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天下得失：黄埔首任校长蒋介石的性格与事功

        黄埔军校首任校长蒋介石写日记约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8月。

        蒋介石从28岁一直写到85岁，直到去世前3年才停下笔。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已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写日记习惯。

        蒋介石日记在蒋本人去世后，经由蒋经国、蒋孝勇、蒋方智怡等人转存，最后于2004年寄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2006年3月，胡佛研究所首次公开蒋介石日记。之后，蒋介石日记在学界、历史爱好者中广泛传播。有人认为，蒋介石日记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历史。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并不认同这一看法。

        金以林认为，蒋介石日记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的许多认识，其价值更多凸现在新闻价值方面，但几乎谈不上改写中国历史。目前在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档案》，其价值远高于蒋介石日记。

        尽管如此，蒋介石日记在学界掀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国内的研究著作如《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等均已出版。

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6年到2009年陆续派十余专家，历时三年前往胡佛研究所抄录蒋介石日记。

        作为其中一员，金以林也在胡佛研究所花了五周时间抄录部分日记。字迹清楚，好读，是蒋介石日记带给金以林最直观的感受。

        蒋介石早期记日记，几乎一天一页，在抗战时期，一天甚至达到两三页。

        蒋介石在坚持写日记，也定期自省，每周、每月、每年都写下了自己的反省。金以林用“刻板”来形容蒋介石这些雷打不动的习惯，蒋在自省过程中，同时表现出其内心对将来的规划。

        金以林在研究蒋介石日记后，得出结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自从1928年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每天就在日记之首写有“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都没有间断。

        “如果说是他装出来的，一个人要能装成这样，也真是不容易。我个人理解，他还真不是装的。”金以林笑称。

        学界普遍承认，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遗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民族主义。“若不实现民族独立，就谈不上民权和民生，因而蒋介石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金以林如此评论道。

        尽管世人对蒋介石的一生褒贬不一，但金以林认为，必须承认蒋介石坚持抗战，有功于民族。

        蒋介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够坚持抗战，赢得胜利，已很不容易。

        在金以林看来，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也是抗战。早在1938年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即提出“抗战建国纲领”，抗战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建国是为实现民生。

        在抗日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虽然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胜利产生了正面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也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劳：“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1995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刘大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提出：“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

        刘大年也认为，从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客观、全面的理解。

蒋介石性格：独断、多疑、事必躬亲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陆续开放，学界对于蒋介石的性格研究也逐步深入。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开篇即把国家元首的性格与国运联系在一起。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该书的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这样写道。

        王奇生用三个词总结蒋介石性格：独断、多疑、事必躬亲。

        蒋介石9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生活。蒋介石对于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

        在蒋介石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他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介石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

        蒋介石认为：“天下事之难，莫难用人及用于人也。”

        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

        蒋介石总是回忆他小时候，孤儿寡母如何受人压迫，受人欺负，受人冷眼。因此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王奇生在《天下得失》一书中写道，他读三四十年代的蒋介石日记，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他对部下和身边人的评价大多是“无能”、“无用”、“愚蠢”、“幼稚”。

        在书里，王奇生记录了几则蒋介石常在日记里感叹的话：“世道日非，人物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由于对人不信任，蒋介石只好亲力亲为。上个世纪30年代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介石“不用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

        熊式辉还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来进谏。蒋介石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在蒋介石看来，军事将领“无能”，只好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能”，只好兼职数十。

        1948年8月，当三大战役发展的重要关头，蒋介石决定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就在会议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刚就任国防部长两个月的何应钦在会上直接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和独揽人事权力，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蒋介石在8月2日的日记中愤激地写道：“敬之（即何应钦——引者）又在政治会议中特提指挥军队未经过其国防部转行手续，并称人事团长以上皆由总统决定，不经过评判会手续，以军事失败责任，彼全推诿而归总统一人负之，并有鼓动委员提议军事指挥与人事职权重新决定移转于国防部长执掌之议。此诚可痛可叹之事。彼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乘此时局严重、人心傍皇之时，竟有此意，是诚万料所不及也。”

        8月7日，蒋介石又写道：“近日以何、桂等态度言行，无形中损丧统帅威信，一切军事失败罪恶均归于余统帅对部队直接指挥。而问其直接指挥何一部队，是否为命令，抑为将领直来请示，以及该区总司令请求余直接手令督促该属之军、师长者，则余不能不批复其来请示与不能不直接督导，而并非余越级指挥之过……因之对于军会将领急欲有所表示，而又不忍自白，恐失威信，故心绪抑郁比有冤莫诉更为难堪。”

        金以林评论道，在蒋介石看来，手下之人理应听从于他，若非自己指导下级，将领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内战时期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对比

        金以林在胡佛研究所里所抄录的日记部分，时间跨度从1948年到1949年，当时正值三大战役。

        抄完蒋介石这段时期的日记，金以林感叹道：这个日记就应该公开发表出版。这段日记带给金以林最深刻的感受是，“蒋介石真笨，他就该失败。毛泽东就是厉害。”

        金以林认为，蒋介石的确在打军阀时有自己的一套，但和中共比较时，却相差甚远。“在整个内战中，毛表现出来的大智慧和蒋的刻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内战中发表的演讲、以及蒋的日记，可以看到两人的差距。

        在《1949解放》一书中，葛红国、裴志海两位作者分析，蒋介石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1947年2月17日，蒋介石兴冲冲地参加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的一次会议，对与会人员做了一个“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话，在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总结1946年以来的战果：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相比蒋介石的自信，毛泽东在1946年11月21日以《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为题的讲话中，用谨慎而坚定的话做出预测：“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到1947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

        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

        “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

        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即将来临。

        相比之下，这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只能听命而已了。与他前一年说的“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相比，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只能在日记里多次自我安慰，向上帝寻求帮助。

        “本晨首先默祷敬卜济南战局之能保否。蒙上帝示我以‘可保’，此心为之大慰。以上帝允我之恩许，未有不实现者也。”（1948年9月19日）

        “下午四时接到空军实地侦察，及其与耀武司令陆空通话所得报告，与杜所报者相同，此心为之大慰。然每忆上帝允我济南可保之预示，无不为之深信自安也。”（9月22日）

        “本日济南情势已极危急，但此心甚安，深信上帝允我之恩惠，必不遗（贻）误也。”（9月23日）

        “在人事言，济南绝望矣。惟有上帝欲现奇妙神绩，或有万一之望也。”（9月24日）

        尽管内战中蒋介石与毛泽东对立，但在日记里谈及毛泽东时，蒋也会自认佩服。蒋1947年9月2日写道“朝课后阅毛匪‘整风之决定’讲稿，本日前后连看其中共中央决定等文字五篇，甚恨读之不早也。”

        9月6日，“阅读共匪整风文集，视为至宝，不阅此集，不能认识共匪之坚强，亦无法消除共匪祸患也。”

蒋介石对嫡系的私心

        金以林认为，虽然蒋介石本人不贪污，但蒋介石私心太重，这从1948年蒋经国“打虎”失败一事可以看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曾撰文讲述蒋经国这段“打虎”历史。

        1948年8月，蒋介石要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一系列法令和办法，进行经济管制。当时，蒋经国是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的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在上任之后，蒋经国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

        最初，蒋介石十分满意蒋经国的铁腕做法。蒋经国9月7日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且与蒋经国是表兄弟关系。但蒋经国铁了心要“打虎”，查办扬子公司，因而与孔令侃闹翻。

        蒋经国表态：“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

        当时，南京监察院决定派议员调查此案，但蒋介石对此不满。

        在10月18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时说：“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

        监察院的主要职责在于防范政府机构与官员贪赃枉法，侵害人民权益。蒋介石此电，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理由似乎并无不当。

        对此，杨天石在文章中评论道，孔令侃并非一般商民，而是权贵子弟，扬子公司也并非一般商业机构，而是权贵资本，在当时为社会所指，民怨所归，理应加以处理。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商民和商业机构，违反国法，即使不是监察院，其他相应机构也完全可以查究，转交司法机关处理。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不就是要他来调查并处理各类经济问题或案件的吗？蒋介石此电，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在日记里写道：“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

        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

        对于立法院10月24日的批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尤以监察委员对宋、孔之攻讦，纠缠诬蔑，不顾大局，为匪作伥，此种卑劣无智之民意机构，更令人悲痛灰心也。”

        民国时代的立法院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的议会，监察院更是孙中山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其制衡、质询、批评甚至抨击政府的各级机构和成员乃是职责所在。

        杨天石认为，蒋介石不能容忍其监督，不仅说明他对这种民主方式不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尽管他有时候虽然高唱“民主”，而其实有类于叶公好龙。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蒋还有一定的度量，没有对这些放言高论者采取惩罚措施，报纸上也还可以将他们的言论登出来。

        《天下得失》的作者之一汪朝光认为，蒋介石对于这样的腐败，虽然不满却又处理无力。当查办孔祥熙的贪污案时，这么大的案子，最终也不过是孔被免职而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