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红色天幕下的白鹰

        1981年12月13日，从华沙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波兰国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三十三条，宣布全国从当日起进入“战时状态”，同时成立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军队进驻工厂、矿山和企业，罢工游行被禁止。“救国军事委员会”不仅逮捕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对波兰陷入政治经济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前总理雅罗谢维奇、政治局成员格鲁津、什德拉克、乌卡谢维奇等人也被逮捕。        

        雅氏后来回忆说，实施战时状态是他做出的最困难、最痛苦的选择之一，“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选择了“最后的一条道路”。1980年夏天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价和食品价格，从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1980年8月成立的团结工会迅速扩展到除军队和警察之外的所有社会部门，甚至近三分之一的统一工人党党员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央委员也加入了这个工会。在1981年的危机中，团结工会表示出接管政权之意。波兰不仅有陷入内战的危险，而且到1981年夏天，苏联对波兰的局势已经显露出越来越不耐烦的现象（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苏联并无实际出兵干涉波兰的意图）。经过一系列的安排，雅氏在当年10月身兼党的第一书记、总理和国防部长，从而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这也说明波兰军管并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统一工人党中央作出的安排。        

        雅氏在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的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中，试图唤起波兰人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个饱经灾难和忧患的国家中，不能再让波兰人流一滴血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来阻止内战的魔影。在需要架桥的地方不要设置街垒。波兰的历史有其阴暗的一面：自由否决权、（贵族们）自私自利和无休止的争斗，结果导致了衰败和灾难。应该打破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我们经受不起历史的重演了。”波兰天主教会也担心国内的混乱状态引起苏军的入侵，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1981年5月逝世前，不断向教徒宣讲波兰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手谕，呼吁教徒在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关键时刻，保持和平、镇静、谨慎和“对波兰民族的责任感”。        

        在波兰政治家当中，雅氏属于少有的那种能够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决定的领导人。这与他的早年经历也不无关系。1923年，雅氏出生在波兰东部比亚韦斯托克省。他父亲是一位农业工程师，波苏战争期间曾经在波兰军队当中服役，退役后根据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法律，在苏联割让给波兰的东部领土上获得了一块国有土地。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雅氏一家随其他难民一起逃往立陶宛共和国避难。1940年苏联吞并立陶宛后，雅氏一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流放到北极泰加地区的劳改营，雅氏的父亲在那里死去，他本人也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此后终生要戴墨镜。不过，如果说年轻时的这段历史对雅氏的人生观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么他始终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掩饰，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来。        

        1940年，十七岁的雅氏和其他一批波兰青年被调往哈萨克的卡拉干达煤矿劳动。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雅氏的脊柱受到永久损伤，但他也因为超额完成工作定量而受到苏联当局的注意，被选送到梁赞军校进修。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在美英等国的要求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对境内的原波兰共和国公民实施大赦，并允许其中的波兰族参加维亚切斯瓦夫·安德斯将军组建的自由波兰军队。雅氏原本也想参加安德斯部队，但是当他1943年从梁赞军校毕业时，这支部队已经离开苏联，经波斯前往意大利作战。雅氏只得参加苏联当局组建的波兰部队“柯希秋什科”师，1945年随这支部队打到了柏林。        

        雅氏这种出身于乡绅-知识分子-“定居者”（1922年以后定居在苏联割让的波兰东部领土上的退伍军人）家庭的青年能够得到苏联当局的信任，也是因为当时苏联并无更可靠的选择：波兰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旅苏党员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基本上被杀光，这个党也在同一年被共产国际解散了。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全体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话，这就是“厌俄症”（Russophobia）。尽管德国在二十世纪给波兰带来的伤害比沙俄和苏联更野蛮，但不少波兰人的看法是“跟德国人在一起，我们会丧失自由；跟苏联人在一起，我们会丧失灵魂”。与“厌俄症”纠结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波兰与苏联之间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1920年波苏战争，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1939-1940年流放三十万波兰人，卡廷惨案，1944年坐视华沙起义失败，二战后永久吞并波兰东部领土……虽然战后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长期宣传苏联是波兰的解放者和波兰独立的保护者，但只有百分之二的波兰人把苏联视为对波兰最友好的国家。        

        在二战之后的东欧国家中，波兰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并且不时地游离于莫斯科的道统之外。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国歌《波兰永不灭亡》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仍然是国歌，旧国徽的图案“红色天幕下戴王冠的白鹰”也只是去掉了王冠。波兰人民军延续了只伸出两个手指头的旧式敬礼——沙俄时期的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曾经自嘲说，波兰人在伸出两个手指向俄国人敬礼时，另外三根手指里攥着准备扔向俄国的石头。甚至连被波兰人视为“最不可救药的苏联傀儡”的波列斯拉夫·贝鲁特，在1947年就任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时，也在誓词最后加上了一句“愿上帝帮助我”。        

        这些细节反映了战后波兰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重新认识并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一方面，波兰人民共和国通过继承第二共和国的一部分法统象征物，来保证自己代表“波兰人”；另一方面，二战后的波兰在国土和民族构成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必须对过去数代波兰政权“从傲慢到悲剧的历史钟摆”进行重新调整。战前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统治阶级视自己为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继承人，自视为“欧洲文明的前沿”，是一个既反德又反俄的“地区超级强国”。二战后的波兰通过领土和人口交换，变成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在人民共和国时期，波兰是欧洲“强国”的观念被永久抛弃，东部地区从波兰永久分离出去的现实也被接受，从而跳出迷惑了几代波兰人的“大国”陷阱，并有助于波兰在完成社会制度转型后过渡到健全的、符合欧洲理念的现代民主国家。       

        1983年7月22日，波兰取消了长达十九个月的“战时状态”，并宣布大赦。1986年，雅氏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并在翌年把“政治多元化”首次写进党的中央全会文件。1989年2月，波兰召开了历史性的“圆桌会议”，随后修改宪法，恢复战前的两院制和总统制，并在当年6月举行了二战后首次国会大选。1989年12月29日，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雅氏成为其首任总统。1990年12月22日，他向选举产生的新总统瓦文萨移交职权，翌年1月辞去军职，随后开始了撰写回忆录的退休生活。        

        2014年5月25日，雅氏在华沙的一家医院中因心脏病而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根据外媒的报道，这位“卡拉干达的劳动模范”在去世之前几个月，还在坚持与女护士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