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破灭：民主会成为又一个“旧制度”么？

        在说民主之前，先说一则火鸡的故事：

        在一个饲养场里，主人每天都给火鸡喂食。其他动物悄悄告诉这只火鸡，它的死期将至。火鸡却对此充耳不闻，它以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主人会一直养它，因为主人确实一直在养它。但最后，在圣诞节前夕，当主人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的时候，它通过归纳概括而得到的结论终于被无情地推翻了。

        这个故事来自英国哲学家罗素，这只火鸡因而被人称为“罗素的火鸡”。

        延伸到民主，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想预判民主的未来，就需要追问：民主在过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依赖的要素，在大多程度上保留下来了？

        民主的过去式是什么样子？我们从古希腊说起。

        在古希腊时代，公民只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是妇女、儿童、暂居本地的外邦人和奴隶，公民们可以直接过问正义或战争问题。这种范围的直接民主是现代世界所没有的。美国国父之一、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就讲，人们不能一起行动、商讨和推理，因为人们甚至不能齐聚一堂，何谈共商国是呢？因此，说每个人是对本人自由的最好捍卫者，这样的论断是错误的。两百多年以来，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得直接民主不可行。甚至对大众政治情有独钟的罗伯斯庇尔、玻利瓦尔和列宁也不得不承认：代议机构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我们看到了前人未曾看到的新信息技术，它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若再讲国家层面上的直接民主不可行就有悖时代常识了。在今时今日的技术条件下，人们无需齐聚于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只需要在虚拟平台上就可以共商国是了。不过，信息技术提出的挑战倒不在于此，而在于人们已经失去了直接过问政治、实现自治的意图了。在数字时代，民众参与政治决策才会使政府具备合法形式，这样一来，人们可以经常变更领导人，大家对政治正当性的热情也就大大降低了。看到这些现象，不禁思考：民主曾是一个令人神往的传说，它将变得不合时宜吗？

        因为在二十世纪，“民主”成了现代化、经济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同义词，所以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每个人都举着民主神话的火炬。这样一来，我们便能看到很多怪相：企图扼杀民主制的君主制（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以社会民主党形式呈现的寡头政治（印度尼西亚），神权共和国（伊朗），极权继承制（朝鲜），这些都自视民主。与之相对，在技术官僚治国和民粹治国之间，美国发挥出了“自由民主”制度，它包括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和多党制。人们已经形成了对“自由民主”的膜拜：认为自由民主政治会带来财富、安全和各种保障。

        但民主面临着正当性危机，最突出的就是错位的自由市场乐观主义。以往一直将西方国家的发达归功于自由民主制，而将南方国家的落后归咎于非民主制。不过，问题是，纵然美国与埃及处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人们反抗现状的底线却似类似的。民主制可能不会做出危及整个政治秩序的决策，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做出一个好的决策，确保有好的政治或经济产出。像君主制、贵族制一样，民主制会不会也是可朽的呢？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正在目睹经济不平等的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给出的平等又在经济领域收回了，而这种经济的不平等显然又阻碍了政治上的平等。

        若要了解民主的问题，欧洲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地。在战后五年欧洲最痛苦的时刻，许多先进的思想者认为，至少应该伪造一个可以超越乡愁的东西。这样一来，“德国”、“法国”、“民族国家”这样的称谓就成了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欧洲”。

        欧洲最著名的思想家、仍具相当影响力的是哈贝马斯，现在的主张与早期的政论略有不同。他意识到德国需要为战后的成就而骄傲，但又担心这会造成旧有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回潮，因而提出“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与以往的爱国主义不同，这种爱国主义既不基于历史，也不基于伦理，而是基于国家的基本法。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欧洲的危机与之类似——欧洲人不相信欧盟，因为他们认为欧盟是反民主的，他们对跨国行为也缺乏宽容，因为他们的主要认同仍然是对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在德国呼唤“宪法爱国主义”的逻辑就移用至欧洲层面了——“为欧洲制宪”。他希望在欧洲层面上为欧洲人确立欧洲认同的关节点，一种全欧层面的“宪法爱国主义”。

        民主意识形态在欧洲国教衰微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允许人们把信仰对象从上帝或君主转移到民众身上。

        在美国，宗教与爱国主义的关联甚至更强烈。托克维尔曾经说，民主是一个基于信仰的制度，只要民众仍然信从它，它就还能运作。不过，他没有说什么情况下民主制度会停摆。

        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对民主制度饱含信仰，民主制度或许被视作混乱低效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条正确道路。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又在为民主添加新的献词——民主派永远不会与人征战（民主和平论），有民主就不会有饥荒。

        身处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极有理由相信平等进程势不可挡，但他对民主的前景并不乐观。政治经济的残酷现实让我们对民主神话的幻想破灭了。如是说来，民主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打破了“旧制度”，那它本身将会成为又一个旧制度吗？

        （本文来自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 原标题：What Was Democracy? 作者Thomas Meaney、Yascha Mounk，落崖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