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状元”郭方：我这人胸无大志，就是凭爱好活着

        37年前，郭方成为恢复高考后北京的第一个文科状元。

        成为状元前，他是下乡的知青，去过北大荒、内蒙古和山西，在无书可看的情况下，靠记忆把看过的书写下来；成为状元后，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昨日，澎湃记者专访了这位“老状元”。

        澎湃：会不会因为您是高考状元，大家特别关注您？

        郭方：没有，从来没人关注过我。就是你们这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关注。其他没有什么人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考上北大、硕士、博士，拿到牛津会员，周围人根本不会有什么反应。按现在一般价值观，我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从小到现在做这些事，绝不是为得到别人表扬或者崇拜，从来没哪一个老师或者家长表扬过一句，现在周围人也没有说我了不得。我认为做一个爱好、一个事业就是自己的事，跟别人关系不大。别人也这么认为，我周围人也这么认为。

        还有人觉得我不怎么样，说“你这书呆子”“百无一用”。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实际的，书呆子对他们来书就是百无一用，更不关注。现在还好，只是不关注，最起码不整你、不批判你。我还是被打过几回“反动学生”的。我当然没什么反动行为，就因为看书基本上就算思想反动。

        澎湃：考上状元，您有没有专门复习？

        郭方：基本没有复习。当时家里事情很多。我从小生活上学在北京。1968年，我上高二，下乡去了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内蒙古和山西。1977年，因为父亲病重，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我回到北京。过了25天，我就参加了高考。

        澎湃：那您觉得您为什么能考上状元？

        郭方：在内蒙古下乡的时候，我主要做民办代课老师。那时候，学生不怎么学了，但是我要认真地教，要靠教书锻炼自己。语文、数学……哪门课我都教过，代课老师嘛，缺什么就要教什么。初中、高中我教过，小学我也教过。

        虽然学生不听，但认真备课、讲课对自己是收获。后来之所以我能考得比较好，和这个有关。我当时想哪怕一个学生不听，我自己倒可以复习一遍。后来证明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我上北大的时候，我教的内蒙古的学生也有三四个，和我一起进北大，有英语系的，也有数学系的。

        澎湃：当时学校发备课资料吗？

        郭方：那时候哪有什么备课资料？就靠我在北京上中学积累下来的“老本钱”，把自己当初学过和看过的东西写下来。后来我有意识地多教英语，尼克松访华以后才可以教英语，以前没有英语课。之前，我教过语文课、数学课、历史地理课，高中数理化我也都教过，所以考试我没问题。

        澎湃：您把看过的书写下来？

        郭方：当时，靠回忆我把看过的书记到纸条和小本子上，然后藏起来。有时候风声紧，还得销毁。现在我还留着一些，那种小本子比巴掌还小，得用很小的小本子，要不然没地儿藏。记的内容有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一边背一边记。

        还有就是在内蒙古的时候，听英语广播，我把听的东西用英文记下来。我听的英语广播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教学节目，就是《美国之音》，算偷听敌台。在北大荒也偷听过敌台，那里苏联台比较多。内蒙古比较僻静，听《美国之音》问题不大，当然得用耳塞机，放出声来那是不行的。

        下乡没有什么书看，我和我同学还因为捡两本旧书被批斗过。像我们这些人，没有价值的故事太多了。最近下乡的回忆录写得够多了。

        澎湃：在下乡时您还干些什么？

        郭方：我这辈子经历，在北大荒和内蒙古，什么工作都干过。当时家庭情况也很惨，对我来讲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挺费劲的。去北大荒发的工资还可以，但是生活不行。那阵是备战期间，管得也很严。我下乡的地方离珍宝岛只有200里地，我还跑到那儿支援过前线，这就算上最前线了。在北大荒，200里地基本就算挨着。

        澎湃：下乡对您后来的人生影响大吗？

        郭方：下乡至少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懂得怎么生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没下过乡，你不知道基本怎么生存，生存的压力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光是物质上苦，当时环境是很险恶的，这个我不多讲了。不光基本生活成问题，政治环境也很险恶。在农村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农奴？什么叫奴隶？什么叫压迫？什么叫恶霸？下过乡，你就会有亲身体会。

        第二，在生存中追求精神提高的体会。在那种环境中，一个人怎样做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事，没人拿你当人。就是要在精神上提高自己。自己怎么提高、完善自己，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不是一个空话。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我小时候不明白，那不是容易的事儿。小时候看过的许多书，到下乡的时候就都明白了。

        澎湃：继续聊您高考的事儿。当时哪门考试对您来说最难？

        郭方：当时我总共考了5门，语文、数学、政治、英语，还有历史地理算一门。

        政治最难，估计我拉分也拉在政治上。政治没有复习资料，所以最难答，谁知道怎么答？英语最容易，不要求考。我说我想考，给我加一门吧，结果15分钟做完了。当时数学也很容易，考试用不了一半时间就答完了，比起语文和历史都要容易。

        澎湃：感觉您是轻松拿下状元。

        郭方：除了下乡当代课老师的经历，我上的中学也是不错的，北师大附中。当时教我们的都是名师，建国前就很有名，所以我听课印象很深。另外，我很爱看课外书，无论文学、历史、外文，还是数理化，都爱看。我小时候文艺体育都不算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

        我看书比较杂，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看古文书，比如古诗词。另外，我还爱看外文书。虽然当时外文懂得不多，主要靠自学，看的一般都是比较老的旧书。现在还是爱看古文书和外文书。

        澎湃：给我们讲讲您的中学吧？

        郭方：我的初中和高中分别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中。老师教课也好，学生学习也好，第一有兴趣，第二很活跃，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现在有些不好。那阵学生对学习都有很大兴趣，当然有的偏向文科，有的偏向理科，有的偏向工科，都觉得课本不够，找课外书看。

        我当时就觉得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英语课本里面东西都太少了，于是就找课外书看。看了课外的东西之后，课内的东西就更容易了。所以我不是特别用功，但考试从来不是问题。这种情况，我的同学里也有很多。跟现在学习风气不太一样，当然我说的是少数学习比较好的学生，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个别现象。

        当时主要时间就是看书，也没什么钱买书，主要就是趴书店、趴书摊、趴图书馆，能买就买，不能买就抄。我上北大后，很多旧书店的老店员都认识我。他们问我怎么好几年没见你了，我说前几年下乡了。我现在也爱逛旧书店。

        文言的东西对我不成问题。当时没有现在学外语的条件，但是英文看得多了，起码眼熟，阅读对我问题也不大，当然比起现在听说就差了，那时没条件。

        澎湃：您上中学时高考压力大吗？

        郭方：我那时高考压力也有，但那时候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和现在不一样。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不像现在算计得那么清楚。那阵生活条件都艰苦。

        在北师大附中，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有学生起来到路边拿着一本书自己看、自己背、自己念，不需要嘱咐，都靠自己。晚上在路灯底下看书的也有。这些都不是学校和家长强迫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喜欢学习，也有压力。那时候考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是统考，当然有压力。我想您是个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生活环境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候当学生，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是非常厉害的，政治任务也很多，比如夹道欢迎、民兵训练、示威游行，要占很多时间。

        学习是自己加压，学校不敢给学生加压。学校要是加压，号召学习，学校领导是要挨批评的。老师也不敢说。那就自己给自己加压。即使不太爱学习的学生也知道要中考、高考。老师和学校不敢强迫你，否则就成修正主义分子了。

        在重点中学，自己给自己加压的学生比较多，重点中学的学生还是希望考大学。非重点中学的学生，我估计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也不一定非要考大学，更何况到我上中学的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成“臭老九”了。

        澎湃：您为什么后来报考北大历史系？

        郭方：学经济和法律，那时候都有保密要求。我对经济和法律知道得也不多。学哲学的政治要求也很高。我看学历史的政治要求最低，我就选历史了，正好我又爱好历史。我这人胸无大志，就是凭爱好活着，没什么大志向。

        澎湃：当年北大的氛围怎么样？

        郭方：北大也是“文革”重灾区，我去的时候正是百废待兴。但是，那时候学生学习的劲头很足，不像现在。许多学生夜里在路灯下学习，有讲座就听。北大当时比较活跃，许多老师有讲座，甚至还有老师和老师之间的辩论会，也邀请学生参加。

        澎湃：在北大，像您一样爱看书的人多吗？

        郭方：当时像我这样的学生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还是有一批的。就是比较志同道合的几个同学一块儿看书呗，说“这书不错！”，相互交流交流、讨论讨论。放到现在，就是所谓兴趣相投。目的性和功利性不是那么强。

        但不是大多数人爱看书，那时还批修正主义苗子，一般风气不鼓励学习读书。我们那时都是“地下工作”，有看书爱好的人被认为是落后分子，甚至有可能思想反动。看书这种事情并不是知道的人很多的，看书得偷着来，不能张扬。交流也得找特别爱看书人的同学，不能宣扬“我看了什么”“我懂了什么”。所以，不是特别熟的同学不知道我们有看书这种爱好。

        澎湃：您本科毕业以后没想过要工作吗

        郭方：既然爱好学问，就得学到底。学完本科还是不够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念硕士、博士。说老实话，等你搞到一个专业的时候，你能搞海滩上一粒沙子，一粒沙子就够你搞一辈子了。当然研究历史也得看看海景、沙景。对海景、沙景不了解，你这一粒沙子也研究不好。

        澎湃：您为什么选择英国史作为研究方向?

        郭方：我对英国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学英语我对英国了解比较多，不管是风土人情，还是莎士比亚、狄更斯这些文学大家，所以我就选了英国史。后来我到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拜了几个老师，现在也还有联系。

        澎湃：去牛津会觉得跟不上吗？

        郭方：努点力还跟得上，那阵虽然岁数比较大了，但毕竟还不到40岁。所以听了课，努点力，还勉勉强强吧。我在国内受得教育比较好，老师都是留过美的，上过燕大的，对英美史学的路数比较熟悉。我的老师不是很有名，但是资格都很老，教我的老师基本都是老燕京的。

        澎湃：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高考对您人生改变大吗？

        郭方：非常大。这个“非常大”不是说一步登天。我也不愿意诉苦，那就没意思了。我如果不高考，可能就活不下去，没地方找工作嘛。三十岁了没法找工作。高考以后我起码有一份工作，而且是比较喜欢的工作。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概念，一没有当官，二没有发财，还是老百姓一个，周围的人也没有特别看得起我。从低层次讲，就是有饭吃了。对于低层老百姓来讲，尤其之前十年被斗抄赶抓的，能找一份工作有饭吃，不那么容易。许多人误以为那个时代有饭吃，其实不是的。

        从高层次讲，我终于干上我感兴趣、爱好的事业了。我这人不太在乎有什么名，有什么利，我这一辈子也从来争不上名，争不上利，没那个本事，感兴趣就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评价我。倒不是说我多清高，已经锻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