想要更上一层楼面临的关键问题。”       

和很多人将“假赌黑”视为中国足球的“头号毒瘤”相比，马明宇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假球、黑哨、赌球，可以说有足球的地方这些东西就会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介入的手段来打击这些现象，但职业化初期这十年左右时间，足球的根基——青少年培养体系一下子消失了。”

        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44岁的马明宇一身休闲装扮走进大堂吧，20年前还是这座城市宠儿的他，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人，马儿点了一杯柠檬水，和澎湃记者聊了起来。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恰巧路过认出他打了一个招呼，“现在经常能碰上喜欢你的球迷吗？”对于这个问题，马儿摆了摆手，“哪儿哟，职业联赛刚开始那会儿，在成都走到哪儿都有球迷包围着。”

　　全兴队球星、国家队队长、甲A联赛、世界杯……时间带走了马明宇身上的光环，现在的他回到了幕布后，就像他所从事的事业——培养青少年球员一样。从舞台最中间的“演员”到幕后工作者，不知不觉马明宇已经当了12年马校长。一个轮回，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与足球的缘分。

杜绝“假赌黑”，不代表中国足球能提高

       4月中旬电话澎湃记者约马明宇采访的时候，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嘈杂，“我正在庐山参加一个校园足球的活动，等回到成都再约一个时间吧。”大家都说，马儿是个低调的人。在当初的四川全兴队，“大侠”魏群和姚夏的拥趸数量超过马儿，蜀中谚语“嫁人要嫁魏大侠,生娃当如小姚夏”中就没有马明宇的段子。

　　但马明宇却又是中国足球当仁不让的代表人物。2002年6月4日，韩国光州体育场，佩戴队长袖标的马明宇和他的队友们完成了与世界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年之于马明宇同样有些特殊——年初他投资入股的影楼在成都开幕，马明宇球员外多了一个商人的身份；世界杯结束后，马明宇创办了自己的足球学校，足校校长，这是属于马明宇的第三重身份。

       很多人对马明宇过去12年时间蛰伏足球学校和娃娃们打交道颇为惋惜，“你的很多队友们都做教练了，你却选择办足校，这是为什么？”马儿告诉记者很多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说自己也曾认真考虑过个中原因，最后的答案是，“我的性格不适合当教练。”马儿认为这和他踢球时的位置有关，“你看我打中场，就是承上启下，做一下协调工作嘛！我更加适合的是做管理工作，比方说管理足球学校，时不时和小球员说说话、谈谈心。”

　   马儿让服务员往他的杯子中加了一些热水，他咽了一大口水润了一下嗓子，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回到那艰难的12年前，“大家都觉得世界杯后中国足球开始走下坡路了，实际上2002年之前中国足球已经有了很多不好的现象，只是没有得到纠正，以至于我们在世界杯后开始慢慢还债。”

　　和很多人将“假赌黑”视为中国足球的“头号毒瘤”相比，马明宇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假球、黑哨、赌球，可以说有足球的地方这些东西就会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介入的手段来打击这些现象，事实上2009年我们也这样做了，问题是‘假赌黑’基本杜绝，并不意味足球水平就可以提高。职业化初期这十年左右时间，足球的根基——青少年培养体系一下子消失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足球职业化）有好的地方，但也会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说到这里马儿叹了一口气。

　　对于马明宇这一代经历过从少体校到体工队最后进入职业队整个过程的球员来说，他们最容易发现金字塔最底层的问题，“青少年培养推向市场，可能是职业化初期俱乐部经营者也不明白，他们肯定更关注一线队忽略了青少年，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年代体校、体工队踢球的人有很多，到了职业联赛开始后这个培养模式没了，人才就越来越少。”

　　他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以前全兴队从外地买了一些球员希望可以新老接替，但后来发现还是魏群、姚夏、邹侑根和我几个打，大家都说我们压了下面的球员，但其实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顶掉老球员。国外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踢球的人多啊。所以我想办一个足球学校好好培养青少年，正好我的一个亲戚以前在上海也办过足校，我们就在2002年把这件事情给做起来了。”

搞足校就是要赔本的，但赔钱也要收好苗子

　　12年，一个轮回，2008年地震后马明宇的足球学校经历过一次迁址，如今坐落在距离成都市30多公里的温江，这座足校占地两百多亩，有4块足球场地，最多时有170多名学生。

       当澎湃记者到达温江，看见学校大门停着一辆写着“明宇足球俱乐部”字样的大巴，大巴看上去略显破旧，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足校刚成立时马明宇自掏腰包买来用于接送学生的，当时马儿买了两辆大巴，负责接送孩子去上文化课以及外出比赛，最远的一次马儿把大巴直接开到了北海。后来一辆大巴已经报废了，剩下的这辆还在为足校“服役”着。

　　总经理唐纯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三楼，下午4点办公室里面都没有开灯，略显昏暗；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台式机，显示屏只有10英寸多点儿，并不是现在普遍的液晶屏，从电脑新旧程度上看，至少用了5年以上；孩子们踢球的人工球场倒还算工整，只不过踢的足球有些斑斑点点，球门上的网线也已经基本脱落……

　　校门口墙上印着两行大字——“四川省温江区体教结合研究中心”“四川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2009年马明宇足校和四川省体育局联手进行“四川足球未来十年培训计划”，这才让足校摆脱了常年亏损的状态。通过出战全运会的方式与当地体育局进行合作，这似乎成为民办足校得以生存的重要道路，在上海，相同的案例还有根宝足校和幸运星足球俱乐部。

　　“搞足球学校，肯定是亏本的，这是我当初就有过预想的，我做过一些调查，2002年的时候全国足校数量已经开始大规模减少了，我知道做足校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收益的。”

        等到足校真正运营起来，马儿发现这条路的困难性远超想象，刚开始的日子还好一些，马儿拿起记者放在桌上的纸和笔算了一笔账，“刚开始我记得有17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个月收费1100元，这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内的一切费用，一年下来学校的进账是224万元，这勉强可以达到收支平衡。”没过几年足校就开始入不敷出了，因为足球不景气，很多家长不愿送小孩来踢球，“我就开始降低学费，碰上真正好的苗子甚至不要钱。”

足校里最有特色的是一张明宇俱乐部企业文化的海报。澎湃记者 宋承良 图

有人挖角我的球员，气愤但无力改变

　　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这是因为小球员到了15岁开始就要参加全国比赛，“一个队一年要花60万元左右，15岁和17岁两个队至少就是100万元。”马明宇回忆，在2005年至2007年这几年时间，足校每年都处在严重亏损状态，“我自己做生意赚的钱补贴一点，然后还有好几个朋友再帮助一点，就这样撑下来的。还好后来省体育局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每年给我们一笔固定资金，足校的生存问题才算是解决了。”

　　“从长远看，我觉得应该有办法实现盈利，如果能够培养出一个真正的球星，会获得很大回报，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周期。”马明宇曾经设想过在这个产业中获得一定收获，但整个行业并不规范的现状，对于他这样一个小规模的足校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比不了那些条件好的职业队足校，有些地方说通家长把孩子带走，我也知道孩子踢球不容易，总不见得硬不放人吧。”马儿对于这样的情况很是无奈，甚至有点气愤，但他并无法改变。

　　这些年从足校中走出的球员有的已经打上了职业联赛，如今绿城阵中的陈中流、谢鹏飞和罗竞都是出自于足校，不过这三人离开足校早，马明宇并没有获得类似培养费之类的收益。

家长的理解，是延续足球血脉的关键

　　在省体育局的帮助下，马儿已经可以不为足校的生计问题发愁，“只要俱乐部过得去，就可以了，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情，我一直没有把之前几年的经济困难看得多严重，我这个足校过去这些年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家长或者说整个社会对足球认识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目前整个中国足球想要更上一层楼面临的关键问题。”

      马儿讲述了自己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往事，“有小孩踢球还不错，家长就问我送到你这儿来，以后你能不能给培养进国家队？我说这个真没法保证，成材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你必须得理解，但我能保证会尽最大努力让你的孩子成材。”

　　类似这种急功近利的案例不是单独存在，还有家长直到孩子12岁上了初中才送来踢球，一问原因才知道原来孩子读书成绩跟不上了，家长觉得既然孩子读书不行，那不如去踢球吧，“没有小时候的兴趣养成和基础培养，到了十几岁踢球哪里还来得及，已经晚了，但家长根本不知道也不懂得这些。我也不好和家长说太多，否则不是打击别人嘛！”

      马明宇认为在孩子踢球的过程中家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娃娃六七岁懂什么？肯定听家长的，如果家长对足球的理解不能提高，那就很麻烦。”

　　“如果你有孩子，会让他走踢球这条路吗？”说到一半马儿突然反问道，他说这个问题自己曾经在饭局上抛给过很多人，因为他自己曾被无数次问及“为什么中国足球上不去”这个问题，“愿意让孩子踢球的家长寥寥，光抱怨不如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对吧。”

       采访结束后，在把澎湃记者从学校送往长途汽车站的途中，在学校工作十几年的司机感慨，“我当初没有想到马明宇做足校会有那么长时间，他坚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