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其实没有减轻北京的空气污染？

        当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对此，北京、天津、长春、成都、兰州、杭州等大城市纷纷祭出限行政策：在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对机动车实施尾号限行。

        单双号限行、尾号限行等措施，从北京奥运会起，由临时措施转为长期政策。这一做法曾因“权力滥用”而广受批评和质疑，但批评声并没能阻止这一政策被更多城市效仿。那么，限行真能改善空气质量吗？

        来自清华大学的曹静、王鑫、钟笑寒等三位学者回到了这一政策的起点，考察了在北京奥运会之后限行对空气污染指数（API）、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等空气质量指标的影响。文章发表在2014年第二期《经济学季刊》上。

        他们发现，虽然传统的OLS回归显示限行政策有很强的效果，当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解决其内生性问题后，限行政策尤其是“尾号限行”对空气的影响甚微。

        事实上，北京限行政策的效果在学界未有定论。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报告认为，限行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与限行前相比，工作日五环路内交通拥堵指数从“中度”下降到“轻度”，每日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减少8%到10%。但该报告未能对限行政策和北京其他政策的效果进行区分，也未能剥离北京市空气质量的固有趋势，故而较为粗糙。

        更多学术研究对此莫衷一是。有学者指出，北京市的道路改扩建、地铁建设、工业企业污染物减排等措施都有可能对交通拥堵和空气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学者指出，该政策的代价远高于环境收益。

        基于上述问题，曹静等人采用了断点回归方法。其意义在于，如果可以将政策看做一个突然改变的影响因素，则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把它和一些连续变化的变量（包括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影响区别开来，从而对其影响加以识别。而限行政策正符合突然改变的这一特征。

        限行分为奥运限行和尾号限行两个阶段。奥运限行指2008年7月至9月期间采取的“单双号限行”；尾号限行时期则为2008年10月至今，内容为“每周少开一天车”。

        曹静等人发现，当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并控制两个政策哑变量和多项式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时，限行政策的影响几乎不再显著，除了奥运限行对于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有显著的正影响外，两次限行对于所有污染物都没有显著影响。其中两次限行对于API和PM10有负影响，尾号限行对于二氧化硫有负影响，但不显著。尾号限行对于二氧化氮的正影响变得不显著。总的来看，断点回归的结果表明，限行政策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同时，三大污染产业（非金属矿物业、黑色金属业和电力热力业）中的前两个产业，都在奥运会前后明显减少了生产。空气质量的改善正源于此。

        为什么限行政策未能改善空气质量呢？从技术上讲，空气污染由多种因素导致，当地的汽车尾气及扬尘仅是其中一个污染源。北京周围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污染也可以随大气扩散到北京，扩散的污染量多少又取决于气象等复杂情况的变化。

        另外，也有可能是人们的行为改变抵消了这一政策的影响。人们会选择在不限行的时段或日期增加出行，以及在不限行的地段行驶。此外，还可能选择违章行驶，如遮挡号牌等。另一种选择是购买不同号牌的新车或旧车。部分家庭购买第二辆车以规避政策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可能原因。

        墨西哥城曾经执行过类似的政策。1989年11月20日，墨西哥城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的限行政策。研究人士发现，政策实施后汽油消费量反而上升了。原因是更多人买了第二辆车，以及更多大排量、高污染的旧车继续被使用，公共交通的使用也没有上升。限行政策未达预期效果。

        曹静等人发现，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限行政策导致了机动车销售量的上升。奥运会中汽车销售量大幅萎缩，奥运会后机动车销售量相对奥运会之前有非常明显的增加。

        通过模拟消费者的购车选择，他们还估计了限行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损失。结果表明，限行政策为驾车出行者带来了至少2.45万元的年人均成本，相当于北京市限行开始当年人均GDP的3%，对于所有驾车人带来的年总成本至少为39.08亿元，达到北京市当年GDP总量的0.3%。

        由此，研究者做出以下政策建议：

        限行政策作为一种命令控制型手段，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从北京、墨西哥城的实际来看，发展中国家政府却非常偏好这类政策。

        限行政策所能带来的环境效益非常有限，并可能导致较大的社会成本。此外，经济条件较富裕的市民通过购买第二辆车可以轻松规避限行政策，而中产阶层或较穷的车主却被限行，也造成不公平。

        行政手段虽然看起来简单易行，但北京的交通堵塞与空气污染确实是个相当复杂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性问题，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人们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只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