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都市计划”执笔者鲍立克:因谍战驻留上海

澎湃记者 石剑峰

2014-06-18 11: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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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计划”中运用了当时一些较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在上海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开创性。

       德国人鲍立克(Richard Paulick)是1940年代末“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执笔者之一。听到鲍立克传奇人生故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把他的故事告诉给作家小白,他正在写一部关于1930年代上海租界谍战的小说。鲍立克这位来自德国的建筑师来到上海,跟1930年代初风云诡异的上海谍报舞台有关,与传奇间谍佐尔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鲍立克友人之妻为苏联间谍
       1933年,鲍立克和犹太人女友一起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处于其黄金年代鼎盛时期。鲍立克来上海是去见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友罗尔夫·汉堡嘉。罗尔夫·汉堡嘉在1930年就和妻子鲁特·维尔纳来到上海,并开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Morden Time”。大革命结束后,上海特别市成立,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吸引了全世界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汉堡嘉是其中一位。
       当时汉堡嘉夫妇打算离开上海。罗尔夫·汉堡嘉邀请自己的好友能来上海接管他的事务所。此时的鲍立克在德国郁郁不得志,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不喜欢纳粹。鲍立克曾说过,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了,都有纳粹的元素,某种程度上他是悲观主义者。
       鲍立克的父亲是社会民主党人,曾担任德绍市长和议会议长。当时的德绍是世界建筑和设计圣地,那里有包豪斯学校。鲍立克在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在包豪斯学校工作,负责校园建设,他还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助手。随着纳粹主义兴起,格罗皮乌斯带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离开了德国,前往美国。包豪斯精神在哈佛发扬光大。在纳粹的压力之下,鲍立克也离开德绍,1929年底来到柏林,在那里参加了西门子城建设。
       那么,当时汉堡嘉夫妇为何要离开上海呢?作家小白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了这对夫妇。“鲁特·维尔纳是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夏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来到上海,这一年她23岁,她的丈夫经好友瓦尔特介绍,来应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师。”小白还写到,“在上海,鲁特·维尔纳结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又与鲁迅、丁玲、宋庆龄等成为朋友。11月,当史沫特莱介绍她与佐尔格相识后,鲁特·维尔纳视左尔格为‘老师和榜样’,已怀孕的她表示愿意立即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为佐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
        鲍立克好友汉堡嘉的夫人鲁特·维尔纳是苏联间谍,是20世纪传奇间谍佐尔格的手下,是佐尔格的“索尼娅”。1933年,鲁特·维尔纳得到命令去苏联受训,汉堡嘉也只好离开上海。鲍立克最初经营好友留下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那里他主持了沙逊老宅、孙科南京住宅的室内设计。后来他那学市政工程的弟弟小鲍立克来到上海投奔哥哥,于是,“鲍立克&鲍立克”建筑市政事务所成立了。

图为鲁特·维尔纳,她是20世纪传奇间谍佐尔格的手下。

       
 鲍立克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
       但这个时候的鲍立克成了无国籍人士。1933年他来到上海,5年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拒绝给鲍立克签发新护照,因为有人向德国当局告密,说鲍立克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跟犹太人过往甚密,甚至他还可能是布尔什维克。鲍立克出生于社会民主党家庭,在政治上“左倾”,同情共产主义,到了后来他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护照的鲍立克从此只能滞留上海,上海当时是国际上唯一一个接收无国籍人士的大都会。
       战后,鲍立克被犹太人称为“义人”,因为他帮助了很多犹太人。上海沦陷后,犹太人被限制生活在虹口。鲍立克的事务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他事务所的员工几乎都是犹太人,他尽量多的雇佣犹太人,凭着工作证,犹太人就可以走出犹太区。
       1943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成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鲍立克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他是该校唯一的都市规划教授。在担任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后,他还指导过学生做上海都市设计作品,比如虹桥新城。这一专业背景令他成为“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核心人物,他还是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唯一专业人士,在委员会中其他人都是建筑师、工程师、商界人士和政府人员。
       同济大学副教授侯丽这些年在做鲍立克研究,她去慕尼黑工业大学档案馆查到了大量关于鲍立克的材料,而在上海,鲍立克只留在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里,“从‘大上海都市计划’里,你看到了鲍立克是一个很有魅力,锋芒毕露,强势的人,甚至有时候尖酸刻薄。”后来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基本上就是按照鲍立克的观点进行深化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某种角度上是打上他个人烙印的。
       鲍立克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他强调科学系统工程性。“他们这代建筑师跟上一代人最大不同是,不关心什么建筑的民族性,所以他完全是基于对区域的分析提出上海定位。他一直主张,上海的城市规划要跟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配合完成。”侯丽说,在鲍立克看来,上海的定位就是国际大城市。鲍立克首先说上海必须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不明确上海在中国的特殊位置和内陆的关系,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都市计划。他提出,国家发展与区域规划向参照,这个参照只能借助于参照纽约、伦敦、温哥华、旧金山这些城市。
最后选择回到民主德国的柏林
       上海在鲍立克最困难的时候,接受了他,他在上海从1933年一直住到1949,他来时30岁,离开时46岁。某种意义上,上海确实是他的第二故乡。也因为他没护照其他地方也去不了,还不如呆在上海全心全意做“大上海都市计划”,这对上海也算是个额外的收获吧。匈牙利人乌达克是在1947年离开上海的,在上海,乌达克和鲍立克认识吗?他们有交往吗?侯丽说,“我想他们可能有交集,毕竟这个圈子很小,外国人也不多。但从鲍立克的材料里没有记录乌达克的内容。
       鲍立克是在1949年10月才离开上海的,是在坚持完成了“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后。鲍立克对共产党和新政府有好感,他还在上海亲历了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他对解放军严明的军纪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他选择回到民主德国的柏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选择,46岁的鲍立克没有去美国,也没有去西方世界。
       不过,鲍立克最初的选择是美国。那个时候,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传统上跟美国南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当时准备去佛罗里达大学,手续也在办理中。但又是政治阻隔了这个选择。
       佛罗里达大学在接受鲍立克之前咨询了在哈佛大学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大师给出了一个非常含混的回应,一方面他对鲍立克的能力大加赞赏,但也暗示鲍立克可能是共产党。侯丽后来看了格罗皮乌斯传记,“我也理解他,因为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以后,FBI就已经把格罗皮乌斯列入了名单,他是德国人,而且格罗皮乌斯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大批包豪斯学派的旧人来,这些人中确实有一些共产党和左翼人士。”那个时候,美国方面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清洗”,这位大师可能感到了一些压力,做事谨小慎微。而且那个时候圣约翰的学生还在街上进行反美反内战的游行,这也使得美国南方与圣约翰的关系比较微妙。鲍立克没能去成美国,从此他跟格罗皮乌斯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尴尬。格罗皮乌斯在1960年代回到德国的时候,鲍立克只是简单的跟他会了面。
       1949年,鲍立克已经46岁,人近中年,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选择回到民主德国。那时,东德(民主德国)和西德(联邦德国)都欢迎他,但他决定回到社会主义东德。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侯丽说,“从我一个研究鲍立克的学者看,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如果真的到美国,在那里什么关系都没有,重新开始事业,是有困难的。1949年,他在跟很多朋友的通信中,对民主社会的效率和公平有怀疑。他推崇住宅工业化建造,新城建设,如果到美国或西德,其实没有用武之地,也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发挥才干。”
       在民主德国,他再次登上事业高峰,在民主德国的现代建筑运动中,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侯丽说她曾去东德地区,问当地的建筑师、规划师,他们都知道鲍立克。战后东柏林重建,马克思大道、柏林歌剧院的改建,以及东德的一些新城建设,鲍立克都是主导性的规划师。
       改变了鲍立克人生命运的汉堡嘉夫妇呢?佐尔格于1944年在东京被日军处死,而他的手下汉堡嘉夫人鲁特·维尔纳成了佐尔格最得意的门徒,她后来还干了一票震惊世界的大事,是她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了苏联。后来的维尔纳在民主德国又成了作家,她的传奇一生写进了自传《索尼娅报告》。在维尔纳干大事的时候,她早已经与汉堡嘉离婚。
       鲍立克有意识地保存私人档案、书信日记手稿和证件,现在鲍立克档案都由慕尼黑工业大学档案馆保存。他后来在德国又结了一次婚,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鲍立克于1979年在柏林去世,他的后人都在德国。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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