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的“文革”之路

        “党史说，‘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沉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内乱用得是很贴切的。内乱当然也包括内战。像重庆就不是一般的内乱，完全是内战，自己人打自己。”在5月20日举办的复旦大学星空讲坛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伟达以“一个红卫兵的‘文革’之路——兼论‘文革’到改革”为题，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范伟达说，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一直感到责任重大。我们这代人最显著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社会责任感、二是历史使命感。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文革”这样的话题，我在有生之年必须进行严肃研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我们这样的亲历者反思共和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革”。

        以下是澎湃记者摘录的部分演讲内容：

        “文革”总体上分三个阶段。1966年爆发到中共九大（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从中共九大到十大，再从十大到“文革”的结束。当然海内外的研究者有不同研究方式。有人认为主要是1966年到九大阶段。这个叫小“文革”。十年称为大“文革”。当然也有人称“文革”延续到1978年，期间拨乱反正、标准讨论、两个凡是，这些结束才算“文革”结束。

        但我们一般认为“文革”十年。第一阶段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谓一根导火线，批判海瑞罢官。全面发动的会议是通过“文革”十六条的会议。

        我们参与过的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接受正统教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双重教育。也接受了极左教育，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中苏论战、大跃进、三年困难。

红卫兵出现的几个因素

        1966年6月9日，当时我正好上高三，98%的人都在进行高考复习，我们这些团干部、学生会干部当时就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他们在复习高考，我们在学理发、学缝纫、学针灸。6月17日，取消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学生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当时的口号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个场景使得革命青年更加振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大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会上，邓小平、周恩在先后讲话中都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么革命，我也不大清楚”。这些情况我们是通过内部的会议传达得知的。会议以后，我们就开始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录音，听陈伯达的讲话、江青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说：“我是来做小学生的、现在同革命同志在一起。我们十七八岁就闹革命啦，你们大学生不能自己起来闹革命吗？”这样一来，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十六条》的发布，使“文革”又一次掀起高潮。

        《十六条》中说，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革命的左派。这使那些原来不出名的革命少年，成为革命的闯将。红卫兵的出现存在两大因素：第一，17年的红色教育；第二，毛泽东的教育问题。这两个对红卫兵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我们也不可忽视，红卫兵出现的地方也有它特殊的政治氛围。首先是在高干子弟聚集的学校产生的。现在有人把1966年5月29日确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出现的日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人讨论国事，当时正式贴出所谓的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100多人签了名。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纷繁复杂的人间悲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中心。清华大学是名震中外的高等院校，清华附中是被笼罩在清华光环下的，肯定是非同凡响，能上清华附中的学生肯定是天之骄子。绝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血管里流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长子。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的欲望，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积着与之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红卫兵运动如何蔓延全国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好几天没有入睡了。”这句话是林彪在“五一八“会议上讲的，想不到林彪的这句话竟然被一个中学生神秘地告诉了他的同伴，可见他们的背景相当深厚。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毛泽东却在老家湖南韶山的滴水洞。毛泽东当时在滴水洞小住十几天后写了一封重要的信，写给江青的。毛泽东在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斗争，他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纲领性文件。

        有学者分析，为何发动“文革”，他认为揭开“文革”的钥匙有两把。一个是《五•七指示》（是“文革”前夕《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 是毛泽东描绘的理想主义。另一个是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两个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七指示》是“立”，拿起枪打仗，提起笔写文章的无产阶级精神境界。7月8日的信是“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后来他回到北京，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潮头。当时红卫兵最初也许针对的目标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问题，后来被引导到要批判牛鬼蛇神。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就写，革命者就是孙猴子，就要闹下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回复：“造反有理”。以后“造反有理”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标语。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这样，红卫兵立刻成为最光灿的称号，各大学学生组织放弃了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文革”结束，毛泽东共接见红卫兵8次，参与接见的有1100多万人。在这种氛围下，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大家知道的宋彬彬（中国共产党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著名红卫兵，曾因一张给毛泽东带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被毛泽东接见时，毛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彬彬。”“不要彬彬，要武嘛。”（宋彬彬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用名宋要武和宋岩）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说，“革命是暴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所以宋彬彬就改名叫宋要武了。

        我们当时去北京，住在军队大院里，毛泽东要接见，四点就起床。见到毛主席了。马上去天安门旁边的电报局，给亲朋好友发电报，说见到毛主席了。

破“四旧”

        1966年，8月18日会议上，林彪已号召红卫兵“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走出校门，开向社会。砸了老字号的店铺招牌，闯入民宅，查抄私人财物，焚烧古典名著，捣毁文物字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8月19日，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8月20日，破四旧出现高潮。8月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8月23日，各大报刊报道红卫兵破四旧的情况。当年红卫兵走向街头破四旧，确实得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甚至，有些单位的领导向红卫兵提供了牛鬼蛇神的名单。据统计，仅北京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万多所谓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赶出北京。红卫兵所到之处找不到安宁之地。

        我在8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向四旧猛烈开火。

        我们一群小将首先向紫罗兰理发店进军，勒令改名为“工农兵理发店”；南京路烧了金子招牌，永安公司改为“东方红公司”，外白渡桥改为“反帝大桥”，复兴中学改为“工农兵学校”，师大一附中改为“革命造反中学”。这就是所谓的破四旧。

        破四旧运动以后，红革会是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挑起了很多事件，例如“《解放日报》事件”。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主要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组织。我们学校也有个队伍，红革会下面的中学部。

        “破四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是怎么描述的？他认为，红卫兵走上街头，要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更换革命的牌子，甚至要改变交通信号，代表革命颜色的红色不应该是停，红色怎么能停呢？应该是走啊。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

        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革”并没有按照初衷发展。破四旧几乎没有批判主要的官员，这不是破四旧的目的。因此，他们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所谓的“四旧”。同时，红卫兵也被允许进入工厂、公社，也鼓励红卫兵去大串联。这样，斗争就升级了。甚至红卫兵组织被告知，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被批判对象。甚至，张春桥也曾经要蒯大富公开羞辱刘和邓，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等等。在全国大串联过程中，就是要把北京大批量红卫兵带到全国各地。

全国大串联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并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红卫兵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一律由国家财政支出。我们自然高兴坏了。但是我们去北京还是玩的心比较重。火车到了泰安正好是早上，就先去泰山玩了一圈，从王母娘娘庙一直玩到南天门。玩完泰山再去革命。所以我们是一边革命一边游山玩水。

        当时大串联什么概念，据说，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的时候达到250万人，大寨20万人，韶山40万人。据说上头有明文规定，红卫兵可以凭借串联证领取一件军大衣，当然后面就不还了。大串联过程中确实把“文革”之火燃向全国。

        我到北京串联完之后，本来想回上海，可还有个心愿，韶山没去。到了韶山，当地人热情地给我们介绍：革命小将们，“造反派”同志们，他指着毛泽东诞生的这个床，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串联完了回到学校。有同学准备徒步大串联。我则认为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正掀起高潮，不能走，所以我没有参加。

        1967年1月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提出，1967年，党中央任务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夺权斗争。徐景贤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十年一梦》，对上海“文革”、尤其是夺权前后的事情记录得比较清楚。上海夺权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但高校当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为什么取这么长的标题？因为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肯定革命运动，二是强调对“造反派”的打压。当时“造反派”的头头们夺权欲望很盛，争先占领办公室、夺取公章，夺权变成了独立。红革会经过精密策划，派出十几个摩托车队，冲击23个市级单位，夺走大印，把这些钢制的木制的图章统统装进包里。宣布已经把上海的大权统统夺到手了。这些闹剧也在复旦上演，把班里的班干部换了，这是夺了班的权，把党委的公章拿过来了，认为这是夺了复旦大学的权。闹笑话也很多。

        整个1967年，尤其是七八九这三个月。毛泽东都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当时不动用军队无法控制局面了。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全国各地搜集“文革”信息，用电报发回总部。我们当时知道了武汉百万雄师和红卫兵“造反派”交战相当激烈。后来才知道这是“文革”史上著名的“720”事件。

        本来还想跟串联的时候一样，顺路去庐山玩一圈。到了庐山，发现庐山已经全部被百万雄师占领。当时百万雄师被称为“保皇派”，红卫兵称为“造反派”。

        在武汉，发现成都发生枪杀成都军区司令的事件，觉得这个新闻很重要，于是就赶往成都。途经华山，去登了一下。

        到了重庆，我才了解什么叫内战、什么叫内乱。重庆是我们国家军工产品生产重地，抗战的时候军工业就迁到了重庆，国共内战的时候重庆就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越南的很多火炮都是重庆生产的。军火库全部打开，想拿多少拿多少。他们先带我看的是两个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的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水中。这两个人是来指挥他们打仗的。在他们的指挥下对方的火炮被压下去了。这两个红卫兵相当高兴，马上起来欢呼，一起来对方子弹就来了。

        现在，重庆保留的唯一的“文革”墓区——红卫兵公墓。所谓烈士，死得有价值吗？当时武斗重庆最凶猛。

        所以党史说，“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沉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内乱用得是很贴切的。内乱当然也包括内战。像重庆就不是一般的内乱，完全是内战，自己人打自己。

演讲人简介:

        范伟达: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毕业留校任教三十年，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本科教学委员会主任、社会学系副主任、方法教研室主任、社会调查中心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副会长。在复旦、交大、南开等高校讲授《社会研究方法》、《市场调查与预测》、《大学生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研究》等近十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