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格局根本性变化：不反美不亲美的“第三阵营”

         

          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逐渐形成了“美国谋求霸权、两个阵营对立”的战略格局。三年前突尼斯局势突变引发的中东变局，开始打破这一战略格局，在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之外，或许将形成一个第三阵营。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事实上退出了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开始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逐渐形成了“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即将伊朗和伊拉克定位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并加以遏制，与此同时推动阿以和平进程。1991年关于中东和平的马德里和会启动，1993年巴以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阿以和平进程不断取得突破。1993年，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马丁·因迪克提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概念，并在1994年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东遏两伊”和“西促和谈”是彼此配合的，其实质是鼓励中东伊斯兰国家走亲美、亲以的道路，并对反美国家进行压制，以此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

　　  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之后，巴以和平进程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已有调整的必要。

　　  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开始推行反恐战争的战略。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将美国的主要敌人锁定为伊朗、伊拉克和朝鲜；6月布什进一步提出“先发制人”的理念，提出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此基础上，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的实质，是对中东反美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的进攻性战略，其目的是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美国谋求中东的霸权。

　　  但这一战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双重遏制”政策中蕴含着伊朗和伊拉克相互制衡的因素。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两伊间的相互制衡，帮助伊朗除掉了一个劲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动荡，使得占伊拉克人口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不得不寻求沙特、约旦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这又迫使伊拉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向伊朗靠拢。伊拉克教派矛盾的激化，强化了伊朗作为什叶派大国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学者埃尔顿·L.丹尼尔所说：“在历史上，征服伊拉克总是使伊朗成为一个大国的关键因素。”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崛起，以伊朗为核心，包括叙利亚、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形成了中东的反美阵营。意在谋求美国霸权地位的“先发制人”战略却导致美国对手势力的增长。由于以色列无力填补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形成的真空，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直接对峙，亲美的阿拉伯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以埃及、沙特为中心，包括约旦和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形成中东的亲美阵营。亲美阵营与反美阵营对立，成为中东的基本战略格局。

　　  伊朗崛起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中东亲美阵营国家事实上在反对伊朗的基础上与以色列处于同一阵线。在这种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中东和平进程也继续长期裹足不前。通过单边行动从加沙地带撤出和修建西岸地区的隔离墙，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严密封锁；通过将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袭击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挂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孤立巴勒斯坦人。这样的强势地位使得以色列无需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美国谋求主导地位、两大阵营对立、中东和平裹足不前的局面，埋下了埃及变局的种子。美国的支持，使得穆巴拉克政权得以强化国内的专制统治而无需面对外部压力，在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失业和贫困问题严峻的情况下忽视民众的经济社会诉求，完全无视埃及穆斯林民众的民族宗教感情而无条件支持并配合以色列。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并导致埃及政局的剧烈变动。

　　  埃及政局的变化在外交上表现为谋求独立自主，这在对待伊朗和以色列立场的变化上体现出来。新政权在2011年2月允许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通过斡旋促使法塔赫和哈马斯4月27日在开罗达成和解协议，5月28日宣布永久开放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8月8日伊朗议会特使布鲁吉尔迪访问埃及。8月18日埃及警察遭以色列袭击身亡，埃及强烈抗议并威胁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埃及外交独立自主的趋向，意味着在外交上不再走亲美或反美的两极，而是在亲美和反美阵营之间实行平衡和弹性的外交政策，利用两个阵营的对立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埃及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走上反美的道路，但也不可能像穆巴拉克时期那样无条件地亲美、亲以、反伊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埃及将同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与沙特等亲美阵营国家的关系和伊朗等反美阵营力量之间的关系。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外交，也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从而与埃及一起形成超越亲美与反美阵营之外的第三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