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离奇猝死的民国第一油画收藏家和那些丢失的世界名画

        孙佩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他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第一收藏家。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70年后，孙佩苍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寻找孙佩苍》一书，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

        6月12日晚七点，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中央美院北区礼堂举办了题为“寻找孙佩苍——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的讲座，嘉宾为陈丹青（画家/作家），和孙元(1946年生，籍贯辽宁，退休工程师，现居北京。孙佩苍的孙子)。

        

        讲座摘要如下：

        

        陈丹青：大家好。在中央美院的陈列室，曾经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有过数十张欧洲十九世纪的原作。准确数目我不清楚，好像三四十张，法国、欧洲绘画的原作，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还有列宾、苏里科夫、普桑的东西。

        这些收藏，在我上学的时候，1978年年底，油画系的老师靳尚谊曾经带我们进陈列馆看过原作，我还记得库尔贝的作品，后来我到美国看了库尔贝的原作就对上了。当时我们老师告诉我说，这批画是北洋时期的一位驻法国的官员，以自己的费用收藏的，所以我记住了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今天来的这位孙元先生，就是这位收藏家孙佩苍先生的亲孙子，我在三年前认识了孙元先生，真是一面之交。我们三年没有见面了，这是第二次。三年前我们一块吃饭，我就跟他说你告诉我你祖父的收藏是怎么回事，结果他说并不了解自己的祖父。那次吃过晚饭以后，我没有想到孙元先生居然就花了两年时间，走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档案馆，到处搜寻他祖父的故事，写成了《寻找孙佩苍》，我很荣幸为这本书写了一个短的序，我刚才说的意思大致都在这里面。

        

        孙元：我祖父是国民党的参政员，所以我先去了台湾。我到了台湾的国史馆，从委员长总署找到他的档案，但是我看档案以后很失落、很失望，因为这个档案非常简单，可能是死后重写的。台湾朋友告诉我，在台中南投还有一个国史馆的文献馆，我们就到那里又翻阅了当时很多的报纸。以前听父辈讲，他在成都办画展，突然死了，画丢了。但这只是一个说法，到了文献馆以后，我拿到了当年中央日报的报纸，这些都搞清楚了，确实在1942年1月1日到1月7日，有一个成都美术协会的第一届美术展览。

        国内找的地方主要是国图、北大图书馆，然后是成都的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然后是东北的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之后我又去了一次日本，到了东京的国立图书馆和京都图书馆。再有就是在网上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最后找到了这些，然后写成了这本小书。实际这本小书有很多的空白，比如说我祖父31岁以前的经历我完全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包括他去法国留学的身份是什么，好像刚刚搞明白一点。

        我当时写这本书是有一股气，我觉得历史有点不公平，人死了，画丢了，历史上连一个字都没有，我就想把这事挖掘出来。但是写着写着，我的这个气变成了一种情。我祖父死后五年我才出生，我根本没有见过他，我原来对他一点感情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见过他，而且父母也不说，甚至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可是慢慢我找到他的资料，我理会他的想法、历程，以及他的冤死和美术品丢失，我很悲伤，我写书的时候也多次落泪。终于把这本书写出来了，但是我想我还要继续寻找，还要继续寻找孙佩苍。

        还有一位读者讲的很好，他说寻找孙佩苍，不仅是还给历史一个真相，更是还给我们每人一个尊严。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该这样不明不白生活在无声的沉默里。

        另外我也想说一句，我欢迎任何资讯，如果有人拿出一个资讯说你祖父是汉奸，我也会好好的研究，因为我觉得真相是道德。所以我不会拒绝任何的信息，都非常感谢。

        

        陈丹青：你目前家里这批收藏打算怎么样？我刚才提到中央美院曾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收藏，我理所当然认为是中央美院的收藏，结果后来认识了孙先生以后才知道，这是他们家，交给美院托管，是不是这样？你可以把这个过程讲一讲。

        

        孙元：其实这本书也有介绍。1969年的下半年，当时林彪有一个一号令，让很多内地的城市企业和院校都迁到三县备战。当时我叔叔在北大搞核物理，当时房子也不能保留，房子里放满了画，就没有办法了。而且那时候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自杀，非常恐怖。当时我叔叔也不在，我三婶非常害怕，说这个画不能留，留的话可能把命丢了。先找到美术馆，说这个画我们捐献不要了，赶紧拿走。后来美院来的，当时吴作人先生来的，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爷爷的笔记，据说还有一些原来的课本等等，一锅端，用一辆卡车装的满满的，都拉到了中央美院。过了几天以后，中央美院的陈列室的人，还有政治部的，来看我奶奶，然后给了一份清单。那时候清单不清单无所谓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份清单是单方面制作的，有很多的美术品都没有，可是当时谁管这些呢？保住命就不错了。文革结束以后，当时北京市委说要落实政策，抄家物资要归还，我们这个不是抄走的也是被吓走的。所以当时我父亲和我叔叔找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联系这个事情，但是联系得很不顺利，我记得当时文化部长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说这个东西不能给，所以这个事情迟迟没有解决。后来听我叔叔讲，习仲勋副总理做了批示说应该归还。所以在1986年5月12日，美院把这些画按清单还给我们。因为我叔叔对这个画非常清楚有哪些，当时他提出质疑，他说有多少多少没有给，大概有20幅，而且都是比较有名的作品，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祖父丢的另一批画是在成都办画展的时候，死了以后，基本都没有了。这批画到底有哪些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我祖父身边所带的藏品，应该是他喜爱的、心爱的，应该也是比较珍贵的，可惜到现在，我只知道三张国画。

        陈先生刚才说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画的，我祖父在活着的时候确实想建一个陈列馆，他说我在这个陈列馆里当一个工作人员，我死以后都捐给陈列馆。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不打算捐献，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初我祖父立志要捐献建立陈列馆的那个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我用的是计算数学的语言，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初始条件？当时那些画和现在留下的画相比，按我个人的估计，其艺术价值大概已经丢掉了70%-90%。至于边界条件，就是现在的人文环境。

        

        陈丹青：我不知道大家听下来的想法是什么，我从孙佩苍先生的收藏里头读到很多讯息，第一，他是唯一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在二三十年代收藏西方经典，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经典，唯一一个收藏家，到目前没有出现第二个。要说有，有过一个，名气非常大，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小规模收藏过法国早期立体主义的作品17件，但是后来因为战乱或者别的原因，完全找不到了。这就是我听到的在民国期间唯一两位收藏过西方原作的人，但是孙先生收藏的油画，这个区别非常大。此后我再没有听说过。

        第二个讯息很有意思，我发现他的祖父跟张道藩、徐悲鸿，还有几位留法的美院的老前辈，是老哥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玩儿，我从蒋碧薇的回忆录里知道徐先生喜欢收藏，他手上有不少宋画、油画、名画，但是我有点惊讶徐悲鸿先生从来没有收藏过西画，他是1919年去，1926年左右回来，长达七年左右的时间，徐先生很舍得花钱，钱用光就跟当时的军阀政府要钱，他们就会寄给他们，这是当时留学生的情况，他拿着那个钱直接买他要的东西，因为这个蒋碧薇和他的矛盾不少。可是在他的藏品里面，据我知道没有西洋油画。

        第三个讯息，民国时候的战乱顾不上穷，建国以后也是穷，所以国家买不起藏品，国家不可能像欧洲其他国家，像美国、俄罗斯靠皇家的力量、大财团的力量收藏欧洲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百年中国往现代化转型，我们跟日本比、跟俄罗斯比、跟东欧小国比，我们根本没法比，我们没有一份自己的世界美术史收藏，到现在还是没有。我们号称国家博物馆，号称历史博物馆，没有多少东西，更不要说世界上的东西。

        我最近在乌镇做木心先生的纪念馆，同时建木心先生的美术馆，美术馆的设计者是贝聿铭的两个学生，有一个是日本人冈本。冈本因为是贝聿铭的学生，他没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内外装置这么讲究，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到日本看一看，看看贝聿铭先生晚年为日本一位私人收藏家盖的美术馆，叫美秀美术馆。就在今年2月，我跟镇方领导，还有两位设计家，到了京都，进入深山，找到这个美术馆，我看了以后很惊讶。她是日本的一个老太太，家族有钱，说老了有一个愿望，要盖一个民间美术馆。日本这样的民间美术馆有数百座，其中二十多座日本私人的民间美术馆有非常完整的西方艺术收藏，完整到什么程度？古希腊、古罗马、埃及、两河流域、玛雅文化，包括东亚文化，不多，但是都有。我早就听说日本有23座私人美术馆，有这么完整的世界各大文明的收藏，但是今年我看到的是第一座。我去了以后发现是一个山洼，通过这个山洼过一个隧道，过了隧道豁然开朗，两个山峰之间就是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之精良不说，非常现代，同时又非常日本，又非常中国，很奇怪的一个设计。我进去以后发现这真的是我所听说的，希腊、罗马、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玛雅文化、中国文化，当然还有日本文化、南洋文化，每一种收藏，几件放在一个小小的厅里面，我就问当地管博物馆的人说，这个老太太70多岁了，飞十几个钟头到美国见贝聿铭，贝聿铭说我老了不做了。这个老太太飞回来，过了一年她又飞到美国说我还是想请你做。贝聿铭说你让我想想，这个老太太又飞回来，完全是三顾茅庐，到了第三次贝聿铭说我跟你看看。到了这个地形以后，贝聿铭说这可以做入口，我想看看那座山，老太太还是陪他看了一下，贝聿铭说那个地方景观更好。老太太等贝聿铭走了，就把那座山买下来。这就是人办美术馆，人家花钱是这么花的，美术馆的预算还在后面，这只是两座山。买下来以后，因为冈本参与了这个过程，他说从来没有给他封过顶，由着你去设计，我不封顶。那些收藏哪里来的呢？又是这个老太太，跑到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不知道怎么从博物馆买来的？博物馆是不卖东西的，美国现在真是有点懦弱了，博物馆也开始卖了，价钱绝不会低，罗马的壁画、希腊时期的雕刻就卖给这个老太太。东西不多，大家不要想象成大都会博物馆那个样子。

        今天中国崛起了，至少在收藏方面，美术馆建设方面，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从三皇五帝到现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在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当中，很多美术馆建起来了，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收藏。你可以告诉我有很多古典的收藏，上还有北宋的画，也有文化大革命的收藏，也有若干民国画家的收藏，可是我确认中国没有一家美术馆，有一张法国十九世纪经典。说的上名头的，没有。这一层我们又输给日本。

        所以我很好奇，我一直不好意思问你，你有没有查出来，你的祖父不是生意人，他的钱哪里来？他怎么买到这些画？

        

        孙元：从沈先生给我的信息来讲，我祖父虽然是随着179人去勤工俭学，他的身份是教育调查员，或者叫做视学的身份。因为他已经31岁了，31岁以前可能混出点什么模样，所以他有那个地位。第一个阶段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我觉得他的日子还可以，而且他比较勤俭，我父亲讲他是一支烟分三次抽。第二次他去中法大学当校长的时候，那时候钱多了一些。

        另外就是二十年代他在法国期间，可能已经加入国民党了，加入国民党可能也是受到国民党的帮助和资助，这都是我瞎猜，因为现在我没有搞清楚。他在法国期间，第二次在中法大学期间，他还在联合国的教育委员会，现在叫教科文组织，他担任两个委员，代表中国政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有车马费？

        

        陈丹青：你说了半天，全部是工资。一个人靠工资能够买国外的十九世纪油画原作，我还是不太明白。

        中国现在学油画的人，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第一都是看印刷品，第二只能非常支离破碎的看一些原作，比文革大革命期间，比五六十年代好多了，现在进进出出的展览多了。但是有脉络的，很全面的收藏，中国自己没有。这是我们从徐悲鸿一代到今天都没有摆脱的情况，它在好转，但是没有摆脱。所以这个困境不解决，我们学油画的困境会一直跟着我们，因为你无法获得一个全景观，它给你的一个负面影响：你的判断永远不是整体的，这个印象是非常局部的，是破碎的印象，缺乏整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几代人都没有摆脱支离破碎的命运，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收藏。孙佩苍个人以他的财力，即便不遭受后来的厄运，他也有他的局限，他不可能收藏那么多东西，应该是有好几十位收藏家，甚至上百位收藏家，几代人，然后变成一个大景观，类似像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做的。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就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当中几十年，它的国力非常强盛，就到欧洲大肆收藏，结果那儿的达芬奇、伦勃朗，包括早期现代主义超过美国的收藏，甚至超过法国的收藏。它的现代主义收藏是两个年轻伯爵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之前，也不到十年时间，每年往欧洲跑，拿回毕加索相当重要的东西，拿回来不久革命发生了，革命发生以后他们两个伯爵没有扫地出门，真的变成扫地的人，看着自己的收藏，但是已经被红军没收变成苏维埃的财产。我印象很深，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纽约最早邀请这批收藏拿到纽约去，因为同样是毕加索、马蒂斯的家，一会儿美国人来，一会儿俄国两个公爵来，这个拿走一些，那个拿走一些，过了半个世纪，这两个哥们就想比一比，到底谁的眼光高。所以很多姊妹作都在纽约亮相，纽约也借给彼得堡来展。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故事，我们根本没有东西。可是我们又有这么庞大的油画教学，中国的油画教学现在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你们到意大利、法国根本找不到一所学校有那么多人在学写实油画，不可思议的事情。

        

        

        读者：我想问一下，现在孙先生祖父收藏的这些画，大多数在哪？您拿到多少？您研究这么多，他当时收藏这个画，是自己特别喜欢？还是想把这些画带给中国，由国家来收藏？

        

        孙元：1986年5月12日美院还画清单上面有80件套，比如任伯年的花鸟。目前我们要搞的纪念画展，大概是一半。至于我祖父为什么买这些画，他肯定是要带回国的，因为他的美术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成都丢的，另一部分当时是放在东北，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了。他从东北把这个东西运到上海，后来上海沦陷以后，当时他委托他的小姨子，就是我的二姨奶，因为她是共产国际潜伏的人员，找上海海关的共产党，放到上海海关了。后来又放到她当院长的上海慈幼院，那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点。就这样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也是经历过一番的折腾。我相信他所有的画都拿回来了，因为他在法国没有家。

        

        读者：我曾经查过弘一法师的生平，我们现在找不到他多少画，他有一次在美院有一个他的绘画纪念展，只有三五张画展出，他对中国油画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从他到日本学油画，然后过来。他的作品大概有11件还是31件，我忘了，恰恰是寄放在中央美术学院，然后不知所踪。这个状况到今天，到我个人身上，一张画被学校认可，说这张画不错，拿去拍照，然后这张画不见了。不止是上一代人的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找谁说去，不知道这个解释，您听到之后是不是心理更舒坦一点。

        

        孙元：我可能稍微明白一点。我祖父买个画，大多数不是一流的，因为他确实没那么多钱。但是我祖父买画的时候，他是配画框的，这个画框有一百多年历史，是原装画框。我有一张是迪亚兹的风景，拿那个风景找波兰的一个人给稍微清洗一下，他看了这个画框，他说这是德国人做的。他说当时的画框有水，可以让它膨胀的。他说你这张画如此平整，跟德国人做的框非常有关系的。我祖父所有的画都是配好了当时的内框，而且有外框，同时又一个铜牌，到了家里以后，因为没法这么放，所以框子装着七个木箱，那些画平放在箱子里，铜牌摘下来也放到一个地方，这些东西都拉走了，铜牌没有了，40几个原装的画框没有了，当时问美院，美院说虫子咬了，或者说可能不小心烧了，我每次只要提到这个画框，人家就特别反感，说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一直在想，假如说那张库尔贝的风景画在某处，而持有者是不是永远拿不出来啊？那这张是不是永远不能见天日了呢？我觉得都是损失。您能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说在我这，都好商量。如果让这个东西永远地被埋没了，永不见天日，我觉得对谁都是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