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在农村社会结构混乱的地方最严重，但绝非河南独有

城关镇程园村的反邪教知识墙，就在小学附近。 澎湃见习记者 段艳超 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刘锐长期在农村调研，关注农村宗教问题。他说，受城市化冲击，村民普遍迷惘，加之文化生活单调，农村出现宗教“回潮”现象。

        澎湃记者在清丰县采访时看到，固城镇张曹村搭有“天下第一神棚”，里面供奉着王母娘娘、玉皇大帝等140多位神仙。神棚前1米多高，2米多宽的香炉里，香灰很厚。

        据村民介绍，该神棚可追溯至数千年前，文革中被捣毁。去年，祖籍清丰的归国富商重新搭建神棚，“开大会那天，光我一个小饭店，就接待800多人。”

        邪教也趁宗教“回潮”渗透。村民张恒（化名）说，他和母亲两三个月前都接到要他们信“全能神”的电话。“我们天天忙着挣钱，谁信那个啊。”张恒说。

        刘锐告诉澎湃记者，被邪教蛊惑者，多是留守妇女、老人。她们精神寂寞，通过电视机连接外界，有的连电视机也没有，平时只能靠麻将、牌打发时间，或者“干瞪眼”，吃了睡，睡了吃。虽然逢红白喜事，村里也有表演，但露肚皮、露肩膀，她们羞于观看。

        而信教，可以参加聚会，打发时间。而且，邪教往往打着教人向善的幌子。

        刘锐表示，中国的宗教，自古以来都是围绕家庭，且出于实用。精神寂寞的留守妇女、老人，若再碰到天灾人祸，精神焦虑之下，很有可能为寻求安慰，被邪教蛊惑。

        据反邪教网站“凯风网”报道，濮阳县63岁村民冯秀姣一直被颈椎病、胃病缠身，治病给困难的家庭增加很重的负担。5年前，她听信“信全能神不花钱就治好病，还能保佑全家平安”无法自拔，也不吃药，直到2012年10月晕倒在“传福音”的路上，险些丧命。

        在刘锐看来，邪教的渗透，还与农村社会结构出现间隙有关，“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盈利性的文化组织不少，却无助于填补农民的心理真空，农民太需要精神寄托，邪教则利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缝隙，进行渗透和传播。”

        刘锐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

        河南某村一干部对澎湃记者说，农业税取消后，村集体的号召力，以及对村民的影响力都在降低。该村6名村干部，村组小队长每年只发600元，精力都在搞自家生产上，工作积极性不高，“现在的工作好做，也不好做，因为村民不求村干部，不听话你也没办法。”

        该干部所在村组，设有俩小队长，“按说只能设一个，设俩小队长是为照顾村组两大家族。这样，遇到修路兑钱这些事，各自做各自家族的工作，也好做些。”该干部承认，尽管宗族关系在处理事情上还能发挥作用，但这些年，宗族关系越来越淡。

        “邪教绝非河南独有。一般来说，邪教在农村社会结构混乱的地方最严重，比如河南、江苏。”刘锐指出，这些地方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还未完成。

        刘锐介绍，而在江西的村庄，宗族观念很强，都是拜祖祠，或者传统神仙，社会结构比较严密，外来的东西，如教会很难渗透进去。

        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曾对全国10余省20多个村进行过农村宗教调研。调研发现，农村地下教会的传播速度很快，呈现出信众基数大、组织程度高的特点。而这些地下教会，往往还和个人敛财、封建迷信紧密相连，用各种方式劝说信徒捐款，并且把捐款多少，当作是对组织忠诚与否的标准。

        “地下教会如果异化，就有可能发展为邪教组织。”刘锐认为，邪教的传播，与地下教会的蔓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