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唐亚林谈“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之争

        

编者按：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众说纷纭。如今在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之争。为此，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开辟专栏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日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受邀为《探索与争鸣》撰写了《中国式民主：内涵重构、需求观叙事与发展方略》一文，提出了从中国人的24字需求观出发，创新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民主理论的新思考。

        澎湃记者日前专访了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唐亚林教授。

        

        澎湃：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为什么人们会不自觉地陷入“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之争的泥沼呢？

        唐亚林：最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民主的正确认识，要么停留在抽象论证层面，要么不自觉地掉入了特定的话语陷阱中。

        民主制度的最初出现，到今天获得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推崇的影响力，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从目的来看，是为了对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进行制约，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和政治自由；二是从绩效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角度，还是从文化繁荣、公民自由角度，实行民主制度国家的绩效都要超过实行非民主制度国家的绩效。

        正是目的与绩效的结合，导致世界各国在进行政治制度转型与设计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制度作为“圭臬”。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历史比较以及横向发展的实践比较中，获得其“比较优势地位”的，进而获得人类社会广泛认同和遵行的价值。

        但是，仅仅这样看民主，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远远不够。需要从更深入的层面，即从生活的视角来推动对民主认识的深化。在我看来，从生活视角检视民主，最根本的一个标准是“好民主意味着好生活”。

        

        澎湃：对民主的抽象论证和掉进特定话语陷阱，有些什么表现？

        唐亚林：对民主的抽象论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应然”代替“实然”，从概念到文本、从制度到价值、从逻辑推导到静态分析，纯粹的“应然”式论证，不管民主在“实然”境地中究竟如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式民主”的论证和宣传上；另一方面是用结果否定情境，不管各国各地的具体情况如何，简单地把历史经验、它国经验嫁接过来，以为只要移植过来就可万事大吉了，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式民主”的论证和推介上。

        对民主的认识掉进特定话语陷阱中，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说“中国式民主”好时，“西方式民主”就是被资本与利益绑架的典型，简直就是“一文不值”；二是用内容否定形式，说“西方式民主”好时，不管它在实际推行中业已产生的种种弊端，也不顾它在一国一地推行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也不管全球化时代由生产方式奠定的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迁，以及由民族国家逐步建构的认同意识，将会对转型国家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尤其是对民众生活、民众心理乃至民众生命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和损害。

        

        澎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哪些挑战？为什么会出现对自由的让渡状态？它对于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有什么启示？

        唐亚林：谈论这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思考：一是当初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长的经济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二是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在全球化时代新型经济结构环境下，引入民主制度，对原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改造，会带来哪些难以掌控的冲击？

        当初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累积，早就超出了一国的范畴，成为建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主导力量，而那些主要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得不屈尊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之下，且处在由资本主义产业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科学技术结构等综合构筑的全球价值链的下游或者末端，简言之，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快速发展而替他国“打工”。

        这就带来两大后果：一大后果是先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必定是建立在对它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掠夺之上，也就是把己国的幸福建立在它国的痛苦之上；另一大后果是处在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为了建立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体系，而不得不在双线作战，一方面要与流布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体系做斗争，另一方面要为自身经济结构体系的转型与发展而苦苦地寻求突围之路。

        恰恰在此时，这些转型国家要引入民主制度，对原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改造，以助推整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必然会出现多重力量的叠加与博弈：一是由原有政治结构主导的政治力量与新型民主制度助推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二是由原有经济结构主导的经济力量与新型经济结构塑造的经济力量之间的博弈；三是由原有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联合塑造的社会力量与正在成长的新型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四是由原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新型政治制度助推的族群认同意识之间的博弈。

        这些复杂多重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对于人类的智识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甚至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多目标的建构过程，会因为某一特定目标出现意外情况，如突然遭遇经济衰退或者族群冲突的状况，导致整个国家陷入长时期的动荡不安局面，更别提整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能遭遇到地缘政治、大国角力等国际因素的幕后干扰了。

        这种状况对于大国的民主转型更是如此，因为所谓试错成本是无法估量的，也是不可能估量清楚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实行了民主化的国家来说，当初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而生长的政治结构也遇到了很多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危机，我将其概括为“制度（或者治理）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现象。简单地讲，就是当初民主制度的建立初衷是为了制约专制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权和政治自由，这种政治制度框架体系是一种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粗线条设计，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公开选举、司法独立等等，但现实政治过程愈来愈复杂化，且政治权力的运行也越来越走向行政权的集中化，表现为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评估四大环节配置与运行状况。

        恰恰在政治结构发生变迁的过程中，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也从对自由的推崇，转向了对分配公正和国民福利的关注，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对自由的让渡”状况，即公民更看重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看重国家层面的公平正义建构作用。当然，这种“对自由的让渡”状况，并不是以否定自由为前提的，与我后面讲到的中国人的需求观中隐含的让渡自由状况并不完全一样。

        此外，现实政治过程受到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与福利的深度侵扰，权力的公正性愈来愈失去其原初的建构土壤。

        这种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结构遭遇到的“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现象，对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达国家都产生了危机，对于那些苦苦挣扎在由不公正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共同塑造的经济衰退边缘线上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不啻是一场梦魇了！

        

        澎湃：正是出于对这种“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现象的担忧和判断，您认为应该创新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的民主理论，不应该简单地套用当初因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长的传统民主理论体系，来推进现实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唐亚林：是的。前面我讲过，传统民主理论体系的建立初衷是为了制约专制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和政治自由，如今民众更关心分配公正和基本福利，它的孕生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迁。

        更主要的是，在推进现实国家中的民主转型时，人们往往将传统民主理论体系简单化，要么喜欢讨论抽象的民主原则，比如公民权原则，要么念兹在兹的是程序性民主，即多党竞争、公开选举。实际上，西方学者早就对此进行了深入反思。1997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主编Zakaria先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自由民主的崛起》（The Rise ofIlliberal Democracy）的文章，实质上就是检讨在发展中国家仅仅推行程序性民主而没有宪政主义精神做支撑，其结果必然导致民主制度实验的失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欲速则不达。

        研究民主理论的大家约翰•邓恩（John Dunn）对民主之所以赢得今天全面胜出的原因，从两个层面做过一个深度分析：“第一个因素是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其充满想象的诉求和其纯粹的人为之力。第二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复合体，其严格的实践的可行性。”可是，恰恰他提到的第二个宝贵因素，却被热衷于推进民主转型的人士和相关国家忘记或者选择性地遗忘了。

        

        澎湃：要创新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的民主理论，您认为应该从哪儿着手？

        唐亚林：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两个层面去统一思考：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的民众究竟需要什么，也就是要分析民众的需求观构成，恰恰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发达国家忽视。从需求观视角出发，就需要将民主制度建设置身于一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建构基于需求导向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五大战略目标“五翼齐飞”的“复合体”格局，也就是要建构一种“需求导向民主观”。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方法论，需要与其它四大战略目标协同推进，不可擅自单兵突进，否则其后果无以预料和控制。为什么要首先强调建构“需求导向民主观”，在后面我会再谈到。

        第二个层面是回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突破简单地从公共权力是否得到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的视角来思考民主，转而从民众是否过上优良的生活角度，来全面拓展转型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也就是建构一种“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

        说到底，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让人类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这是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试图回答“人过政治生活”的根本奥秘之所在，因为优良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优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成效进行评判的标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看是否为民众过上优良的生活创设了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把优良的生活作为评判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建构“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

        

        澎湃：接着请谈谈您对中国人的需求观的理解吧，这可是一个新奇的思考。

        唐亚林：嗯，可以这么说。以前的学者谈论古代中国社会，要么是从伦理本位角度来分析，如陈独秀、梁漱溟，要么是从社会性质角度来分析，如主张差序格局的费孝通，主张士绅社会的张仲礼，或者将中国古代社会定位为宗法社会、郡县社会、专制社会、皇权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农耕社会、治水社会等，不一而足。

        如果从中国人的需求观出发，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文明、宗法社会与专制权力三大特质，就会形成一个全新的解释体系，我把它称之集“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复合民主观的哲学基础：

        首先，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呢？我感觉可以概括为四大特质：一是农耕文明。中华民族自古逐水而居，以农耕为业，靠种植水稻（南方）、小麦（北方）为主要农作物。农耕文明的一大特点是聚族而居，靠族人的相互合作与彼此帮衬，既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威胁，防御自然界的天灾，又有效促进族人内部生活的和谐与繁荣。

        二是宗法社会。中国人聚族而居时，往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并以家庭和家族的传承和繁荣为目标的，依靠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习俗与规则来调控整个血缘共同体的关系，包括分配共同的物质财产（一些村庄有专门的“公田”与“公山”）、提供共同的安全防护，以求形成促进个体、家庭、家族共荣的局面。

        三是专制权力。秦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千百年来“皆行秦制”，实行的是朝代轮换制的专制皇权主义。这种专制权力对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制和戕害，往往通过居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来实施对人和社会的教化，同时通过如科举制度进入官场实现人生与家族抱负的选择性激励，一方面收服人心，安定天下，另一方面让人接受既有现实，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在“生不过百年”的“生有涯哲学”中无奈开辟“天高皇帝远、心远地自偏”的闲云野鹤式生活境界，不得不接受被统治被奴役的命运。

        四是儒家学说。虽然从积极意义上看，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为宗旨的儒家学说有教化人与社会的基本功能，但在政治领域，儒家学说的功能基本上被简化为维护皇权统治、遵从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代名词，甚至沦为专制权力的帮凶和打手。

        农耕文明、宗法社会、专制权力、儒家学说四者之间的彼此叠加和相互强化，通过儒家学说的粘合，又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千年不变的封闭文化特质和生存环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后人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难以突破的制度与文化桎梏。

        其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都是基于个体与群体的需求选择的，尤其是针对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和安全而设计的民主制度体系，同样也不例外。

        在农耕文明、宗法社会、专制权力、儒家学说共同作用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与群体的需求选择导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个体生命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二是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这是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传承；三是维护家族命脉的繁荣，这是群体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各种族群共同栖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动力源。

        第三，在这三种需求选择导向下的古代中国王朝社会，其根本使命在于将建立在农耕文明、宗法组织、专制权力、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国家与社会生活，拓展为一种对中华民族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追寻。这种对中华民族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追寻历程，孕生了中国人的独特需求观：

        对于个体而言，体现在保证个体生命存活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需求；对于社会而言，体现在保障家庭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需求；对于国家而言，体现在维护家族命脉乃至民族命脉繁荣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需求。而且，中国人的这三层次24字需求观，是相互连接且彼此交融的一体化需求观，体现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层递进关系，三层次的需求观有机统一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图景”之中。

        

        澎湃：您的意思是说，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文明、宗法社会、专制权力、儒家学说四大特质，以及它与个体和群体的保证个体生命的存活、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维护家族命脉的繁荣三大需求选择导向的结合，产生了24字的中国人的需求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4字的中国人需求观没有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自由概念什么事儿？可不可理解为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对自由的让渡”的需求观？

        唐亚林：你这个概括很准确。不仅在24字中国人的需求观里没有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自由概念什么事儿，因为这种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自由概念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自由、积极发表观点的言论自由、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等等；而且，这种24字的中国人需求观又因为农耕时代专制皇权主义的压制，出现了如我前面所说的在“生不过百年”的“生有涯哲学”中，被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无奈开辟“天高皇帝远、心远地自偏”的闲云野鹤式生活境界，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被奴役的命运之中国人普遍生存样态，并由此又进一步演化出一种独特的“退而求其次”式需求观导向：“你们把国家治理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中国人的这种“24字＋16字”的综合需求观，在“日出日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先秦《击壤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诗意建构与长期演化中，成为一种文人墨客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即立基于物质富足、长幼有序、各安其分，追求自我放逐、无人管控、精神自在，与政治权力保持适当距离、进退自如，甚至为了个体、家庭与家族的使命传承而可以让渡如“莫谈国是”的言论自由与精神自由。

        这种中国人的独特综合需求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了中国式人权观的基本来源，首先是生存权（经济社会权利），其次才是发展权（政治文化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型构了中国式权利发展之路，即从权利出发，建构从经济权利到社会权利再到文化权利再到政治权利的独特路径。

        在专制王朝时期，这种立基于中国人“24字＋16字”综合需求观的权利内涵，并不是表现为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各种权利，而是一种不受官僚机构与行政官员控制、追求物质富足、精神自在的闲云野鹤式生活的权利。万一出现个体经济与社会权利受损的状况，只要能够“有冤有处伸”，有“青天大老爷做主”，甚至可以“告御状”，并“沉冤得雪”，这种被动的权利救济状况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成为“千古美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人“24字＋16字”的综合需求观中，去挖掘“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文化基因，去发现和建构“中国式民主”的哲学基础和话语叙事，从而为开创“中国式民主”的独特发展道路寻找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资源。

        

        澎湃：接着请您谈谈“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的内涵吧。

        唐亚林：根据优良的生活的基本内涵，可以将这一根本标准进一步细化为五个基本指标：一是公共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三是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分配；四是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五是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是否得到有效提升。

        在这五个基本指标中，传统民主理论只是关注公共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这两大指标，并将民主政治建设简化为围绕公民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建设活动，或者是通过公开的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即“程序性民主”，而忽视其它三个基本指标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无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回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优良的生活，来细分评判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五个基本指标，其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处境、肩负不同使命、信奉不同生活哲学、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选择的人们，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认知与选择思考，从而探求民主政治建设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共识，避免因这五个基本指标存在的内在张力而引发纷争不断、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人群，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五个基本指标的认同，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当代中国，处在尚不富足状态的民众，可能更看重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有冤有处伸”的权利保障，即第二第三第四个指标；对于社会精英，可能看重第二第四个指标；对于知识精英，可能更看重第一第二第三第五个指标；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出于执政现实、执政目标和社会稳定的目的，暂时将第三第四第五个指标作为最主要的指标来看待。

        在当代中国，这种对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基本指标的不同认知和选择组合，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略与发展路径方面的冲突与困境迭现之局面，如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争、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争、手段与目的之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争、集权制与分权制之争、单一制与联邦制之争等。这也可以用来有效解释为什么当今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推进方式、具体路径等问题存在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的状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五个基本指标的认知与选择过程中，各方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交集，即对基于经济发展的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这一标准的普遍认可。这种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评判标准的统一性认知与选择状况，决定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独具的经济意蕴之特质，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治发展战略互嵌的合理性，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获得高度绩效合法性的根本缘由，这也是任何人在思考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略与路径时不可回避、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即民主政治建设是否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之需要，是否能够形成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五翼齐飞”的“复合体”格局。如果不利于或者不能够，即使重要且有阶段合理性，甚至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也都需要暂时退居幕后，或者隐忍不发。

        在当今中国，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这一基本标准的独特认知与选择，已经转化为各方都认可的民生建设战略，甚至是一种民生政治发展战略。我很赞同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陈明明教授所说的一句话，在当代中国，“在发展政策上，保障人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约束政府权力的专横，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民生政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实际上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

        因此，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民主与民生关系的正确处理与建构，进而有效地印证了从“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的综合视角，重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创新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民主理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