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极右翼崛起,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变迁

澎湃记者 张博

2014-06-24 09: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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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右翼政党的普遍主张是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反穆斯林。

        欧洲右转!这个怀疑了5年之久的论调在今年5月有了很明显的迹象,5月底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751个欧洲议会议席,有129个被极右翼把持,尤其是在英法两国,极右翼完全领先,击败传统的欧洲政治势力,成为该国第一大党。
       极右翼这个词,上一次进入世界历史的眼帘还是在80年前,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培育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极右翼。而在80多年后,极右翼的欧洲新冒险又开始了。
       新的极右翼势力,除了传统的“法西斯分子”、“种族主义者”、“反犹者”的标签外,还表现出“反对移民、反对欧元、欧洲怀疑主义、反伊斯兰”等新的特性,他们高呼“让欧洲远离欧盟”,从法国到英国再到丹麦,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貌似势不可挡。
       右翼势力迅猛抬头的欧洲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美国欧洲思想史家、纽约城市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接受澎湃记者专访强调说,极右翼崛起更多是象征意义,并非实质变迁。
这类政党并不适合做政府
       澎湃记者:您愿意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欧洲政党选举中右翼上台的概况么?
       理查德·沃林:很多国家的选举结果的确让人大吃一惊,我指这些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政党在选举中占了上风。是的,很讽刺,他们在欧盟竞选中占优,正因为他们的纲领是要让各自国家脱离欧盟。像英国,法国,丹麦,都出现了右翼政党赢得选举的情况。
       而意大利是个有趣的例外,依然是左翼占优,这和之前经历过12年贝卢斯科尼的执政有关。德国也是例外,他们有个新政党,叫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是反欧盟的极右政党,就不太成功。德国的特殊在于,德国曾有过纳粹的可怕历史,这仍然笼罩着德国政治。他们想要重新被整个欧洲以及世界民族之林接纳,需要努力克服这一不堪的过去,从而达到某种规范和标准。所以极右翼在德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禁忌。这两个是例外。
       而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赢了其他政党,这是从未发生过的。法国总理称之为“地震”,这不只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安,也让局面有点难堪。
       人们曾那么努力想在欧洲创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尝试某些联合形式的政策,比如业已存在的经济纽带、欧元、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而这一次选民却为反欧的、有种族主义历史(反伊斯兰等)的政党投票,这更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国民阵线在议会有一到两个代表议席,如果他们势力确实强大到构成威胁,那么主流的中左或中右的政党通常就会联合起来,让他们出局。
       我上周还读到一份报纸,在写这个事,提到说,在之前的选举中有人对国民阵线的创始人说,我们很可能会赢得。而他的反应却是:“哦不!”因为这类政党事实上并不适合执政,不具备实际的执政能力,因为执政是要负责任的,日复一日做出各种政治决策。
       在英国则有独立党(UKIP)——他的领导人名不见经传——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明显优势。众所周知,英国一直是对欧洲爱恨交织的国家,他们总骄傲自己是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当和法国之间建隧道时会有大量的不满。当他们得到25%的选票,大家都非常吃惊。还有丹麦的极右民粹政党,也是反伊斯兰的。丹麦是个小国,只有6百万人口,传统上他是同质性很强的的一个国家,并非移民国家,不太能容纳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移民或难民。政治家们需要要试着应对新情况。
成为欧洲公民确实多便利
       
澎湃记者:您在欧洲生活多年,对欧盟一体化有什么直接的感触呢?
       理查德·沃林:在我看来,欧盟的领导人,从建立这一联邦形式、这一欧洲身份之初起,就没有很强势,他们担心各国民众不同意,他们很胆小谨慎。
       你可以看欧元的推行等,都花了10到11年时间。目前他们有27个成员国,政策得让每一个都同意,这非常难。所以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在付出代价:为犹豫不决踌躇摇摆的领导力,不愿直白坦率地说出对欧洲意义的界定,尤其是政治上的欧洲的有意义的前景而付出的代价。
       这很微妙,因为人们既想要保留各自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这对他们很重要。
       但同时,成为欧洲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会有很多便利之处,你可以在欧洲各国旅行而不用兑换货币,我去那儿教书讲座,近30年都在欧洲和北美间来来往往,我对此印象深刻,全欧洲年轻人可以参加各种交流项目,申请各国的大学,会四五种语言,可以通婚,等等。我对此很羡慕,这非常棒。丈夫来自英国,妻子来自意大利,亲戚遍布各地,孩子们同时学两种语言,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这就是欧洲。
       以德国为例,我在那儿住过好几年。我爱开玩笑说,德国从前非常德国,广告牌上、电视里都只能看到德语。而近几十年,变化很大,出现了好多英语,不再那么“德国”,开始变得“欧洲”。大家可以坐高速火车在欧洲旅行,增进交流和彼此的认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是在文化方面。但在政治方面,没有人愿意担起推进之责。
右翼抬头更多是抗议之声
       澎湃记者:我们知道,欧盟建立之初和当前右翼势力迅猛抬头之际,社会思潮已有了很大的转变,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么?
       理查德·沃林:以往边缘的极右翼政党在竞选中获得优势,这一现象的部分意义在于,它的确传达了抗议的声音,表达出人们的不满:人们觉得自己缺少选择。
       像法国有一个具体事实是,它拥有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移民人群,大概近五百万,这势必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影响,而政客们又是那么善于利用人民的恐惧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还有比如荷兰,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提奥梵高的纪录片导演,因为拍摄了一位索马里难民出身的伊斯兰移民的片子《屈从》,而在街头惨遭杀害。荷兰是个安宁平静的小国家,原本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也一直慷慨大方,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社会机会,尊重其社会地位。这一残忍而极端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态度一夜之间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谨慎些,因为穆斯林里面也分很多类型,有北非来的,也有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
       另外当然也有经济因素,很多国家的收入较低的三分之一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出于某些理由,总感觉移民或难民会占他们的便宜,获得优待。而种族主义的歧视大多并非出于客观理性的分析,而更多是一种粗疏的印象、过度的反应,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构。如果这么想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会带来一个问题。
       以反移民的法国国民阵线为例,他们通常在总统选举中能得15%的票,不会进入第二轮选举。而主流的中右政党通常会代表国内多数、议会的多数。但后者同样需要那些选票。那么就像2007萨科齐赢了左翼的罗亚尔那次,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就会投选民所好,强调“安全”。这是他在担任内政部长时候就意识到的,“安全”议题可以用来让人们感到害怕,从而操控他们。所以右翼现在对这种手法多少也有些后悔,因为在客观上这也助长了或者说促成了当前的局势。
        澎湃记者:您介绍了政党和民众的一些情况,那么欧洲的知识分子呢?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都是欧盟建制的坚定支持者……
       理查德·沃林:对,可他是少数派,绝对的少数。
       
        受访者简介:
       
理查德·沃林:
       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院的历史与政治科学杰出教授,在欧洲思想史领域著述颇丰,以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和西方民主的反思而享有盛名。
       作为知名左派学者,他这些年的研究持续关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早年的研究从海德格尔入手,批判知识分子如何与政治同流合污,而近年他由研究右翼知识分子转向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政治非理性的诱惑。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包括《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年)、《文化批评的观念》(2001年)、《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2005年)、《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2008年)。他的最新英文著作和中国有关:《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及1960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理查德·沃林头像由澎湃记者 李媛绘制)
        
责任编辑:洪燕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欧洲向右,欧洲右转,极右翼势力,德国,理查德·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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