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92岁老兵饶平如口述黄埔军校求学记

        编者按：

        黄埔军校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92岁的饶平如是《平如美棠》一书的作者，他和妻子毛美棠的爱情让人动容。

        他也被外界誉为现实版的“陆犯焉识”。

        2013年5月，在出席《平如美棠》发布会时，他身着灰色西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胸前佩戴着黄埔军校的徽章。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军人，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一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生，1940年入学，1943年毕业。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92岁的他在上海的家中，讲述了那段艰难、乐观的求学经历。

        当时，抗战正酣，黄埔军校已从南京搬至成都。饶平如的这段黄埔上学记，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以下为饶平如的讲述：

        我生于江西南城县，祖父饶芝祥做过翰林院编修，曾经官至正三品，父亲饶孝谦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堂，是一名律师。

        我从小衣来伸手，喝茶都由丫鬟伺候。

        我们家统统是读书的，没有人去当兵。我小时候很瘦弱，不是当兵的样子。

        1940年，日军占领南城县，爸爸带着全家逃往南昌，南昌也不断被空袭。学堂被日军轰炸，我和同学四散逃开。为保性命，我趴在泥地上，日军的飞机低空呼啸，飞机很大，压过我的头顶。

        那个时候全国那个气氛，到处是抗日的歌声，到处是抗日的报纸宣传，我们年轻人非常热血沸腾，一定要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当时我上高二，黄埔军校来江西招生。黄埔军校那时候已搬到成都，后方比较安定一些。听到招生，我和几个同学跑去参加考试。

        考试共分两天，第一天是体格检查，量身高，测体重，听心跳，看五官，查色盲。第二天考笔试，包括国文和数学。过了个把月，我就收到了黄埔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出发前，我去裁缝店定制了一个童子军背包，在背包上用白布缝了“长征万里”四个字，母亲虽舍不得，但还是深明大义，准备了羊毛毯和随身衣物，父亲赞助了两百块钱旅费。

        我的“长征”开始了。两三百名黄埔新生在江西上饶集中，十几个人分成一个班，分别去学校报到。因为战乱，我们遇到火车就坐火车，没火车就步行，从江西上饶到成都，花了四个月。

        一路艰难，但没有人退缩。大家都怀着青年报国的激情。那个时候不怕苦，（搭货运火车）有时候下雨，就用防雨的油布顶在头上，下面是大木头，你想苦不苦？那时不嫌苦，自己觉得，一个人就要经历这么一番，才显得有味道。

        最大的问题是穷，花光了出发时带的200元钱，还卖了羊毛毯和手表。

        1940年除夕，我们走到川黔交界的小镇，班长交代每个人去“搞”点菜。搞就是偷嘛，天呐，我何曾做过这种事。

        为了交差，我跑去城外一户农家的菜地里，一捞不得了，那个时候不用化肥，用大便小便。硬着头皮，挖了一颗牛皮菜。其他同学“搞”来的也只是萝卜青菜，没有人搞个鸡啊搞个兔子，没有人有这个本事。

        1940年的春节，我就是这么过年的。萝卜青菜烧一锅，加点盐，就行了。

        我们这些学生，尽管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程度稍微有点区别，但都是抗日救国。路上没有逃跑的，一个不落。

        1941年2月，我们终于到了四川成都，一个个跟逃犯一样，穿的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是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金色大字，铸在白色水泥上。这句话也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训练

        我是黄埔第十八期学生。进校第一件事便是剃光头，更有同学发誓，不打跑日本人绝不蓄发。

        开始六个月的入伍训练。每天就是操练一个动作，就是“劈刺”。

        劈刺用的枪，与普通刺刀差不多，但前面是个圆球，以防伤人。上劈刺课，学生们站两队，卸装，脱掉上衣，换上劈刺专用的衣服，两个人对练。

        黄埔军校实施德国式教育，原则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着装不合格、集合迟到，均要受班长等惩罚。受罚的手段有吊杠子、举枪等。

        前者是让学生吊在杠子上，短则五六分钟，长则半个小时。后者则是让人双手伸直，举着一把七斤重的枪，两腿像青蛙一样弯屈，手吃不消了放松了，班长就喝令重新举好。

        六个月入伍训练结束后，新生开始志愿分科。

        每周一，黄埔学生都要到成都北较场，集体背诵孙中山的革命遗嘱。除此之外，学习时间都是大强度枯燥的军事训练。

        因为仰慕偶像拿破仑，我选择报考炮兵科目，之后如愿入院分配到炮兵一中队。选择做炮兵也是因为炮兵最神气，和骑兵、辎重兵一样，炮兵可以穿马靴。

        分科之后的学习，除了战术、筑城、兵器学、炮弹原理等军事技能。除此之外，也有讲授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三民主义，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我们讲这是卖狗皮膏药。说句老实话，游行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也干过，但是真正要打日本鬼子，靠这样子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吗？

课余

        当时，成都经常有民众抗日游行，抗日歌曲、话剧等非常活跃。黄埔军校里也流行唱歌，如《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训练的时候，班长喊“预备——齐步走——跑”，全班边跑步边合唱“风在吼、马在叫”。

        演戏啊、出画报啊，我认为种种都是抗日，但是最直接的就是拿枪打日本鬼子，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代表国家的，我们是以此为职业的，我们就是报效国家，我们不是为国民党打的。我是以一个中国人身份打的。

        当时是困难时期，物资紧缺，黄埔军校食堂的油水很少，也没有肉，主要是咸菜和牛皮菜，米饭是每人每天旧制22两。就这22两还要遇到一层层的克扣，到了学生嘴里自然是不够吃的。

        吃饭时，八个人围拢一圈，蹲在地上，班长队长等则有桌椅。吃饭有执行官，开饭时，学生们向执行官敬礼，然后蹲下，开动。学生们接受了高强度训练，饭量当时根本吃不饱，大家的碗都是干干净净。

        饭吃不饱，食堂也开动脑筋，在米饭里放豆子，因为豆子便宜。

        每人可以轮作一天的勤务兵，这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因为食堂的勤务兵可以刮走饭锅上的锅巴，对于饥肠辘辘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美味。

        在难得的休息时间，几个同学上街逛逛，平时买个锅盔，买点花生米，就已经是改善生活。

        我很少想家，到了军校忙得不得了。当时打仗邮路不畅，家里只寄过两次钱，还寄过牙膏、手表等。

毕业

        1943年，我们正式毕业。

        毕业时，校长蒋介石照例参加，他骑马检阅队伍。我在炮兵仪仗队，负责鸣放礼炮，蒋介石就从我不远处经过。

        当时蒋介石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由马夫牵着走过。他身上披着斗篷，眼睛很有精神。

        宋美龄也出席了，她站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但我能感受到她不凡的气质。

        其实，蒋介石视察这天，我印象最深的，并非校长的英姿，而是，终于吃上了肉。有牛肉，有猪肉，虽然没有鱼，但已经吃得很好了。

        还有另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毕业前，班长寻思要请全班同学吃“散伙饭”，可没钱，只得冒着风险卖了自己的配枪。

        吃饭当天，全班人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集体去饭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踏着“嘭嘭”响的军靴下楼梯，不知道是房屋质量太差，还是太过兴奋，饭馆的楼梯居然被压塌，身上的军装倒是起了作用，饭店老板没有难为我们。

        当时黄埔学生，毕业后，或者选择留校工作，或者去部队。在很多学生看来，留在学校当教官，远离战场，也是较好的选择。即便去前线，黄埔学生往往也能去设备精良的王牌军。

        临近毕业，才知晓父亲为不让我分心，一直瞒着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母亲在世时，我做惯了少爷，不曾给她端过一杯茶，在病痛时也未曾问候过一句“妈妈你好点了吗？”这是我这辈子最愧疚的事。

        为了去母亲的坟上磕个头，我放弃了留校机会，选择了条件并不好、但驻扎在江西的第100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离开部队，回乡结婚，辗转定居上海。

        解放后，我来到上海大德医院和大德出版社，谋得一份会计和编辑的稳定差事。

        1958年9月28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大德医院办公室，我正在上班，上海卫生出版社办公室主任进来，将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当场宣布我是“反革命”，随即将我送到了位于横浜桥的劳动教养所。

        22年后，我才获得平反。

        回想这一生，黄埔军校对我的影响，头一个是意志，我意志比较坚强，困难我不怕的，再困难我都想办法克服它；还有就是好身体。

        我跟我孩子讲，人家去世的时候都痛苦流涕，我说你们别哭，我去世要笑的。我很多同学他们都牺牲在战场上。死了都是无名的，一生一世都不知道。我幸存下来，活到现在，还不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