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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孔庙文化新动向

杨志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2014-06-19 08: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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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持续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重要且显著的变化,如用最简约的方式加以概括,可谓是以“亲近”的态度代替了以往 “决裂”的姿态。在此背景下,曾经凋零衰败的大陆孔庙文化有所振兴,获得新的发展,其新动向值得关注。          

        
孔庙遗产在国家制度层面逐步受到重视和保护

        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走到终点,曾经作为“庙学合一”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庙(笔者曾专称其为学庙,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孔庙),失去了一项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尽管祭孔拜孔的活动尔后仍在延续,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偶有所闻,但孔庙文化衰退的趋势无可挽回。        

        1928年,民国政府大学院明令各大学、各省市教育厅、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次年,教育部、财政部、内政部颁发《孔庙财产保管办法》,规定“孔庙财产均应拨充地方办理教育事业之经费,不得移作他用”;“县有者由各县教育局保管之,其未设教育局者,由县政府职掌教育行政者保管之”;“其原有之大成殿,仍应供奉孔子遗像,于孔子诞辰开会纪念”。这使得此前就已出现的将孔庙改建为学校等机构和设施的做法,得以合法化、制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存留的孔庙普遍被用作学校、医院、机关、仓库等等。那些特定的具有历史性象征意义的场域,虽然在习惯性的用语中可能仍被叫做“孔庙”(或文庙、夫子庙、学宫),但它们本质上已不再是“孔庙”,而成为了学校、医院、机关、仓库……        

        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随历史观、价值观的变化,中国人重新建立起一种与传统文化“亲近”的态度。由此,重新审视历史上留存的孔庙的文化价值及对现实的意义,进而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确立其受到重视和保护的地位。        

        1996年国务院颁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入了正定文庙大成殿、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德庆学宫、武威文庙、宁远文庙、哈尔滨文庙共6 处孔庙,另会宁红军会师旧址所在地是原会宁文庙。对比前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保名单,仅收入曲阜孔庙及孔府,另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是原番禺学宫,海丰红宫、红场旧址是原海丰学宫。1982年第二批国保名单中没有孔庙。1988年第三批国保名单只收入北京孔庙。也就是说在前三批国保中,严格讲只有曲阜孔庙和北京国子监孔庙得以跻身进入,其他各地孔庙无一例入选,除非是作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的原址“隐身”进入。但后一类的“主体”价值并不在孔庙。        

        此后进入21世纪,更多的各地孔庙经遴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与此同时,其他大约两百多个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孔庙或其遗迹点,也因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列入了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程度不等地获得制度上的肯定与保护。这样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孔庙或其遗迹点构成一个身份特征极为鲜明的庞大群体。        

        同样具有意味的另一个事件发生于2006年。该年曲阜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和“迷信”的祭孔仪式与乐舞,因“文化遗产”概念的点化,发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用。中国大陆的孔庙文化因此拥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所谓科学、迷信之争以后,某种意义上讲,各地众多的孔庙不同程度地藉此重获新生。       

        

        
2011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六十二周年纪念日,人们举行隆重的公祭。 IC 图

孔庙的活动参与到当代文化的演进之中

        何以“新生”作比喻?因为近现代以来孔庙及其文化趋于衰歇,至当代有所振兴,中间经过了一个“遗产化”的转化过程。遗产价值观的改变和提升,既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也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反过来,又作用于现实存在。经过“遗产化”的转化,孔庙犹如重新取得了身份认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融入现代生活的正当性得到说明和肯定。以此为契机,孔庙文化渐趋活跃。        

        呈现在世人眼前并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政府和社会各界携手,组织孔庙“公祭”活动,在浩大的声势中彰显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曲阜孔庙自八十年代开始推出穿着古装表演的纪念孔子活动,并与旅游观光相结合;几经改进,最终于2004 年演变为“祭孔公祭大典”,尔后以《祭孔大典》之名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所谓“公祭”,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公共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然而这些年中国各地的很多“公祭”,都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突破了“公祭”原有的语义。像2004年曲阜的“祭孔公祭大典”,媒体在两星期前就闻风报道:“作为每年一届的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重头戏之一的祭孔活动,将由原来的民间祭孔活动首次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祭孔时,曲阜市市长将颂读祭文,然后献花篮。”      

        到2005年,出席曲阜公祭活动的官员级别更高,有前国家领导人和在任的省级领导,仪式结束当天,有媒体即刊发消息,标题定的是:《中国官方在曲阜高规格公祭孔子 海内外人士参加》。百度百科“祭孔大典”条目对2004年及其后几年曲阜的祭孔典礼及祭文做有记录,可资了解,不过内中“祭孔……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云云,显然没有尊重事实。        

        此后,又出现了诸如“全球华人同祭孔”的新表述和新的组织串联方式。通过网络搜查,可以调阅一份《第24届国际孔子文化节2007全球祭孔大典(曲阜)活动赞助合作方案》。该方案追溯道:“2005年成功举办了全球联合祭孔……在央视新闻频道联合推出了大型直播节目《2005全球联合祭孔》。该活动以山东曲阜孔庙祭孔为主直播现场,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等地孔庙为国内直播点,香港、台北等地孔庙为港台地区直播或报道点,韩国首尔、日本足利、新加坡韭菜芭、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地区等地为海外祭孔报道点。”        

        这种海内外、政学商的联动,确实辐射力比较强,宣传效应比较明显。有学者认为:“今天大陆地区的公祭文化,尽管在形式上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它采取的以当地政府为主祭、以农工商学各界为代表、兼向海内外人士开放的基本模式,还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笔者并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样的学术讨论折射了孔庙活动已参与到当代中国文化的演进之中。        

        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还增加投入,修缮、维护孔庙。近年笔者实地考察国内的孔庙,所到之处有相当一部分正处于修缮工程的实施期间,或刚结束、或即将启动修缮工程。同时也重修、新建了一批孔庙,像广西的柳州文庙、南宁孔庙。        

        前者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一场火灾中荡然无存。2009年柳州市决定重建柳州文庙,并将其纳入“文化建设十大工程”,占地面积约60亩(约4万平方米)。次年9月28日竣工,举行盛大祭孔典礼。当时有媒体称:现代文庙的重修与重建,已经超越了旧昔“祭孔 、办学”的“庙学合一”建制,发展成为守望一个地方历史文脉的重要象征,成为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宣传阵地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活动场所。        

        后者始建于北宋皇祐年间,1982年为配合市政建设将仅存的大成殿拆除。2007 年着手易地重建,占地面积约46亩;并利用原大成殿的建筑构件予以复建,易名为崇圣祠。2011年落成,同样举行祭孔典礼。南宁市的宣传资料说,南宁孔庙是城市新名片。        

        也有以民间投资方式新建孔庙的,如广东潮阳孔庙,由民办学校潮阳实验学校创办者郑先生倾力建造,投资4000万,占地12亩,平时成为附近居民的休闲场所。再如云南大理州挖色镇大成村三峰山上,九十年代时集资重建了两个小型孔庙,香火持续不断。一个村建造两个孔庙,又选在道路崎岖的山坡上,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精神力量。

孔庙空间的再利用:“博物馆化”及其他

        孔庙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性场域,其空间如何利用,又如何发挥其作用,是近百年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孔庙的再利用,以“博物馆化”的努力最为突出,这与国人对博物馆及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和追求有关。        

        以上海为例。今日的上海地区,清朝时候曾有过10个孔庙(限指“庙学合一”的学庙),其部分建筑仍保存至今的有:嘉定孔庙,上海文庙,崇明学宫,宝山孔庙(仅存大成殿),南汇孔庙(仅存大成殿)。其中,嘉定孔庙于1982 年重修后归县博物馆使用,后建设为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崇明学宫在1986 年全部移交给县博物馆,此后一直是崇明县博物馆所在地。1990年初修复宝山孔庙大成殿,并辟为陈化成纪念馆。南汇孔庙大成殿现坐落在南汇中学校园内,曾作为学校阅览室,2006年再次修缮后辟为展馆。上海地区原有10个孔庙,现仍存留主体建筑的达5个,这个比例在全国属于比较高的。5个里面4个改建为博物馆或展馆,同样比例很高。        

        从全国看,有众多的孔庙以博物馆的方式开放、运营和管理,或在里面入驻博物馆,成为博物馆(或文管所)的办公场地。如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现为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吉林文庙,成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甘肃武威文庙,挂牌武威市博物馆;四川犍为文庙、资中文庙,分别辟为犍为县文庙博物馆和资中县博物馆;湖北的罗田文庙(仅存大成殿)、浠水文庙,分别建成罗田县博物馆和浠水县博物馆……如此等等,不一一枚举。        

        “博物馆化”的运营管理方式,有其独到的优势,也因此广为仿效。然而考察具体的个案,发现也有“过犹不及”之处。例如,陈列展览对空间有特点要求,假设孔庙建筑原空间不合适改做展馆,或以不恰当的方式改变其空间结构以布置展览,那就会留下缺憾和败笔。上海借助宝山孔庙大成殿建成陈化成纪念馆,在空间的利用和安排上就存在明显的问题。此外,还有特殊场域中历史文脉如何延续的问题。对比台湾各地的孔庙无一例建设为博物馆,足以引起反思。        

        目前还有一定数量的孔庙仍为学校等机构所用,也有闲置、废弃着的。孔庙的转型仍在过程之中。积极的动向是,很多孔庙所在的管理部门组织了传统文化讲座与课堂、儒学研讨会、成人礼、开笔礼、纪念孔子诞辰等社会活动。        

   

        
2014年6月,北京孔庙的孔子像四周,挂满写着“金榜题名”和“独占鳌头”以及考生姓名的祈福牌。  CFP 图


民间祭孔、拜孔的信俗恢复和生长

       走进今日的各地孔庙,常常可见古树上系满祈愿的红绸带,香炉香案上香火袅袅,更有在孔子像前虔诚叩拜的。“文化大革命”时候几乎绝迹的祭孔、拜孔的信俗,早就恢复和生长。尤其是每年高考前后,不少孔庙香火繁盛,祈愿者众多,还会举行相关活动。        

        2013年春,笔者曾在福建同安文庙观摩过某高中的高考誓师会。会场设于大成殿前,前檐下拉出“百年圣庙传欣荣,春秋学子承贤书”红色横幅。师生群情激昂,彩旗挥舞,依次讲话、发言之后,安排了小娃娃歌舞表演,给大哥哥、大姐姐鼓气呐喊。随后十二个班、数百名大三的高考生反复地齐声倾情高呼:“我要上大学!”接着学生代表将教师代表赠送的果盆奉献于孔子像前,学生们排队进入大殿内拜谒孔子。        

        民间祭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在福建省福鼎市管阳镇西昆村的考察中,笔者注意到该村近年被介绍为“江南孔裔第一村”,村中建于清朝顺治甲午年(1654年)的孔氏家庙经修缮后,现每年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吸引远近众多人士的参与,也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重视和支持,成为当地重要的一道乡村文化景观。       

    

        
小学生们在孔庙内举行入学仪式,孔庙文化也正呈现多样化。

孔庙文化趋于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

        恰如中国社会正处于利益追求和价值目标多元化的变化之中,孔庙文化也正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例如2011年,山西太原文庙内曾上演一场人体彩绘秀,主办方称,这样的创作活动是对低俗文化的挑战;而一些过往游客则认为,此举是在圣人前挑战传统文化。无独有偶,在台湾,前几年也出现过在某孔庙内举办模特时装表演,同样引发各种议论,褒贬不一。        

        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既给孔庙的各种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其传承发展,但缺少“规矩”,也导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个别地方的孔庙甚至不分儒释道,概念不清、定位不明。实地调研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次是2013年在天津蓟县文庙,见到入口处居然张贴《道教的朝拜礼仪》,大成门上悬挂“问道宫”牌匾,财神殿、药王殿落户其内。真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戏弄糟蹋!        

        1926年,孔庙陷于命运多舛之际,郭沫若发表虚构作品《马克思进文庙》。小说篇幅不长,语句戏谑,却暗含着作者对孔庙及所代表的文化和其未来前景的关怀。80年后,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题进入了中学生的试卷,说明当年的问题仍在延续,甚至还在发酵。基于相似的问题意识,笔者撰写此文,虽不敢妄言已得出什么结论,却努力于有所观察,并将继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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