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百学者律师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废止收容教育

        由“黄海波案”引发的对收容教育制度的争论仍在发酵。澎湃记者了解到，2014年6月18日上午，一份由133名法学专家、律师联合签名的《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正式邮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签名提交该建议书的是包括江平、陈光中、应松年等在内的国内诸多法学专家及律师。该建议书认为收容教育制度与相关法律存在冲突，已不合时宜，制度安排也不合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予以废止。

        在此之前的6月7日，诸多学者、律师曾以“从黄海波案谈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为题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会后，他们共同签署了这一建议书。

        建议书认为，收容教育制度无论是从制度安排还是实际运作看，实质上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与我国《宪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不协调。我国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立法规定也均体现了这一精神和要求。然而，现行收容教育制度却是通过《严禁卖淫嫖娼决定》而确立，其关键性制度是通过该决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得以建立，明显与《立法法》不协调。

        建议书的签署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说，收容教育制度限制人身自由，有违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违背司法公正。

        建议书称，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在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历史上或许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显然已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并且收容教育手段的严厉性与规定的性质明显不符。”建议书称，收容教育成为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造成重大限制的手段，客观上比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的某些刑罚还要严厉、严苛，这与卖淫嫖娼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惩罚过重，不成比例。

        专家学者们还认为在现行收容教育制度下，收容教育的调查、决定、执行均仅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完成，无需经过严格的司法调查程序和控辩式的法庭审理，就可以长时间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这显然违反法治精神，与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相适应。

        “而且，目前的《严禁卖淫嫖娼决定》和《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的规定简单、粗疏，且存在漏洞。”建议书称，在实践中，由地方制定的标准各种各样，缺乏内在一致性；对收容教育的具体执行措施，也缺乏统一的规定和有效的监督；6个月至2年的处置空间，赋予了执法机关过大的裁量权，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随意执法或者选择性执法。

        负责此次建议书提交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大民律师表示：“此次京都律师事务所联合133位知名专家、律师递交建议书，是期望借此举能够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引起人们对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思考，最大限度地履行律师的社会责任，推动国家的法治建设。我们将持续关注建议书的进展并及时向媒体公布”。

附一：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6月7日，法学界、律师界40余位专家、学者、律师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关于收容教育制度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律师结合《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以下简称《收容教育办法》）的出台背景、历史沿革、适用对象、执行中相关问题等，深入探讨了收容教育的性质及存在的问题，充分论证了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理由。在此，我们郑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具体理由如下。

        一、收容教育制度与我国《宪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不协调

        收容教育是为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下简称《严禁卖淫嫖娼决定》）所提出，具体安排由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以下简称《收容教育办法》）确立。虽然《严禁卖淫嫖娼决定》强调它只是对卖淫、嫖娼者“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收容教育办法》明确称它为“行政强制教育措施”，似乎仅仅是一种教育手段和措施。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这一制度安排还是实际运作看，收容教育实质上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我国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人身自由提供充分保护的意图，从而明确把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列为法律绝对保留事项，《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立法规定也均体现了这一精神和要求。然而，现行收容教育制度却是通过《严禁卖淫嫖娼决定》而确立，其关键性制度是通过该决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得以建立，明显与《立法法》不协调。

        同时，根据2006年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仅给予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未规定收容教育。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严禁卖淫嫖娼决定》的相关内容已不应再适用。

        二、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在已不合时宜

        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在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历史上或许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显然已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彰显了中央和最高立法机关在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律权威的决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再上新台阶,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治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收容教育这项与劳动教养相类似的制度至今却仍然在执行。近期，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黄海波嫖娼被收容教育事件，将收容教育制度置于风口浪尖，再度提出了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问题。从这一事件反映出，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在，无疑与此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所应达到的目的和效果不相适应。

        三、收容教育手段的严厉性与规定的性质明显不符

        在现有的收容教育制度下，对卖淫嫖娼者可以先施以治安拘留15日，再给予6个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被收容教育意味着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轻则受到不少于6个月重则长达2年之久的限制。收容教育成为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造成重大限制的手段，客观上比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的某些刑罚还要严厉、严苛，这与卖淫嫖娼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惩罚过重，不成比例。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一严苛手段却是通过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确立的。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也明确规定对当事人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应通过公平、公正程序做出。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国认同和支持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中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在现行收容教育制度下，收容教育的调查、决定、执行均仅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完成，无需经过严格的司法调查程序和控辩式的法庭审理，就可以长时间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这显然违反法治精神，与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相适应。

        四、收容教育制度及其运用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冲击

        《严禁卖淫嫖娼决定》和《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的规定简单、粗疏，且存在漏洞。对应当收容教育的对象界定模糊，导致适用上的混乱，或者无章可循或者标准不统一，实践中，由地方制定的标准各种各样，缺乏内在一致性；对收容教育的具体执行措施，也缺乏统一的规定和有效的监督；6个月至2年的处置空间，赋予了执法机关过大的裁量权。制度安排的不周密，事实上把收容教育这一重大手段交由具体执法机关或者执法人员说了算，必然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随意执法或者选择性执法。

        综上所述，收容教育制度与相关法律存在冲突，已不合时宜，制度安排也不合理，应当予以废止。因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拿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智慧和勇气，尽快废止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为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附二：《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建议人名单（133人）：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陈光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主任

        应松年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樊崇义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贾宇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王麟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务处处长

        杨伟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新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后

        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曹树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事务所主任

        杨照东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杨大民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朱勇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吴立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田霖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天津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业务委员会秘书长

        孟凡湖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山东省律师协会刑委会副主任，济南市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

        焦鹏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桂明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

        孟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郭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韩嘉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金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瞿丽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公丕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继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振祖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钟延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蔡景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邹佳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关键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梁雅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孙巾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柳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黄永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周振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赵岐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肖永成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相愫晶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贾宝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吴欣荣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胡丽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朱娅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郑建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徐莹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柏高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鹏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智艳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春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宇文鸿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悦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冠楠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丽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聂素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海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万学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源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詹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小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蒲正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树飞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杰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宇琼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丽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长夫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殿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华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合伙人，分所主任

        高文晓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合伙人

        金洪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合伙人

        韩业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高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崔美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赵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杨姗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曲楠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蒲凡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王中乾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李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王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分所主任

        刘焕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杨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叶志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陈鲁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钱晓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吴健慧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欧阳锐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朱激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张庆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杜建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张小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侯志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深圳分所主任，深圳市区域经济促进会副会长，民革深圳市法工委副主任，深圳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先进工作者

        吴振兴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深圳分所名誉主任，我国刑法学著名学者之一，曾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余和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深圳分所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

        王春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付桂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饶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陈松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李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胡忠元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马远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张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刘华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徐为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李东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刘汪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谢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徐宝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王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黄继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张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郑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解玉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黄权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侯绍林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陈志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江宏开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汪圣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刘向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邓敏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卫建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梁大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张卓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同意联署签名专家、学者（五位）：

        高鸿钧：清华大学教授。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专栏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谢晖：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家力：一级律师，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全国优秀律师，北京首届十佳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