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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蒙巴萨，NGO如何承担社会功能且避免腐败？

单兰贺

2014-06-03 21:29

来源：澎湃新闻

蒙巴萨是肯尼亚的沿海经济中心。在这座城市，出门左走一百米，是细软如土豆泥般的白沙滩，美得让人窒息，右转二百米，看到的却是蒙巴萨人极端贫困的现实生活。

要缓解这座城市乃至肯尼亚的贫困局面，只靠普通的国际捐款还远远不够，项目式援助的方式更适用。2013年，我曾在肯尼亚蒙巴萨市的当地NGO组织中参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际救援组织（ActionAid）和英国国际组织（VSO）实施的项目。当地NGO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分享。

笔者工作的NGO与ActionAid常年合作，同事穿着带有ActionAid标识的红色服装在执行项目。

当地人的需求

南非曾有一个堪称失败典范的著名NGO项目，该案例在肯尼亚也广为流传。1990年至2008年，联合国数据指出，非洲偏远山村的人们几乎没有排泄物处理设施，他们在草丛中如厕，导致很多疾病蔓延。针对此问题，当地NGO曾在村庄建了3个简易公共厕所。但一年过后，在跟踪该项目时，该NGO发现三个设施使用率几乎为零，马桶盖子和其他部件也被村民拿走做农活或搭鸡棚了。

是当地人不会使用这些“高科技”，还是他们并未意识到清洁的如厕环境有利健康？更深一步了解后，NGO们发现，当地村民并不觉得在草丛中如厕有何不妥。在当地，还有一种习俗——长辈与晚辈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都不能同厕，并且人们也习惯在草丛中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如果这些习俗没有改变，就让全村共享凭空而来的三个厕所，是不太可能的。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这个问题后，也意识到，让全球一半没有排泄物处理设施的人在2015年前如厕，这目标遥不可及。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科技，不是资金，而是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习性。

去总结一个民族的特点，或许会陷入狭隘或以偏概全。不过，这种总结通常会使项目实施方和受益者双方受益。

在肯尼亚，当地人有几大特点：首先是乐观随性，家里有人去世，或发生意外，他们会载歌载舞祭奠，痛苦十分短暂，好似死亡并不比活着可怕。即便遇到非常大的难题，他们也不会焦头烂额，他们会说“Hakuna Matata”，译为生活是无忧无虑。

当地人也会及时行乐。没有人去计划长远目标，不会为了未来过更好的日子吃苦。手头如有闲钱，人们不会攒起来用于孩子将来上学，而是会买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及时享乐。

当地人享受群体式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买了食物，周围有亲朋好友，一定会被平均分享，很少出现一个圈子里有人吃得饱、有人被饿死的现象。马路上两个孩子打架，路过的人都会去管教，因为人与人间的关系不是亲人就是朋友。

他们在艺术方面颇有天赋。撒哈拉非洲国家的识字率是59.7%。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在绘画、表演、写诗词、音乐等方面造诣不浅。我所在的当地NGO，最初就是由一群落魄的、能歌善舞的年轻人在一棵大树下成立的。他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排练，在各个村落和社区里表演，宣传公益项目的内容，最后形成一个NGO团体。而我所接触的数十个当地NGO、数百个青年组织中都有很多这样的“无业”艺人。

在海边走步时碰到的一群画家自行组织的画室，在肯尼亚，经常可以看到有艺术天赋的人。

只有领悟当地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NGO的项目设计者才会理解当地人的真正需求，明白以何种方式实施项目才会高效和易被接受。比如，若实施项目者不了解非洲肯尼亚人及时行乐、习惯分享的特征，就不会在项目拨款中纳入受益人路费这一项。我曾亲自执行一个帮助肯尼亚蒙巴萨失业青年的项目，在项目执行中，为受益人提供路费这项没有得到捐助者的批准，导致三分之一受益人中途退出，作为执行者，我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从其他渠道为剩下学员的路费筹款。

提供路费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简单：既然是失业青年，从哪儿获取接受培训的路费呢？大部分项目受益人都来自非常贫困的地区，很多人得到路费不会全部花掉，会将这笔费用拿回家与家里老少分享，或成为晚餐花销。这样，在项目实施的几个月中，可保证受益人不会因温饱而退出培训，去从事一些快速获得收入的行当——如贩卖毒品。另外，大多数受益人不会认为，今天省吃俭用省下路费来培训，会为将来带来更多收入，因此当路费中断或短缺时，他们也会退出培训。

项目缺乏受益人路费资金时，少数青年仍坚持接受培训。

资金运用的管理规制

迷路时，大部分人都会向警察问路。但在蒙巴萨，当地人就算多走两里路，也不会和警察搭话，因为人们与警察间有很深的隔阂。警察经常无故收费，加之和企业的腐败交易，使民众对警察和城市管理者不信任。官僚主义和腐败交易在肯尼亚更司空见惯。

这样的外部环境决定了蒙巴萨当地NGO的资金运转结构存在缺陷。由此，确保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内部资金运转的透明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当地NGO自身并无资金来源，一般都靠申请国际救助金或政府基金。如此一来，员工的“工资”和项目的多少就有直接关系。没有项目，NGO就没有资金来补贴员工，NGO申请到项目资金时，会有部分作为“管理费” 给NGO内部官员、员工。因此，维持员工平日薪水，或谋取非分利益，都可能成为当地NGO用资不实的动机。

那么如何避免和改变NGO资金运用不透明的现象？在蒙巴萨，很多方法已在实践。首先是国际组织或国家在对当地NGO进行项目捐赠时，要有机制去检查其管理方式和资金支配的透明度。

比如，作为当地的NGO，我们申请USAID的基金时，要提供过去3年内的资金出入明细及财务报表，还要证明我们本身有能力对巨额资金进行分配和使用。另外，还需提供成本分担方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并在项目资金批准前就要与各方建立联系。USAID在审阅申请文件时，也会联系其他成本分担者，来考察我们的合作关系和可信度。

最后，我们还需提供数据——如每次活动对应的每笔出入账，以及之前成功的项目案例，来展示我们项目资金运转的方式。若在“管理费”上出现使用过多（内耗过多），或曾有项目资金花销不明确（中饱私囊），或有大量余额（无能力执行预期所有设想），则证明此NGO存在问题。

另一方法就是对领导层的调查。一些国际资助者，会需要当地NGO提供第三方审计结果，由第三方组织对NGO内部领导团队和董事会成员做调查，包括成员的资深程度和定期成员间的沟通量，以及NGO的资金管理是否对全部成员开放等。一般而言，第三方组织在对当地NGO调查后，会对其给出各项分数和评价。这可作为NGO结构的正规性和资金管理成熟度的参照。

还有一种方式，是国际组织对当地NGO长派技术人员，在内部管理和项目执行上给予支持。在笔者工作的当地NGO，有一名从英国VSO派来常驻3年的技术人员兼顾问John, 他对项目执行有着丰富经验，且熟知NGO内部管理模式。当地NGO容易出现“少数人秀”现象。当决定权被少数几人控制，且没有监控体制时，组织的资金就容易流向不明或进入私囊。对此，John所采取的方式，是进行内部结构整顿，形成全员监督模式。组织资金的流动，原本是由高层决定，现在变成民主、所有成员参与式（participatory）。每周一，会进行组织内全体成员的会议，成员以此了解各项目发展。每月要进行一次大会，各项目利益相关人员代表和董事会成员都将出席。会中要对上月的收入、支出进行详细汇总，并提供成员提问时间。定期开会亦起到整顿组织内部沟通方式的作用。尽管由“少数人秀”到完全透明式管理，这个变化的过程要对抗很多利益集团——有时甚至是董事会成员。但作为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透明、民主，是很难留住人才资源和实现进一步发展的。

技术顾问John在为内部改革而开会，墙上的贴士为各个成员对NGO的建议。

理解比同情重要得多

当地人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因同情当地人的生存艰辛而捐助，会使他们故意夸大事实来博取同情、吸引赞助。

我初到蒙巴萨落后地区对失业青年实地考察时，有些青年会主动拉着我到一旁，讲诉自己“悲惨”的身世——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在戒毒所生活、没有学费上不了学等等，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有些人甚至直接要求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即买他们的东西（自己做的首饰、帽子等），其价位是卖给当地人的三倍多。在和当地资深项目官员讨论后，我发现，他们讲述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但绝没有描述的那样“悲惨”。肯尼亚是小学义务教学，很多人小学毕业就出去工作了，没有钱去读初高中并不罕见。虽有孤儿，但这些孩子的生活大多由亲朋好友照顾，并非想象中一个人无依无靠。在肯尼亚沿海地区，有2.67万人吸毒，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年轻人，进戒毒所并非只会出现在少数极端少年身上。

他们之所以会见到我就“讲故事”，部分是想博取同情。这些年轻人的确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但同情是浅显的。作为NGO，我们更需要对他们理解，并借助研究和调查，实施能帮助更多人的可持续项目。如果出于同情，一时提供帮助，也许会让当地人生活变得更糟——因为我们无法知晓这些钱会被用来喝酒还是做其他事。NGO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中文译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