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2030年的中国军力与美日同盟

        中国在西太的军力崛起，对日本、对美日同盟、对整个地区安全均有深远影响。这一态势也促成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在东海，中国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强，具备所谓“反进入和区域拒止” (A2/AD)能力。这令美日感到不安，也给盟军在本区域的行动自由、在未来冲突中（从海洋争端到资源竞赛到朝鲜台湾）的胜算投下了阴影。

        上述紧张和不确定性，进而会令美日在许多非军事领域——比如经济、贸易——对华采取 “零和”政策，同时将更多的稀缺资源投入到军事开发上来。

        尖阁/钓鱼岛争端印证了这一发展态势。中国凭借不断增强的军力，挑战日本的主权主张。后者不甘示弱，导致地区局势不断紧张升级，甚至有军事冲突的风险。而这在1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如果处理不好，有三种可能：①削弱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信心；②增强日本对进攻性常规军力乃至核武器的诉求；③导致日本向中国低头服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将极大地影响美国对美日同盟和地区安全的判断。

大趋势

        ★ 风险不在于战争

        未来15-20年，美日同盟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不大。同盟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

        ① 中国依托日益强大的军力，在不动武的情况下，迫使日本在有关冲突中软化立场。比如说通过加大军事胁迫力，来争夺东海的领土和海底资源。

        ② 解放军不断增强在争议领土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及水域存在，提高了擦枪走火的风险；甚至美日同盟也被卷入，摩擦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 军事平衡有可能被打破

        到2030年，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军事平衡有可能被打破，天平朝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倾斜。中美日三边关系很可能呈现为——①“平衡销蚀”（eroding balance）；②“有限冲突”（limited conflict）两种状态。

        在第一种状态下，中国在所有军事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在地面，弹道及巡航导弹系统进一步完善，导弹数量、射程及精确度不断提高；在海洋，反舰导弹系统建成服役，更多更先进的潜艇及水面战舰加入海军；在空中，更多尖端的地对空导弹、具备打击美军驻日空军基地的弹道及巡航导弹部署到位，大量能够执行水上作战任务的先进战机服役；在指挥及控制方面，远程雷达纳入防空系统，自动化指挥系统进一步完善。在“平衡销蚀”中，中国在附近空域及水域执行军事任务日益常态化。

        “有限冲突”比“平衡销蚀”走得更远，表现为中国军力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了对美日同盟的相对优势——海军潜艇、水雷数量更多、性能更优；空军下一代战机占据数量优势，可投放多个航母战斗群。

        ★ 政治-军事危机可能升级

        在上述两种状态——尤其是“有限冲突”状态下，地区军备竞赛日益激烈，政治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几乎必然导致经常性的局势紧张和安全危机（尽管是有限的）。这里暗含一个隐忧，即中国通过反复的“有限冲突”，不断蚕食日本及美日同盟在东海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久而久之达到“不战而胜”的地步。我们可以称之为渐进式的胁迫模式。

        当然，为了把危机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双方都有深化合作的愿望，并进行各种接触。但很难有实质性成效。中日之间涉及主权及资源的争端从本质上说是不可妥协的，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非一日之寒。如此这般，双方想要在2030年之前，达成某种标本兼治的安全协议，给予对方安全保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平衡销蚀”和“有限冲突”的共同特点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与持续的合作与克制并行共生。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这两种情形的可能性很大，因为：

        ① 从长远看，中美经济及军费将保持中到高水平的增速，而日本方面（最多）只有小的增幅；

        ② 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深度互疑，难以扭转；

        ③ 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深入，中国依旧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这对上述两点产生制约，使得破坏性的事件不会发生——比如说中国出现一个侵略性的领导层；再比如安全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致使人员伤亡。

        ★ 中国威胁或可消减

        第三种情形可称为“威胁消减”（mitigated threat），发生的几率低于前两种，但不是没可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与日本及美日同盟均保持高水平的合作。中国停止或缓慢扩大在日本周边的军事及民事存在，军备竞赛停留在较低烈度。这样一来，地区紧张和安全危机会少得多。

        可能促成“威胁消减”的要素包括：①中国经济严重衰退；②中国内乱；③美国经济持续繁荣；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⑤三国均节制军费开支。

        ★ 三种战略转变很难发生

        一是亚洲冷战（Asian cold war）。中国与美日同盟陷入全方位零和竞争中。亚洲爆发严重政治-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是亚洲绕着中国转（Sino-centric Asia）。作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强盛而行“王道”（政治、军事上均无威胁性），日本向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妥协。

        三是中日对抗（Sino-Japanese rivalry）。中国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咄咄逼人。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完成核武装。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呵呵领域展开激烈和危险的竞争。

        二和三均以美军撤出西太为前提。

        未来15-20年，较之前三种情形，后面三种出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只有当①中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咄咄逼人的领导层，或是②美国经济崩溃，美军全面撤出西太时，才会发生。

        ★ 给美日同盟的3条政策建议

        美日同盟可通过以下三种策略应对，来推动其长远利益：

        ① 强有力的前沿部署。这里的关键词是“威慑”,即盟军推行“空海一体战” （Air-Sea Battle）式的全维作战理念，或通过类似“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的长程封锁手法，确保盟军在西太的压倒性优势。

        ② 有条件的进攻/防守。与①一样，这一策略只在确保优势，它讲究软硬兼施，“军事威慑”与“安全保证”并重；避免对中国先发制人或进行深入打击。

        ③ 防御性制衡。这一策略强调相互区域拒止（mutual area denial），依托低能见度的后置部署力量，以期在西太与中国建立起一种良性的、真正均衡的权力关系。

        ★ 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确保成功

        执行上述策略构想并不简单，其中牵涉艰难的利益取舍，甚至需要美日双方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对自身的角色和使命都有全新的思考和定位。

        具体而言，美国的决策者们可能面临如下困难：①日本或其他亚太国家缺乏升级安保合作的意愿或能力；②美军不愿改变既有的西太行动理念；③中国对地区安全协议抱有疑虑，认为协议可能束缚其力量的发展。

三国轨道

        ★ 中国

        未来15-20年，中国军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和技术实力决定的。

        此外，下列内部因素也会发挥作用：领导层的世界观、内政即社会稳定、其他机构及政治因素等等。在外部，美日对华政策的基调直接作用于中国的外交国防。个别危机，如尖阁诸岛/钓鱼岛争端，也可能产生难以消除的重大影响。

        2030年前，中国可能出现的4种发展轨道，如下表。

        ★ 日本
        要勾勒日本未来20年的轨道，我们必须清楚日本之变始于1994年。自那时起，日本逐步放宽对自卫队的限制，加强与美国的安保关系，拓展安保视野。

        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克制。它并未修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避免“成为军事大国”；它还严格限制向国际争端当事国出售武器。即便日本有意重塑它在21世纪初的安全角色，它仍不得不面对经济迟滞、预算吃紧的问题，甚至于冻结军费增长或削减军费。

        总之，诸多限制因素（宪法、规范、政治、预算、涉华经济利益）预示着日本今后的对华防卫反应将保持克制。虽然眼下当政者鼓吹“全面竞争”战略，但日本实际执行“合作性接触”（包括硬对冲和软对冲）政策的可能性仍然更大。

        当然，在尖阁诸岛/钓鱼岛争端的背景下，日本决策圈内对中国军力扩张采取强硬应对的呼声越来越高。

        2030年前，日本可能出现的5种发展轨道，如下表。

        ★ 美国
        美国要想制定一种长期、有效的对日政策，必须克服3方面的挑战：①日本的军事自律与战略模糊；②中国的经济与军力扩张；③美国当前的经济不振。该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下面3个基本目标：

        ① 减少日本方面的忧虑。让它既不必怀疑美国对它的安全承诺（美国太软），也不怕暴露在过多的中国压力或威胁之下（美国太硬）。

        ② 促使中日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争端，鼓励中日发展合作性关系；

        ③ 促使日本采取一种“恰当的”对华政策，有足够能力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并捍卫美日同盟。

        未来15-20年，美国可能出现的3种发展轨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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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CHINA’S MILITARY &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30：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2013年5月刊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许欣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