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毛泽东表弟文强自述:在黄埔和林彪打架

澎湃讯

2014-06-16 10: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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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与林彪同时进入黄埔军校步兵科,他与林彪的冲突发生在1926年。

       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与林彪同时进入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淮海战役期间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后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在《文强口述自传》里,文强讲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往事,其中,令人关注的是他与林彪的一场冲突。

       夏曦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八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六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
       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共青团员),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
       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又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他也上来?”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船到香港,毛泽东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
       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
       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共产党员。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共青团员)升为CP(共产党员)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
       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值星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值星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地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值星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
       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值星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值星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值星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铺上去了。他不服,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
       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
       我看他还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
       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治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
       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究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
       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
       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
       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记录过。”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我不是。”“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摘自《文强口述自传》,文强、 刘延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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