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黄埔研究存在大量空白,或因历史局限

        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90年承载着历史，积淀着尘埃。黄埔研究如同其他显学研究一样，随着时间经历着起起伏伏。         

        黄埔研究目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目前大家都尝试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未来又可以向什么方面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澎湃记者日前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德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岚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黎淑莹三位学者。 

        澎湃：目前海峡两岸的黄埔研究处在什么阶段？

        林德政：黄埔很多方面根本就没有人研究过，从南京阶段开始有大量的空白，成都、武汉就更少。大陆和台湾方面在历史的解读上有各自的角度和偏差，也有各自的局限。

        黎淑莹：黄埔研究还有大量空白，从许多角度都可以做研究只是没有人做。我工作十几年了，每次遇到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忍不住告诉他们说黄埔的选题，很多几乎都没人做过，角度很多，都可以写。

        李岚：两岸的研究分别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总的来说，空白非常多。

        澎湃：造成目前黄埔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黎淑莹：黄埔军校最早是在广州，后来在南京、重庆、成都、武汉等地曾设校，最多的时候其分校有9个。但目前所有研究几乎都集中在黄埔早期广州阶段，南京及南京以后的阶段大量都是空白。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料的问题。

        大陆是根据当年的公开出版物和宣传资料做研究，当时的政治宣传很厉害，当时的内部外部期刊资料也很丰富。但是，这些资料比较分散，并非专业的博物馆、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容易接触到。

        1982年的时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出了一套上下册的黄埔军校史料汇编，成为黄埔研究者必读的材料。而时隔31年之后的2013年，才又在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下，由另几个单位出了一套黄埔研究资料。

        最近几年，台湾“党史馆”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大陆学者也可以去，但它人手很缺乏，不很欢迎人去查看。也不能拍照扫描复印，只能手抄，现在自由行15天，去搜集资料，15天是不够的。

        李岚：两岸黄埔研究所用的的史料，几乎是不同的。大陆所用的大多是黄埔军校当时出版的期刊和宣传资料，也就是公开发行的一些东西，这些资料存在图书馆里，比较分散。

        最集中的是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它接收了之前国民政府南京图书馆的很多藏书，当时的每本出版物几乎都有备案。但是这类资料到后来的南京时期进入抗战阶段就稀少了，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公开出版物，至于各个分校资料就更加缺乏。台湾所拥有的史料则更加原始和扎实，之前从大陆运走的黄埔军校原始的档案资料，目前存在“党史馆”里。从档案资源来说，他们的资源更多更好。

        不过台湾的档案之前没有开放，开放后又在搬家，这几年自由行方便了，大陆学者还很少去看。

        林德政：台湾“党史馆”许多资料确实只能手抄，我自己去也只能手抄，经常去抄3、4个小时。与台湾资料对所有人设限不同，大陆的许多资料专对台湾学者设限制，比如南京第二档案馆，部分档案不给台湾学者查看。还有一些历史资料要查看需要“领导审批”，非常麻烦。

        澎湃：现在有说法是现在黄埔研究至关注名将和显学，你们怎么看？

        黎淑莹：孙中山辛亥革命是显学，大家扎堆，但后来的历史大家就不那么喜欢研究。

        李岚：两岸都重视前几期黄埔生，是因为前面出的名将比较多，有明星效应。

        林德政：后期名人少了确实是大家研究少的问题之一，一些人只喜欢研究显学，不喜欢填补研究空白。

        林德政：台湾虽然研究相对自由，但因为黄埔的后半段历史是失败的历史，是个疮疤，揭开很痛，也不愿意去研究。台湾和大陆方面在历史的解读上有各自的偏差。但总体来说，大陆的偏差多过台湾的偏差，比如如果台湾准确率是60%、大陆可能就只有40%。

        而造成这种情况自然有资料原因，宣传资料可能略有夸张，而档案一般不会做假，会说真话。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各种历史局限，比如2005年之前，对日抗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历史就没有在大陆得到足够重视和研究，这些战役很多又主要是黄埔人打的。大陆学者有很多自我设置的“框框架架”。

        李岚：两岸研究有各自角度和观点，同时也有各自局限。比如台湾研究蒋介石、国民党的黄埔师生、陈诚等会比较多；大陆研究黄埔创建时期、黄埔里的共产党人、苏联顾问比较多。苏联顾问这种题目台北学者一般不会碰。

        澎湃：目前黄埔研究的现状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林德政：虽然黄埔研究有很多空白，但也在逐渐改善，并没有许多人描绘的那么不堪。之所以很多人觉得研究少，是因为大家对现代历史特别有兴趣，觉得这么近的历史成果应该更广更多，满足大家的想像和希望，实际上呢，古代历史有许多代学者研究，反而更丰富，而且，古代历史研究少忌讳少自我限制，更自由。

        研究历史要返回历史现场，之前台湾学者做不到，现在越来越容易了。研究黄埔历史则就去黄埔军校各个旧址，去黄埔军人打抗战的那些地方，我本人去过很多地方，深有感触，呐喊声仿佛就在耳边。

        两岸关系进一步改善对研究有促进作用，因为这种改善可以让学者们抛弃自己心里那些“框框架架”。

        李岚：两岸的交流进一步增多，国共关系进一步改善，都对黄埔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资料能够互相交流沟通，学者能在一起研究。           

        澎湃：你最近几年的研究分别有些什么样的突破？突破是怎么实现的？

        黎淑莹：我的突破就是论文“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我自己当时觉得信仰问题是大家关注少的问题，一群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想什么有什么信仰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那个年代很讲究信仰，那时侯讲信仰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比20世纪80年代还要强烈，他们那时候追求理想可以不顾家庭现实和未来。

        而在这个方向有突破，最关键点是我获得了一套黄埔一期学生入学明细调查表，而这些表则来自对岸台湾影印的一套近代史的原始史料。

        林德政：我的突破是来自一个新的角度，关于“台籍黄埔学生的意义和贡献”。黄埔前几期学生里有很多台湾籍的学生，之前很多人不知道，蒙蔽太久。当然这种蒙蔽不是谁有意识去做的，只是大家潜意识里都认为“日踞台湾是革命落后的地方，不会有人来黄埔。”

        根据我的研究，黄埔前几期学生中，有与台湾相关资料的有100人，而最终完全确定为台籍的是22个，而真实的数字应该在两者之间。当时的台湾，民族感情是相当强烈的，脱离日本回归中国的呼声很高。

        比如22人之一的李友邦，小时候和一日本孩子吵架，说“如果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结果被日本教师听到，就赶过来打了他几个耳光，从此他就下决定要为台湾回归中国出力。而之所以很多人当时没有登记为台湾籍 ，主要是很多人改了省籍，而之所以改：一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对台湾籍有偏见，认为他们受了不好的教育和影响，他们为避免麻烦改为别省籍；二是因为他们进入学校的一个渠道是各省党部推荐，而国民党当时在台湾没有党部，所以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其它省党部推荐。台籍黄埔生人数不多，没有得到什么特别优待，他们很多牺牲在前线或死于内部矛盾。

        许多台籍黄埔生和其它台籍学生联合成立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对当时在台的日本占领者是“很大刺激”，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说，这些人是重要的要犯，影响很深远。

        之前暴力抗日主要是农民，少知识分子领导，日本人觉得思想犯比拿锄头的更危险，所以特别重视该案。

        李岚：我的突破主要是把口述历史和从史料获得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从2004年开始做黄埔的口述历史。去了过四川、湖南、海南、内蒙等很多地方。

        口述历史是对根据资料所做研究的补充，尤其是许多缺乏档案的历史，口述史更无可取代。黄埔老兵凋零的很厉害。经常是联系好采访，去之前老人就不在了，或者采访后几个月，老人就去世了。比如耿荫龙，他是走滇缅公路的 汽车兵，黄埔17期毕业，在访问后几个月就去世了。还有郑信恒，是邱清泉的警卫团团长，他在夏天穿一个背心，滔滔不绝讲了四个多小时，可第二年5月份就去世了。

        黄埔一期生黄鹤，四月份采访，六月份就也走了，福建的苏施根，已经联系好要去，准备好去的那天给他女儿打电话，结果说他前几天就走了。老人们都接近90岁了，即使看上去很健康，也可能突然去世。

        口述史和正史是可以互相结合的，作为黄埔军校原址的一个管理单位，我们博物馆很关注老人们当年在黄埔军校生活学习的情况，比如怎么训练，对哪个教官印象深刻等等。而这些，在目前大陆拥有的资料里许多是空白。比如南京时期，尤其是各个分校，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只能靠口述。

        而有正史的资料，口述则可以丰富历史，让历史有血肉。比如史料讲一次战斗，只是说88军攻不下，换谁去攻。但一位黄埔老人就会说后面山坡不断掉树掉土，结果发现日本人要偷袭，于是就要师部运炸弹过来，一下子炸死100多人，死尸最后一层一层的。

        能采访到的真上战场的很少，因为步兵上战场牺牲很多，一个连一个连冲锋，一个连打光再换一个……关于戴安澜牺牲的过程和是否运回国内。一位黄埔老人回忆了很多细节，说是当时部队带着很多华侨回国，华侨在后面，越走越少。戴安澜去世后，他的卫队抬着他的遗体回国，到云南，当地乡绅献出棺木来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