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乐博：台湾宗教比大陆更本土化

        

        “台湾今天的宗教是很本土化的一种宗教，比较起来，大陆不是那么本土化的，是比较全球性的一种宗教情况。”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中国民间信仰与宗教问题研究专家5月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用中文做了一场题为“华人社会与全球宗教趋势”的讲座。

        他以台湾和江苏为案例，讲述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社会及其宗教的发展特征，并与全球宗教发展趋势进行比较，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现代性和全球性概念出发，深度梳理华人社会及其宗教信仰的变迁趋势。

        以下是澎湃记者做的讲座摘录：

        今天要谈两个个案，一个是江苏省，因为我现在住在江苏，一个是台湾。我们平常把台湾和大陆比，我今天特别要讲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比较，不是一个地区和那么大的一个大陆比较。江苏也不代表大陆，江苏就是江苏。

        我把台湾和江苏比较，有两个目的：一是，虽然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把那两个地方的宗教情况放在一起比较，类似的东西还是很多的。第二，虽然类似的东西很多，但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区别。我现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台湾今天的宗教是很本土化的一种宗教，比较起来，大陆不是那么本土化，是比较全球性的一种宗教情况。

民国时代大陆宗教政策受政教分离思想影响

        我讲的世俗化不是非宗教化的过程，不是一个非灵性化的过程。我今天要讲的是政教关系的那种世俗化，也就是一种思想，就是说政府里面应该完全没有宗教的影响，不过宗教也应该完全有政治自由。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因为那个思想在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包括中国大陆，尤其是民国时代的中国大陆的政策，也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有日本50年殖民地的历史。

        一种世俗化是法国的模式——就是政府和宗教分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在法国尤其是20世纪初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策，就是一点宗教信仰不会有的。所以今天在法国公立学校里面，伊斯兰教的小女孩不能盖头。因为他们说这个是公立的学校，就是政府的，算“政”，盖头是宗教行为，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直到现在，法国还存在这个问题。法国的模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到上世纪20年代后，政府和宗教分得非常清楚。墨西哥也受过法国的影响。还有国民党，国民党一开始有宪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分得非常清楚。

        欧洲还有几种模式，最出名的大概是荷兰。荷兰有一个Pillar System(柱子体制)。柱子是正式的宗教，正式的宗教有五个柱子，五个不同的宗教，大家交税给政府，政府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给宗教组织，所以说政教没有分开，宗教组织还有一部分做福利的责任，这和法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影响力在日本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只是要说全球化的东西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管是法国的还是荷兰的模式，在华人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在大陆也很容易找到。我大概六七年前在台湾一个叫鹿港的小城市做田野调查。鹿港19世纪在台湾是一个很要紧的海口，不过到了20世纪那个海口不怎么有用了，大的船进不去，所以它的经济越来越落后。刚好那个时候，1895年，日本人来了以后，为了控制社会，它们开始研究台湾社会。1923年，它们研究了鹿港所有的社会团体，他们发现有66个社会团体——会馆内做生意的，拜祖先的宗族类的，教育类的，什么都有。每一个都用神明会的方法组织起来。神明会就是一个组织，你一进去，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神坛。这个时候还完全没有世俗化。宗教和社会是一个东西，里面没有宗教的观念。古代中文没有宗教，但有宗，有教。到了20世纪才有宗教的观念，是西方的religion被翻成日文再被翻成中文。所以说66个组织，每一个都是神明会。到1923年，他们说我们法律将来不认识神明会，因为这个是迷信的东西，我们不用神，我们是现代化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开始用不同的办法组织团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世俗化。所以在台湾，至少在鹿港，在1923年，宗教正式世俗化了，政策改变了。

拜神——从传统风俗到宗教化

        拜神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习惯，在大陆不算是宗教，只是风俗，或者说得不好听的话算迷信。没有宗教只有生活，拜神是生活的一部分，神明会是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所以需要有宗教。

        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宗教会议。所有的宗教代表都去了。包括儒教，儒教的代表是华盛顿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他记录过一个很好玩的事，他说这个是关于religion的一个回忆，他说他原来不知道religion是一个什么东西，看了所有的字典他都搞不清religion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宗教”这个词还没有，他研究了半天，开始了解到，这个在中国应该是巫教。他最后说，中国的宗教应该是儒家的礼教。那个时候1893年，没有宗教的观念，都是20世纪日本人把欧洲的观念翻译成日文，再传到中国来的。为什么？因为要世俗化的话就必须有个宗教，所以创造宗教也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有人说，印度原来没有印度教的观念。印度教是19世界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才有的观念。他们把生活中宗教拜神的习惯宗教化了，不同的是，中国没有。中国没有把那些民间的拜神的习惯宗教化。它把它迷信化了。

        宗教是什么东西？当时日本政府在台湾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的定义——第一是以信仰为主。中国的传统不一定是以信仰为主。你为什么拜神？不是因为你信仰什么东西，常常是因为你要什么东西，我要生子，我要赚钱，我要答辩成功，这样你们才去拜神。没有人问什么是信仰。当然信仰是有的，但不是最关注的东西。第二个是经典。它的圣经在哪里？民间信仰的圣经在哪里？佛教道教至少有一大堆的东西，民间宗教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基督教的一个看法。需要有专家——牧师、神父、和尚、道士、那些都可以，民间宗教的专家是谁？没有。而且需要有选择，就是信教你要选择去信什么，这是非常基督教的观念。

        你们可能知道有个法国学者写了香港19世纪的人口调查，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个人口调查也问了宗教，问:你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吗？他说这个问题没有中国人看得懂。为什么？西方人想到宗教，想到每一个宗教是一个柱子。长老教会是一个柱子，教徒在这儿（柱子下部），牧师在上面（柱子上部），再换一个宗教也是这样子——信徒，牧师；天主教——信徒、神父。

        中国人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人的想法是，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老百姓的风俗习惯。柱子上面那儿有和尚，那儿有道士，那儿有风水先生，那儿有算命的。就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专家，就像一个电工一样，你需要一个人，你给他一点钱，让他帮忙。这观念完全不一样。

        但现在，从民国时代到现在，变成西方的模式。所以佛教现在变成柱子性的佛教，道教也应该是。所以我们现在说全国有多少个道教徒？这完全是一个20世纪的问题。以前不能问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基督教的一个定义。

        我的理性化可以说是和宗教化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到一个自觉的宗教信仰。我天天拜神，天天烧香，为什么呢？我最早在台湾做田野调查，我常常问人们“为什么这样子拜？神的生日，你杀猪，你为什么把刀放到他的头上？你为什么把一条鱼吊在他的嘴巴里面？”他们就问我：“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一个问题？”他们就说：“那样比较漂亮。”或者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是风俗习惯，没有什么解释。这个说明什么，它是自然的宗教。那自觉是什么意思？自觉是你开始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理性化就是这个过程。

拜妈祖——习惯化的具体化

        拜妈祖是什么样的宗教现象呢？是那类非常习惯化的具体化。台湾的妈祖信仰比19世纪浓多了。台湾有五六个非常重要的妈祖庙，鹿港正好有一个。我在鹿港的那几个月，他们刚好去梅州，我看他们回来，几千个人在表演。你看他那个社会资本多厉害，能够把那么多人组织起来。

        而且最近20年，也有一种非世俗化的现象。70年代我没有碰到什么与宗教有关的民间信仰慈善活动。现在有一大堆，比如把救火车、垃圾车送给镇政府。这对小城镇是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最好玩的是，我问鹿港人，他们为妈祖庙、天后宫做过什么好事？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的五星级厕所。还有给奖学金啊，跟政府合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等，都有做，所以是有一种非世俗化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它变成一个全岛的信仰，这个很难得。在中国的历史上哪有这类现象？规模那么大。但你问妈祖的经典在哪里？还是没有的，妈祖的专家是谁啊，还是那些需要请他们过来的电工式的导师吧。所以这个没有改变，没有教义。

        到了江苏的妈祖，江苏的妈祖当然不是江苏最重要的一种庙，昆山刚开了一个妈祖庙，它的名字不是妈祖庙，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寺院利用历史上的一个名字给佛教协会管这个地方。我是和昆山宗教局的局长一起去的。那时还没开，那个庙非常大，一点也不像江苏的那个庙。像福建的庙，像台湾的庙。为什么？你们大概知道，昆山的台商特别特别多，这就是那些企业家捐钱，建的庙。不过政府也非常支持，为什么？当然是最好听的原因，是统战。也有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好听的原因，就是经济，要那些台商高兴起来。那这个会影响本地的宗教行为吗？不好说。我去的那次和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官员一起烧香，而且那个人好像很诚心。他不是台湾人，所以影响力也是有的，将来还值得继续看一看。

        有人做一个调查，问中国人信不信神？我记得信神的差不多是30%，问他们一年之内有没有在祖先神明之前烧香？大概70%。所以你问信仰，你问理性化的东西，你会发现中国是不怎么信教的一个地方。

台湾宗教比大陆更本土化

        台湾的宗教习惯是比较本土化的，民间信仰很浓。在大陆，有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很浓的民间信仰，不过在江苏，尤其在江南，这个是比较衰弱的，至少这是我的感觉。一个原因是农村越来越少，很多庙被毁，不是因为宗教歧视，是因为城市越来越大，需要那块土地。

        我去了一些农村的庙，门锁了。我也不知道解放前，或者清朝有没有锁门，台湾没有庙是锁门的，你如果碰到一个白天锁门的庙你知道这庙死了，不灵验。在这里我问他们，他们说初一到十五才开门。可能原来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与台湾的经验差得很远，所以这是一个本土问题。民间信仰是一种很本土化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是，大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是1963、1964年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0年代初开始改变一点。

        还有一个民间信仰的问题就是，没有道士，没有和尚。所以差不多五八年到八几年都没有新的年轻人可以做道士、和尚、牧师、神父。我们知道台湾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我特别要说的是，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不是因为台湾很早就发财了。如果我们把苏南和台湾比较，经济情况也没那么不一样。台湾一开始有钱，民间信仰发展得很快，发展了十几年以后，佛教徒突然间增加得很快，所以经济的不同不能解释什么。所以民间信仰方面，大陆本土信仰比较难发展起来。因为传统的资源是一样的，但构造已经改变了，或者说宗教的生态已经改变了。

演讲人简介：

        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中国民间信仰与宗教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和系主任，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