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抬棺人黎烈文和他的黄金时代

         今年5月18日，是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作家、翻译家黎烈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5月29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黎烈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黎烈文纪念展”目前也在鲁迅纪念馆正式展出，以照片、书籍以及其他大量的文献和实物展现了黎烈文的一生。

黎烈文改革《自由谈》，鲁迅因他而投稿

         2013年初，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到黎烈文女儿黎慰之家接受文物、资料捐赠，整理打包，并讨论黎烈文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到了慰之老师家里，我们简单参观了之后，就进入到许粤华（黎烈文夫人）生前居住的房间。房间干净明亮，只见慰之老师已经将文物资料整齐地堆放在一起，一边放着清单。” 这些文献最后留在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鲁迅。鲁迅之于黎烈文，亦师亦友，后者也是安葬鲁迅时16位抬棺人之一。

         黎烈文比鲁迅小23岁，他与鲁迅相识时间晚于很多鲁迅的弟子和朋友，但他可能是与晚年鲁迅接触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乐融说，“鲁迅为何如此‘力挺’黎烈文，为他遭遇‘不公’打抱不平。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要从黎烈文在上海主编《自由谈》说起。”

         1933年1月30日和31日，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两篇署名“何家干”的杂文《“逃”的合理化》和《观斗》先后发表，这是鲁迅的杂文首次出现在《自由谈》上。此后，鲁迅以各种笔名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相继结集出版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书籍。

         鲁迅为《自由谈》撰文，是黎烈文托郁达夫向鲁迅邀请的结果。鲁迅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自述了为“自由谈”撰稿的缘由：“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鲁迅原来对《自由谈》是不屑一顾的。《自由谈》的首任主编是周瘦鹃，所以当时是《自由谈》的鸳鸯蝴蝶派时期。对于黎烈文如何接替周瘦鹃主持《申报》的《自由谈》，作家施蛰存曾有过非常详细的回忆，他在《“自由谈”旧话》中写道，“上海最早的报纸是《申报》，它的副刊名为‘自由谈’。《申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自由谈》之设置却始于民国初年。一开始就由周瘦鹃主编，撰稿者都是他周围的一群上海文人，如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沈禹钟等。版面左下方是长篇连载，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好像就先在这里每天发表的。”“一九三二年，黎烈文从法国回来，想在上海找工作。不知什么人，把他介绍给《申报》老板史量才。史老板正想把报纸改革趋新，就把‘自由谈’的编辑任务交给黎烈文。周瘦鹃是申报馆的老编辑，‘自由谈’是他的宝座，一旦被史老板踢下宝座，心有不甘。而且这一事意味着新文学家占领了旧文学家的阵地，正如沈雁冰接替恽铁樵编《小说月报》一样，当时都使上海的旧派文人忿忿不平，群起而轰之。史老板不愿得罪旧派文人，就请周瘦鹃在《申报》上另外编一个副刊，取名‘春秋’。从此《申报》每天有两个副刊，一新一旧，息事宁人。”

         施蛰存还回忆到，黎烈文接手《自由谈》的前几天，在福州路会宾楼菜馆请了一次客，他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黎烈文也请了鲁迅，但那天鲁迅没有来。有意思的是，《自由谈》给施蛰存以展示才华的空间，同时也使其与鲁迅交恶。鲁迅愤而给施蛰存套上了“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洋场恶少”、“叭儿本相”等帽子，也因为这些帽子，使得施蛰存在此后很长一段岁月里遭受到不公的待遇。

         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后写的《幕前致辞》，就鲜明地表达了《自由谈》将会改革的意思，而其改革的宗旨是“牢牢站定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决不随便应付。认为生活有赖于文艺，而文艺应该进步与近代化，也需要进步与近代化，因此不办成同人刊物” 。之后，《自由谈》开始抨击时弊，鼓吹团结抗战，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成为一份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1933年前后，是国民党的文艺管制较为放松的时期，而《自由谈》也正是在这一年进入了全盛期。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以及国民党军事、政治重心的转移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正是在种种机缘巧合下，改版后的《自由谈》甫一出场，便受到了众人的瞩目。事实上，在当时，倾向左翼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业招牌”，也即销量的保证，包括部分国民党主办的刊物，也并不排斥左翼作品，甚至聘任左翼人士担任编辑。

         据乐融介绍，从最早使用“何家干”这一笔名开始，鲁迅在《自由谈》上所刊之文一共用了42个笔名。而就文章数量来说，据统计，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约计140余篇，最多时他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5篇杂文，平均两天一篇。如此密集地写作和发表，在鲁迅的整个杂文创作中达到了惊人的并且也是最高的纪录。这是鲁迅一生中被封杀最甚的时期，然而恰恰也是其写作的高峰期。全方位、多视角、高频率、快速度构成了鲁迅后期杂文创作中的一个醒目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显著特征。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不仅是数量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飞跃。

         曹聚仁在《黎烈文与“自由谈”》中说道：“黎烈文兄，从法国回来，进《申报》主编‘自由谈’，在当年上海文化界是一件热闹的大事。”当时的《自由谈》已经是中国报界最重要的一个副刊，乐融说，《自由谈》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同时它也是鲁迅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鲁迅充分利用了《自由谈》这个战斗的平台，借助大众传媒的庞大传播功能，写了大量的杂文。鲁迅杂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面对公众，得到极大的释放，也得到社会的极大反响，甚至笔战，这样更激发鲁迅写出优秀的杂文来应对，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鲁迅对黎烈文主编《自由谈》的最大支持。”

         随着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坛老将”的出马，越来越多的左翼文化人被吸引到《自由谈》的阵地中来。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时期，还发表了大量年轻作家的作品，培育了一批新人。除了已经成名的靳以、芦焚、欧阳山、白尘、徐盈等外，当时的后起之秀，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等也大都在此起步。这些作者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唐弢后来回忆道：“我于一九三三年开始向《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在这之前，大概还写过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也不知道发表在哪里了。就《自由谈》而论，最早的是六月四日那一篇，题目叫做《故乡的雨》，也许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所谓‘处女作’吧。多么苍白、多么幼稚的‘处女作’呀！”那时候的唐弢还只有20岁，是上海一名普通的邮局工人。

         1934年，国民党政府出台了《国民党中宣部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至此，短短几年的繁荣期结束，新闻出版界再次转入低谷。而对于黎烈文的“顽固”、不“改悔”，国民党政府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一面诽谤攻击，一面向《申报》老板施压。史量才顶了一阵，最终被迫撤换了黎烈文。1934年5月9日，《自由谈》上刊出了黎烈文的辞职启事，此时距1932年12月1日的《幕前致辞》只不过短短一年半时间。而后张梓生在接替黎烈文任《自由谈》编辑后，尽管依然努力秉承黎烈文的编辑方针，然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新闻出版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保障。1934年史量才被害。至此，1930年代如昙花一现般的“自由谈”终告结束。

         对于鲁迅晚年与这一批青年进步文化人的交往及对他们的支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这是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一次展示出的极有光彩的一页，如果鲁迅不是因为肺结核过早去世的话，以他为旗帜的这股新生力量在未来文坛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由于鲁迅突然去世，这一文学新生代的积极能量并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他们最后一次集中的能量爆发是在鲁迅的追悼活动中。在鲁迅的葬礼上，作为扶柩人之一的黎烈文，几乎整天待在万国殡仪馆：“望着那静静地睡在许多花篮花圈当中的他的遗体，再回忆着那永不能够再听到的但又仿佛还在耳畔的他的谈笑，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设想鲁迅先生已经死去。我只能把他当作是暂时的假睡……”

巴金：说黎烈文是“反动文人”与事实不符

         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最初也是通过鲁迅的文章第一次知道黎烈文名字的，“鲁迅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周立民后来因为个人研究和工作关系，更多地从巴金的视角来认识黎烈文。在鲁迅去世之后，巴金也许是黎烈文最重要的朋友。周立民说：“巴金与黎烈文从相识到相知，也与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黎烈文为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托人向巴金约稿，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

         巴金在《自由谈》上发表过《薛觉先》、《游了佛国》、《三等车中》等“旅途随笔”。在黎烈文被迫离开《申报》后，巴金又在其主编的《中流》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很多重要的自述文章后来都收在《短简》一书中，如《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我的路》、《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答一个“陌生的孩子”》等。

         “然而，真正将这批年轻作家聚拢在一起的是鲁迅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周立民说，巴金在《怀念烈文》里写道:“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就这样，“到了1936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后来，黎烈文和巴金又共同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拿去请鲁迅和诸位朋友签名后发表。周立民说，“在黎烈文、巴金这一辈人的一生记忆中，一定都有着一个三十年代的梦，那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大展的岁月，也是他们不时相聚倾心交谈的时光。”

         在被迫辞去《自由谈》主编职务后，黎烈文还参加了《译文》的编辑工作。1936年,他创办了以发表杂文、散文为主的半月刊《中流》，继续投入编辑和翻译工作。1937年8月22日，《中流》与《文学》、《文季月刊》、《译文》合并，创刊《呐喊》周刊，仅出两期；9月5日改名《烽火》周刊，共出20期。黎烈文与茅盾、巴金一起，继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奔驰呐喊。

         抗战爆发后，巴金辗转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写书、印书；黎烈文回到故乡福建主持改进出版社。1938年5月黎烈文到福建永安，1939年2月创办改进出版社，任社长。改进出版社办有《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三个期刊，又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三个期刊。在永安这座僻静的小山城里，黎烈文除主持社务外，还完成了译作8部，发表文章20多篇。抗日战争时期，黎烈文在福建永安山城度过七年半的艰难时光，他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左联”。

         1938年10月，黎烈文与巴金在香港有过短暂的会面，而再一次的相见差不多要等十年后了，当时黎烈文已经身在台湾。巴金那次的台湾旅行是在1947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周立民说，“巴金为调解朋友家庭矛盾而去，同时也考察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台北分社的可能性，后一件事情，黎烈文也从中帮过忙。”在《怀念烈文》中，巴金也写道， “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

         1949年下半年后，两个人的通信中断。周立民说，“以后的岁月中，不知道黎烈文是否常忆起与鲁迅及其他友人在一起的日子——‘鲁迅’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台湾已是禁忌，公开谈论已不可能。在巴金这一面，鲁迅被奉为神明，早已不是那个慈父般的小老头。但是，‘黎烈文’的名字却不可能在巴金脑海中消失。”

         1949年后，作为去台文人的黎烈文始终被定性为“反动文人”，对于黎烈文的这个评价，巴金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黎烈文去台湾完全出于私人的生活原因，“更何况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难道人在政治身份之外，不能有其他身份和生活的选择吗？”周立民说，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时，为不能替朋友抹去身上的污水而深深自责，因此也不管是否不合时宜，他开始“为故友的亡灵辩诬”。巴金后来也写道，“黎烈文在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先担任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与老板意见不合而去职，后来一直在台北大学任教……我一九四七年去台湾时见过他，他在那里生活并不好。以前有些注释本说他是‘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与事实不符。他已在前几年去世了。”“我所见到的黎烈文到台湾后，对他大陆朋友最深情的回忆是1963年在整理他一篇译稿时，想到当年朋友跟他约稿的情景：‘这次我偶然从旧书中发现这篇译稿的剪样，收入此集。鲁彦之骨已朽，而西彦早几年亦有郁郁病逝的传说，未知确否。这世界是不易生活的，死者未必可悲，生者未必可喜。’”周立民认为，很显然，黎烈文仍在隔海关注着朋友们的情况，外界却让他不能畅所欲言。

晚景凄凉的在台时期

         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年轻教师的王小平，几年前在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指导下做“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研究，因为写博士论文，她开始了解黎烈文。“这个题目是陈思和教授帮我选定的，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人碰过这个题目，后来博士论文出版。现在，我还在做这个研究。”为研究黎烈文等人在台湾的情况，王小平在台湾也住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俩都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但相对于台静农，黎烈文并不为大陆读者和研究者所熟悉。可能是因为台静农的作家学生在大陆知名度比较高。事实上，黎烈文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位知名作家，比如王文兴、尉天聪。”

         王小平对黎烈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在台湾的时期。1946年，黎烈文应当时台湾省省长陈仪之邀赴台，担任了台湾《新生报》的副社长兼总主笔。对于黎烈文赴台的原因，巴金曾有过论述，巴金说：“他当时因与黄源的前妻许粤华结婚，感到不大好意思见文艺界的朋友，才去台湾的。”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与此时赴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黎烈文也被建设“新台湾”的热情所感召，他受邀是去担任台湾最大报社《新生报》的副主编。

         黎烈文从1946年春在《新生报》任职到秋季离开，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1947年，黎烈文应聘至台湾大学，任教于外文系，教授法文课。王小平说，“在台大教书期间以及在课外和学生们的接触中，黎烈文很少谈及政治，如同台静农等人一样。尽管黎烈文对外界事务已经心灰意冷，但他在长年翻译、编辑生涯中养成的敬业负责的严谨态度却依然保留着，生活、工作中依旧一丝不苟。在朋友们和学生的印象中，黎烈文始终是个认真、坚持原则的人。在当时的台大校园，有一批像黎烈文、台静农这样经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并与‘五四’人物有过密切往来的知识分子，学生总是试图从他们身上追索那曾经的风云岁月的痕迹。”

         当时来到台湾的知识分子非常多，尤其是1949年之后，黎烈文只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可能是其中最受争议、误解和漠视的一位。国民党视他为“左翼作家”，共产党称他是“反动文人”。在相当长时期里，台湾不了解黎烈文1946年赴台前在大陆的情况，大陆这里则对他在台湾的活动一无所知。

         在台湾大学，黎烈文吸引了很多学生的注意，因为这些学生中很多人都读过他翻译的《冰岛渔夫》。早在1930年代的上海，黎烈文就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翻译活动其实也是他最初选择的实现理想的方式，而后来走上编辑的道路则是另外的偶然了。

         黎烈文最辉煌的时期也许是编辑《自由谈》和《中流》等报刊，但在离开大陆脱离编辑事务之后，他把生命的寄托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王小平说：“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黎烈文坚持启蒙理念，通过编辑活动来实现唤醒民众的理想，而当政治环境转为严苛，外在压力不断加大的时候，黎烈文则转而希求在翻译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1950年代后的台湾，言论独立和自由已经不可能，黎烈文更多的是保持缄默，除教学外便专心从事文学翻译活动。

         在王小平看来，对晚年的黎烈文来说，翻译成为他寄托理想的最后和唯一方式。1969年，黎烈文因中风住院，右边身体瘫痪。据家人回忆，黎烈文拼命咬自己的右手，口口声声“这怎么得了，我不能写字了”，并恳求医生治好手脚，“否则我一生完了”。

         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去世，王小平说，“他的身后是冷清的： 很少的几副挽联，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

         黎烈文育有三个子女，老大黎念之33岁就成为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科学顾问，获得40多项专利，是世界膜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目前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鲁迅纪念馆黄源专库的库主是其后代黄明明、洪蓉芳夫妇，2011年年初，洪蓉芳女士去美国看望了黎烈文夫人、百岁高龄的许粤华女士。因为那次拜访，促成了黎烈文文献、遗物为鲁迅纪念馆收藏一事。鲁迅纪念馆的许多文库的库主都是黎烈文的好朋友，如许广平、黄源、靳以、唐弢等。今年即将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中，许粤华也是电影璀璨群星中的一颗。2011年，作为那个“黄金时代”最后的见证者，许粤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