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与抗战老兵相依相偎

澎湃见习记者 慈亚圣

2014-06-14 06: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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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1日,云南腾冲,国殇墓园,一位观众正在观看滇缅抗战图片。 澎湃记者 杨一 图

       又有436名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回家了。6月12日上午,共有700余人参加了在腾冲国殇墓园举行的“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除了到场的嘉宾,还有一些人虽然未能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但活动还是牵动着他们的心。多年来,他们已经与抗战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人有的是职业公益人、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志愿者、有的是媒体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忠魂归国”活动的参与者。
戈叔亚:我对老兵有感情,因为他们荣辱不惊
       从前期寻找遗骸到迎接遗骸回家,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参与了两次“忠魂归国”的活动。他是最早关注到遗留在海外的抗战老兵遗骸的人之一。
       他告诉澎湃记者,2001年,他跟随央视的一个摄制组前往缅甸。在密支那,他让一个骑三轮车的小伙子带他去一个机场,那里曾是远征军的机场。这个小伙子听说戈叔亚是研究二战的,就说带他去看看有意思的。于是,戈叔亚去看了日本人的慰灵塔和慰灵碑,那种对阵亡将士的尊重让他十分震撼。
       然后在一个寺庙里,和尚告诉他这里有远征军墓地被破坏了。戈叔亚随即提出要去看看,但没有人敢带他去。“我只好谎称叔叔就是牺牲了的远征军。但他们还是很怕,不敢带我去。”从那时起,戈叔亚就开始对远征军的墓地产生了兴趣,之后每次去缅甸都会收集墓地的资料。
       当地人对戈叔亚说,墓地那里经常“闹鬼”,很多附近的人都不敢住了。在他看来,这是远征军的士兵想让人接他们回家。
       而在此之前,戈叔亚已经研究滇缅抗战有20年了。当过兵,做过工人的他,1983年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逐渐走上了关爱抗战老兵的道路。
       他清楚地记得,1984年冬天,经朋友介绍在昆明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滇西抗战的老兵。这位名叫崔继圣的老人在一个小学的门口靠卖小瓜子度日。戈叔亚说明来意后,老兵开始讲述1943年发生在云南松山上的一场战斗。听着故事,戈叔亚的视线开始模糊。这天,戈叔亚和老兵一直聊到了深夜。
       谈完,老兵很感激他,觉得有人愿意听他们的故事,有人愿意纪录他们的经历。看到崔继圣的生活实在艰难,戈叔亚提出拍几张他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的照片,希望在社会上能给老人找到一点帮助。不料这个要求却遭到了老兵的拒绝。老人认为这有损于军人的形象。
       过了一段时期戈叔亚又去找他,他的女儿说父亲死了。虽然老人死了,但是全家还是很感谢戈叔亚,因为几十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关心过老人。
       30年来,戈叔亚认识采访了很多老兵,也送走了很多老兵。他说,对老兵有感情,主要是因为他们荣辱不惊,所有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过眼烟云。
孙春龙:“请宽恕我的无知!”
       与戈叔亚一同多次前往缅甸寻访老兵和远征军墓地的还有孙春龙。这位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在成为职业公益人之前是《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
       2005年秋天,孙春龙去缅甸金三角采访毒枭时,遇到一位参加抗战的国民党老兵。老人讲起国殇墓园,说里面埋着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这段历史让孙春龙有了一种冲动,一定要去看看国殇墓园。
       三年后,孙春龙终于来到了国殇墓园。在看到一个个小小的墓碑时,他想为远征军做点什么。
       2008年4月,孙春龙在缅甸密支那采访时,遇到了靠卖火柴为生的老兵李锡全。李锡全称,他自从当兵打仗以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老人说,他的老家在湖南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离家几十年了,我是快入土的人,想回家,但现在没希望了。”
       孙春龙通过在网上发帖联系到了老兵的家人。他开始为老人办回国手续,决定带老人回家。经过多方的努力,当年10月,李锡全在流落异域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回来了。孙春龙说:“当老人跨国国界的一刻,他老泪纵横,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孙春龙记得,那天下着雨,老人撑着伞站在父母坟墓前,声音非常小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在远征军老兵回国纪实《异域1945》以及各种发动“老兵回家”的演讲中,孙春龙都会说“请宽恕我的无知!”正是对“无知”的救赎牵引他这一路走来。
       关爱幸存的抗战老兵之外,孙春龙也致力于把遗留在缅甸的抗战老兵遗骸接回家。每次去缅甸,除了寻访幸存老兵,他也会像戈叔亚一样,寻访曾经的远征军墓地。
高飞:对个体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孙春龙能够带老兵李锡全回家,离不开高飞的帮助。这个在缅经商多年的企业家,利用自己在缅甸的各种关系,发动侨团云南同乡会,帮老人办了边民证。当把老人送到达畹町口岸时,他随即默默离开。
       1993年就到缅甸经商的高飞,最早接触到老兵是1996年。当时他的铺子对面住着一个姓李的中国人,60多岁了。老人常常会找他聊天,告诉他自己是国民革命军200师的兵,因为过来打日寇,之后留下来守墓地,留居于缅甸。老人当时生活很贫困,孩子都不会讲中文。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老人还拿出了一些名册给高飞看。
       高飞根本没有在意这个老人所述说的一切,因为那时这段历史在他的脑海中还是一片空白。直到他结识孙春龙。
       高飞对澎湃记者说,从2003年他就在缅甸看到了一些被毁坏的远征军墓地。2011年,第一次“忠魂归国”活动前的那次考察,在六人调查组中,他的角色是向导。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带着戈叔亚、孙春龙等穿越原始森林,躲避土匪、蚂蝗、野象,把远征军撤退路线和反攻点都走了一遍。
       关爱老兵,高飞更愿意做一个幕后的志愿者。他激动地说:“对个体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国家不强大,人家都看不起你,做企业可以感受到。”他记得有一次在柬埔寨,他的行李被海关边检员翻来翻去还被要小费,而边检员根本不会动旁边欧洲人的行李。
应宪:为老兵做事是福分
       同样在关爱抗战老兵上不计得失的还有“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发起人、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正是他的及时出手,才使得来自南坎的遗骨得以回归。
       但应宪婉拒了澎湃记者的采访。在一次接受人民网的采访中,应宪说,有一次一桌人在一起吃饭,提到一位叫蒋少福(音)的抗战老兵。蒋少福老兵在解放云南腾冲的时候,当时伤亡非常大,他作为警卫营的人员也冲上去了,最后活下了三位。
       老兵的经历很坎坷,在94岁高龄的时候,身体没有什么疾病,却选择了服农药自杀。
       老人自杀前一年,有一个企业家赞助一笔钱给老兵,钱通过统战部门发放,每个人每月拿到50块钱。后来钱没了,他觉得是不是政府的看法改变了,很迷茫。他子孙也受过他的牵连,对他也不是太孝顺。整天听爷爷唠叨,最后因为钱拿不到,孙子把他打了一顿。蒋老有一天自己洗了个澡,穿戴整齐后服农药自杀了。
       当时听完这个故事,那份悲凉和凄惨让餐桌上的人全哭了。应宪说:“我们应该有这个良知,如果我们能为这些老兵做些什么是我们的福分。”
段生馗:通过收集文物祭奠远征军将士
       6月12日上午,当24罐骨灰在“安魂曲”中下葬时。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是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的业务馆长段生馗。
       段生馗从事抗战文物的收集已有三十年时间。目前,馆内展出的22000件文物都是他收集的,加上受空间限制没有展出的,他一共收集了近十万件文物。
       据称,从小段生馗就是在抗战文化的环境下成长的。他的家乡芒棒曾是战场,大伯段曰仁是国民党员,担任过龙江游击队队长。家族中的长者告诉他,残暴的日本兵曾经血洗过他的家乡。
       当年段家巷外住着一个本家老妈妈,带着30多岁的儿子生活。日本人来的时候,村里人听到放哨的人敲锣都跑了,唯独这对母子没跑。儿子因为在田里干活,老妈妈因为耳朵不好没有听到。残暴的日本人杀了这对母子后,把老妈妈的乳房割下来塞到儿子嘴里,把儿子的生殖器塞到母亲的阴道内。
       段生馗说,“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这把刺刀”。孩时听到的这些故事夹杂着仇恨深深的被他记在了心里。从小时起,以物证的方式证明日军罪行,祭奠牺牲的远征军将士成了他的夙愿。
       因此,从一进入银行工作,他就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买文物上。他曾先后七次走进过野人山。2009年,他在部落里收到了两个当年远征军女兵的颅骨。
       “当地的部落迷信,女人难产时要用女人的头颅做水瓢喝水,才能顺产。”段生馗说,他用东西跟巫师换回了这两个颅骨。当接过颅骨时,他跪下来哭着说:“我带你们回家”。
       1996年与2007年,他曾两次被缅甸当地武装、政府扣押。2007年,当地政府以“盗窃文物”、“偷越国境罪”判处他8年徒刑,在大牢待了18天后,缴了4万多元的保释金后才出狱。
       在纪念馆二号展厅,有一面残破的军旗。段生馗说,那是2005年在缅甸腊戌一位名叫刘炳诚(音)的远征军老兵手里买下的。老人当年因负伤而留在了缅甸,操着一口河南话说,自己是200师的一名旗手。在一次日军轰炸中,旗子被炸烂了。日军的飞机走了以后,直到营长过来骂他“妈的,你的旗子都烂了。”他才意识到旗子已经炸烂了。2008年,这位老兵去世了。
刘霞:“难以拒绝这些耄耋老人对我的信任”
       就在戈叔亚、孙春龙等不遗余力地关爱老兵的同时,有人一直在一旁记录着。云南信息报记者刘霞从事抗战老兵的报道已5年有余。在媒体人的背后她还是一名志愿者。
       公祭活动结束时,从缅甸密支那前来参加活动的94岁老兵李广钿看到刘霞后,顿时喜笑颜开,两位老朋友热情地问候起来。
       2009年年初,流落在缅甸密支那的李广钿得知,他的战友李锡全在孙春龙等人的帮助下回到湖南的消息后,也按耐不住回家的渴望。收拾完行囊他准备回家,可刚入国门即被拦下。他不得不求助曾将见过的作家晓曙。
       而曾经做过记者的晓曙将老人的情况告诉了刘霞。希望刘霞能够利用媒体人的身份给腾冲公安保证,让李广钿回家探亲,同时在媒体上呼吁热心读者帮助他。
       刘霞回忆说,那时候她对什么是远征军,什么是抗战老兵没有概念,只是觉得这个老人很可怜,应该帮帮他。
       就这样,她当天就联系了腾冲公安,并写了一篇李广钿的报道。通过刘霞的努力,腾冲公安给李老发了一张通行证,只要不坐飞机,不出云南,他可以随意在云南内走动。
       在他国已经待了60多年的李老一直没有一个身份,既不是缅甸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一直希望能够有张中国的身份证,他告诉刘霞:“中国那么大,干啥要加入缅甸一个小国”。
       巧合的是,老人希望有一张身份证的报道被宣威的一位户籍警在上厕所时看到了。他觉得可以为老人做点什么。于是,他联系刘霞,查阅了老人的档案,经领导批准,特事特办,等老人回家后为其办理身份证。
       与此同时,云南很多热心志愿者联系刘霞,一同组织了车队,去高速路口迎接李老。当李老和儿子提着编织袋像农民工一样从大巴车上下来时,志愿者们根本没有认出他们。当老人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的衬衣时,衣服上还挂着一枚奖章。
       刘霞说,正是这次经历让她非常有成就感,让她今后一直持续从事抗战老兵的报道,持续关爱抗战老兵。“很多时候,我难以拒绝这些耄耋老人对我的信任,只要接到关于他们的电话我总会放下手中的活第一时间赶过去,直至他们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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