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旧城记忆是馈赠给未来的航标

城市的记忆之根

《回忆空间》一书中，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分析了歌德在给席勒的书信中提到的两个空间——“我居住的房子”和“我祖父的房子”。她发现，歌德关于这两处地方的描述，虽然是一种个人的记忆，但这种记忆又远远超出个体之外，“与属于这个空间、但已经不在场的那些人交织在一起”，也使得“个人的回忆融入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回忆之中”。通过空间、地点，甚而说土地，记忆得到固定和证据，体现出一种超出书面记录或其他人造物的持久性。

2008年3月，上海街头。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从这一点说，空间记忆是对于土地的情感的基石，也是“乡土意识”得以萌发的源头。它不一定只属于农业社会，在城市中也有对应。王占黑的“社区英雄”如是，钱佳楠的工人新村如是，金宇澄的里弄市井更如是。以叙事和虚构的名义，这些写作者将一段段来自城市、关于城市的记忆投送到文字的海中。未来的人们，将以此捡拾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看到自己从何而来的轨迹：让“乡土”变得崇高的，正是这种将记忆传承而使人得以在历史中定位的功能，它不仅属于乡土，而是城市记忆的一种功能。

不过，与其说落诸笔端的记忆是等待捡拾的漂流瓶，不如说它们更像一盏盏历史的航标灯。假如没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茅盾的《子夜》，假如没有人将注定“速朽”的当下转换为某种可以持存的形态，那么所有史书上无法留下姓名的人们，就只有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连一个作为象征的形象也没有；而这也将成为我们自己的宿命。

当然，这样的任务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尤其是在现下此起彼伏的“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潮流中，人们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一种是以外部的、普遍性的要求，如“现代化”或“风貌保护”，将旧城视为一个完全异质的空间，或者拆除、或者博物馆式地保存起来；另一种则是内生的、个人化的情绪，停滞在对过去的无限追缅，为它赋予过多怀旧的光晕。这都无助于为未来的人们提供恰当的坐标。

当代的城市写作，如何突破“身边1公里”的街区范围与光晕，在普遍与特殊、发展规律与个人情感之间平衡，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2021年2月，上海街头。

老城与城市集体记忆之根

强调普遍性的外部要求与追求个体性的内生情感之间的矛盾，不但是城市文学的写作者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城市发展中遭遇的文化两难。近年来，上海旧区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位于市中心的老城厢相关动迁工作将新启动12个、收尾8个以上项目，涉及2万余户。作为地块的老城厢疲态尽显，“城市建筑破旧、空间布局不合理、经济业态老化、文化资源要素丢失”，构成此轮城市更新的主要动因。

但另一方面，承载集体记忆的老城厢是上海城市的发祥地，是上海城市生活的代表性场所和有机组成。早在近代以前，老城厢就是社会网络丰富多元的文化聚集地。它既体现着江南文化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精神，又融入了近代上海移民文化的特质和现代商业精神的浸润。老城厢内曾大量存在体现传统城市零售商业、人口分布格局、文化发展脉络、原生自然环境的街巷，流传下的老地名、地界碑、民间信仰、河流桥梁，与俚语、戏曲等活态的民间文化特质相得益彰。

2019年底，上海老城厢。

老城厢是江南文化与现代城市结合在当今上海唯一留存较为完整的区域，其范围不仅在中华路、人民路以内，小南门以外、十六铺及老西门周边都受到传统县城发展的影响。当这些事物不得不移除，以及更为重要的——当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得不离开，过往记忆由谁叙说、如何传承，不仅事关个人或家庭的“代际记忆”，也与这座城市集体记忆的生灭息息相关。

越来越多的摄影师、艺术家和普通人拿起相机、画笔和手机，开始观察、描绘和讲述自己的故事。从2016-2017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51人”，到2018-2019年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的“你的地方”，再到2020-2021年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的“记忆之流”，与其说是有组织的艺术活动，激发了公众留存记忆痕迹的热情，不如说由个人到地方、由有形处所到无形记忆的“渐强演绎”，本身就是城市人重新寻求自身存在的精神“乡土”，最终通达“更为普遍的回忆”的必由之路。

在时代洪流中，动手“留下些什么”的人，既显示出对遗忘之“暴力”的拒绝姿态，更自发将个体记忆编纂成一种带有时代印记的集体记忆。

“当群众自己成为创作者、成为历史的作者时，（职业创作者）就泯然消失在他们之中。”德国传播学者恩岑斯贝格尔曾期待，掌握了新兴大众媒体技术的大众将如此实现对艺术家的扬弃。与他同时代的日本批评家多田道太郎，从完全不同的思想背景出发，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传播技术将“赋予众人以平等的参与资格”。不同于职业艺术家制作、更多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公共艺术”，这种或许应称为“公众艺术”的活动，以其集体性和开放性，构筑与原生的城市文化同等多样、多元的表达方式。纵然是个人的、家庭的记忆，当它们获得合适的形式而汇聚起来，“记忆之流”中就将浮现出那些自为不灭的属于普通人的“航标”。

2021年1月，上海一片工地上。

终将成为瓦砾……但在此之前

在写给席勒的同一封信中，歌德冷静分析了地价的增长，也无所留恋地描绘了旧宅易手之后遭受的不幸；祖父的房子早已易手并成为瓦砾，这片土地或许也将为某个企业家买下兴建产业。但歌德从中看到的并非童年的消逝，而是废墟之上的未来：“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它必将成为这座工业城市中成千上万类似情形的象征，特别是在我的眼前”。（1797年8月16日）

他没有沉迷于旧日时光与童年回忆的“爱与温存”中，但对这一地点的关心却始终留存；他也没有醉心于工业城市发展的进步，但这一特定个例因其思想的力量而转换为通往普遍性结论的路径。

这就是城市记忆的顽强生命力。即便空间中的人已不在场，甚至空间本身成为瓦砾，记忆也不会消亡。当然，要取得这种顽强的记忆，同样需要力量的凝聚，不意味着空间便可随意处置。

老城厢作为上海人文之城的重要根源，既是城市空间升级的难点，也是城市记忆传承的关键。我们仍然希望，在日趋一致的商业开发背后，在这一片“瓦砾”之上，能留存一个继续保持其公共、开放特征的空间，从整座城市的地理空间及其数百年的历史尺度来重新定位其文化意义。虽然旧有的生活形态不再（在相当程度上，单是这点本身不足为人惋惜），但人们仍然需要一个地方，来呼应《繁花》故事结尾时的那一个“此刻”：

“嗯了一声，回忆涌上心头。”

（作者朱恬骅、陈云霞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城市人类学工作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