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亚太，美国正谋划 “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

        在幕后台前准备与运作一段时间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正策划推出“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

        该架构旨在由美国主导，联合东盟和日、澳等国（刚就任的印度莫迪政府仍有待观察），名义上“基于国际规则和准则”，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结合，辅以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救助与人道主义援助内容，但实质上以推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南海地区多边框架下制约平衡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目的。这一架构将邀请东盟各成员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军方参加。根据目前情况看，可能邀请中国为“其中一员”。

        虽尚未明确，这一架构的推出时机，可能在今年6月26日至8月1日由23个亚太国家（包括首次参加的我国）在美国夏威夷和西海岸举行的“环太平洋”海上军演（RIMPAC 2014）期间，或在今年稍晚的东盟安全论坛上。

        美国为建立这一“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早在去年香格里拉会议上就向东盟十国防长发出邀请，并在美国防长哈格尔今春访问亚洲日、中、蒙古三国前，由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主持，与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和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NOAA）协同，于今年4月1-3日首次在美国境内（夏威夷）举行了美国与东盟的10+1防长会。期间既包括军事安全方面的闭门会议（讨论了“改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应对南中国海的各种紧张局势”），也包括自然灾害救助与人道主义援助的内容。会上还由新加坡提议并经美国认可，计划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建立地区性应对灾难救助和人道援助的危机协调中心，“成为在军事方面协调本地区各国应对各种灾害的重要枢纽”。

        本次香格里拉会议上，哈格尔更公开宣布，他已指示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洛特利尔出面邀请本地区各方，就“建立更大海上安全预警和协调”的规则与“各项具体办法”进行协商。

美国建立“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的新战略动向，是其在俄-乌危机对全球与亚太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

        俄-乌危机一方面在欧洲地区对美国形成冲击和牵制，并使中、俄关系大大加强，但从目前情况看，它也契合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调整。美国通过俄-乌危机从军事安全、经济能源以及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加强了美欧关系（北约、欧盟、中东欧），奥巴马还将俄罗斯视为“非主要威胁的地区性大国”而从“八国集团”中除名，并采取了多项“制裁”措施以孤立宿敌，以此重振美国在欧洲和西方的“领导地位”与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利用动荡形势下中小国家对自身安全与地区稳定的担忧及“谋求保护”的需要，以“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中小国家利益的“保护者”自居，不仅未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亚太地区转移, 反而积极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加进新的内容和动能。

        由于南海在战略、军事、经济、资源、交通和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突出重要性，以及在该地区“多对一”（东盟10+1，南海声索方5+1或 6+1）和利用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约束中国等考虑，美国近年来选择南海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并认为其结果对决定竞争全局至关重要。而东海钓鱼岛之争则更多是日本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本身目的服务，并使中国面对 “两线作战”、“两面受敌”的局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来美国还正在全球治理和多边领域中策划一系列战略举措与所谓“组合拳”，包括：

（1）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环境保护的“组合型”问题：奥巴马政府视“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并已在国内外对气候变化系列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其“领导地位”进行铺垫。今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邀请各国首脑在美国纽约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另年底前在秘鲁利马及明年底前在法国巴黎还将举行两次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应对日趋严峻但多年来进展维艰的世界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各国将在明年巴黎大会上为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做出关键决定。

        （2）经贸谈判：虽进展比预期缓慢，美国仍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两大谈判。

        （3）明年将举行《核不扩散条约》5年一度的审议大会。美、日等动作不断，意图将中国拉进核裁军谈判以进行制约。

（4）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安全领域较量。

        美国策划“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有两个重要考虑：

        1、在为亚太地区安全“填补空白”而建立的新多边平台上，确立美国领头羊的“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正如经贸领域中美国以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同中国大力支持和参与的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进行博弈，现在奥巴马政府又企图“先发制人”，使“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与中国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等形成对垒，并“卡位”亚洲地区酝酿中的其他地区安全机制。

        2、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结合，尤其是以对各国都具吸引力的自然灾害救助与人道主义援助为其重要内容。据统计，近年全球所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中，亚太地区就占了70%。此可谓“抓旗帜”与“协天子以令诸侯”。而邀请中国为“其中一员”，则属“挟诸侯以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形成美国主导、制约中国的多边平台（如中国选择不加入，或因被排除在新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之外而处于被动）。同时还可减少东盟各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对被迫在美、中两国间“选边”，以及因卷入美、中集团性地区安全之争而产生的犹疑与担心；并弥补美国本身力量和资源的不足，以亚太盟国和伙伴国为美、中间缓冲，降低美、中直接对抗的风险。

        在提出与推进“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的过程中，美国方面还可能有以下国际法与军事安全方面的举措：

        首先以“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名义正式要求中国提出有关南海九段线的准确位置及法律依据，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挑战。

        其次是对中国提出“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版的《南海行为准则》，主要内容为：各方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按有关国际法（主要是《联合国海洋法》等）和平解决岛礁、海权与海洋资源争端，以及保证各国“海上航行自由与航空权”等等。

        最后，美国还可能以“亚太合作型地区安全架构”名义提出在南海“建立海上安全预警和协调”的“规则体系”与“各项具体办法”，并邀集本地区各国协商制定。

        1，南海问题的应对和处理是当前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大局的重中之重，亟当确定近期和中长期明确的国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国家战略，力避在南海与东海两大战略方向上长期“两线作战”和“两面受敌”（美、日也看到并利用这一战略形势）。

        2、处理好全球与地区性多边国际组织、规则体系同本地区具体国家双边关系之间的平衡，积极争取国际舆论。同时注意东盟各国的差别和矛盾，防止将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以及虽非南海声索国但却有“东盟军师”之称的新加坡）推向菲、越特别是美、日一边。

        3、南海问题上，需处理好中国经贸利益与战略全局、军事安全、政治外交与各方面软实力的关系，防止“单纯经济观点”和认为经济利益与资金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