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盘点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湖北一县委副书记说对喝酒控制不够
不过最近,湖北恩施市长李国庆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主动提到了自己身上存在这些问题,倒让人有些意外。
其实,这只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此轮活动中,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个“重头戏”,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又是“重中之重”。
今年5月,河南兰考以一场“辣味十足”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树立榜样。此后,在全国各地的新一轮民主生活会热潮中,领导干部们的自批力度可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暴露的问题时也更加具体和“接地气”。
政绩观出问题 急于求成和大搞形象工程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也是一门深奥学问。特别是对很多领导干部来说,话说的轻了,好像走走过场,说的太重,自己面子上又下不来台。不过,这个问题在如今似乎不再“纠结”——过去一个多月,新一轮基层专题民主生活会热闹开场,领导干部纷纷把“红脸出汗”作为目标,争先恐后讲起自己的“坏话”,
领导干部怎样自我批评?按照中央要求,四风问题、八项规定依然是重点查摆的“规定动作”。此外,作为来自基层的声音,民生保障问题也被摆上了台面,有的人话到动情之处,还数度哽咽、潸然泪下。
在具体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政绩观”是基层干部最爱暴露的短处。
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就向自己开炮,“政绩观有偏差,项目建设贪大求洋。明知协议投资额有水分,也没有制止,媒体报道后,还沾沾自喜。”
宁夏永宁县委书记钱克孝批评自己“把追求做官、干大事作为自己的幸福观,没有把人民的幸福作为幸福观。”
广西上林县委书记韦志鹏首自称,“政绩观有偏差,有的决策没有充分调研、到场了解实际情况,布置工作又急于求成,清理网箱养鱼造成刚投放鱼苗的养殖户损失严重,群众怨言很大……”
而在这些基层领导的“政绩观”中,急于求成和形象工程是两大顽疾。
宁夏永宁县长李润军就说,有的工作追求让区市领导看了高兴,觉得脸上有光,没有完全顾及群众的所思所想。
甘肃临夏州委副书记、州长马学礼也检讨称,对发展速度和工作节奏看得重,在一些工作中要求过高过细,对下面催得过急过紧,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说,“高速公路出入口,客人领导看得见的大路,得到高标准打造,通往农村的干道,却迟迟未修”;
湖北恩施市委书记向前进坦言,“经常以‘一俊遮百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为‘成功秘诀’,安排基层做一些‘盆景’‘微缩景观’,忽视了产业基础较好的偏远乡村。”
云南武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阳庆富也把“矛头”对准自己:存在搞形象工程的情况,项目资金公路沿线安排得多,边远山区安排得少。
从这些表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基层干部中,形式主义、功利思想还很严重。
民生保障最揪心 敏感问题不回避
作为来自基层的领导干部,接触群众,本应是日常工作主要内容,但是在自我批评中,群众联系不够密切也成为常见问题。
枣阳市委书记陈东灵提到,“自己说的多,听群众意见少,真正同群众和基层同志面对面交流意见还不够,知民情、察民情不够全面。”
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和广西上林县长蓝宗耿都提到了群众走访不够。余学武在红安工作4年多,全县406个村(社区),真正去过的不到100个;蓝宗耿就任县长将近半年,走访的村仅增加2个,“官当大了,但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在与群众联系中,民生保障最让领导干部揪心。
枣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柴普军认为,自己看望困难群众没有注重建立一种有效保障机制,没有考虑从源头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周强坦言,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解决还不够到位,使得城乡低保落实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随意保”、“关系保”、“待遇保”、“暗箱保”、“金钱保”等现象。
因为揪心,不少领导干部还谈到亲身经历,动了感情。
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就哽咽着讲述了去简易棚看望一位老人的经历。他反问,“如果我的父母住在这样的房屋,我情何以堪?这一路走来,职务不断提升,为什么与群众的感情反而淡漠?”
红安县副县长郝爱芳也红着眼圈说,县里有许多贫困户、低保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都是烈士后代,生活却很贫困,这是“忘了自己的出生之本、忘了老区精神”。
永宁县委书记钱克孝说起没自己有关心好拆迁群众时,也因内疚而哽咽。他坦言,“自己虽然是农民出身,但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对群众感情不是在升温而是在降温”。
不过,自我批评太动情了也不行。前不久,广西田阳县委副书记黄秋幸在谈到自己作风不实、监管不力,导致一项民心工程变成“伤心工程”“民怨工程”痛哭道歉。这一举动,也被一些人认为有“作秀”嫌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事关群众的民生问题中,有的官员主动提到了敏感事件。
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一上来就说在去年引起轰动的袁厉害,讲到烧死7个,烧伤1个孩子的惨状,他承认“这是长期漠视群众疾苦的恶果。”
恩施市委书记向前进和宁夏永宁县长李润军都谈到了拆迁。对于安置房建设,向前进就说,“这些在过渡房中生活了3年的群众,倘若是我的亲属,当作何感想?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
特权行为和特权思想在作祟
领导干部关心民生,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特权”。谁公款吃喝?谁铺张浪费?又有谁高高在上,随意动用手上的权力?民主生活会上,不少干部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这其中,恩施市长李国庆的一番话最引人注目。他说到,“出差基本上是坐飞机,很少坐火车、汽车,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住有专人看护的VIP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派人修。”
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领导干部中身上也有发生。兰考县长周辰良就说,“出差一般宾馆不想住,公交地铁不想搭,衣服不是名牌不想穿,下乡冬天怕冷、夏天怕热、风天怕沙。
而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金光也坦承:“过去分管招商,开封五星级饭店一周去几次,老板服务员见了我都打招呼,感觉很有面子……”
最有意思莫过于湖北红安县委副书记方思意,他说自己在喝酒问题上控制不够,一瓶酒相当于困难群众半年的低保额。
其实,吃喝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超标接待。
“艰苦朴素意识淡化,公务接待大手大脚,超标准接待。”这是云南武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阳庆富的自我批评。
广西百色市长周异决也曾抱着这样一种思想,“把老区人民的热情好客与超规格接待等同起来,看到要钱的请示时觉得标准高了,而看到摆上桌的东西时又觉得标准低了,没有把好接待费用关。”
这一点,在百色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黄建宁身上也有所体现。他说到,“安排节庆活动时,存在奢靡之风,追求轰轰烈烈、出彩堂皇,求档次、讲排场。
行为上的特权,说到底还是思想意识的“特权化”。兰考县委副书记毛卫丰就说,曾在心里面把自己看成官,把群众看成民,有时遇事先考虑个人职位安危。
湖北枣阳市委书记陈东灵和枣阳市委副书记陈玉麟都痛批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思想。比如陈东灵在安排工作上有长官意识,批评人不讲对象、不讲方式、不分场合,不留情面。看起来是对工作要求高,实质是自身官僚主义的体现。
陈玉麟则坦言,随着职位的升迁,习惯于高高在上,习惯于主观臆断,习惯于到处讲话作指示,养成了一种官僚主义习气。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