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谢晋拍了最后一张肖像照

上海摄影师宋向阳的电影艺术家肖像摄影展现场

        上海摄影师宋向阳的电影艺术家肖像摄影系列，基本缘起于老电影人牛犇的一次建议。当宋向阳与他聊起中国老一辈电影人时，牛犇建议他把那些艺术家拍下来，“好多人都没了，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与著名剪辑师蓝为洁聊起这个话题时，蓝为洁亦十分支持。蓝为洁的丈夫汤晓丹导演顺势成为宋向阳镜头下的第一位电影艺术家，那已经是2006年前后的事了。那时，蓝为洁为丈夫带了身干净衣服，陪着宋向阳去医院为汤晓丹拍照。

        2007年，宋向阳的电影艺术家肖像系列在上海电影集团和上海电影评论协会委托下，正式启动开来。这些年，他前后为150余位两岸三地电影人拍过肖像，最后，他选了其中83张，以“容•光——宋向样电影艺术家肖像摄影展”为名在上海群众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至6月29日，年底还将转至上海电影博物馆展出。

        宋向阳眼里的这些老电影人，都是普通人。这些肖像予人的观感，也是朴素亲切，并不给人视觉上的侵略性。他习惯用分辨率极高的哈苏胶片机拍照，多用自然光，后期几乎不做修饰，构图也很少剪裁。在用彩色反转片拍完照后，他也会坚持用电分将其转成黑白照，问他为什么，他说，“黑白更有力度，有了颜色观者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黑白照更容易让他们集中在人的状态上。”

        老电影人拍得越多，宋向阳越觉得对他们生出了敬重。不少人被他列在拍摄名单和日程表里，但报纸却常常突兀地传来他们去世的消息。“容•光”展览开幕那天，牛犇特来看展，并对他说，“不管环境如何，你都要把这个拍摄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拍到人，再是拍好，最后再想办法做到艺术上的极致。

        ”什么样的肖像最打动人？“不饰雕琢，自然，有力量。” 宋向阳最后说，他现在最不爱听到的话，就是谁谁谁去世了，“受不了，拍多了感觉就像亲人。”

        这是谢晋生前最后一张肖像照。

        2008年初，我经北京电影学院的黄式宪老师介绍认识了谢晋。年中，谢晋刚好有天在上海师范大学讲课，我在他上课间隙跟他打招呼说拍照，本想给他找张凳子，他却说，“没关系，站着就行。”

        拍照时，谢老眯缝着眼低着头，若有所思，我请他把头抬高一点，在他抬头看向远方的瞬间，抓住了这张照片。没几天我把照片小样送了他一张，他把它插在了书架上。

        后来我又碰到谢老，说给他再拍张环境肖像，表现他工作的状态，他也爽快答应，只说等天气凉快点。但天气转凉时，谢老长子谢衍去世了，这时离我为谢老拍那张肖像大概隔了半个多月。而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有次当我开车经过西藏路时，无意中看到路边广告牌新闻写了“著名导演谢晋去世”几个字。我愣了，不相信，把车停下重新走到广告牌前，才最终确认。

        我赶回家把那张肖像底片取了出来，放了一张24寸大的照片送到谢家，徐大雯老师（谢晋太太）确认说这是她收到的谢晋最后的肖像。谢晋去世的消息传出来后，某张报纸隔着书架橱窗将原来那张肖像小样拍出来登在了报纸头版。后来我再次去谢家，发现这张大肖像被挂在徐老师的卧室里。

        张瑞芳

        张瑞芳我拍了三次，这次展出的是她生前最后的照片。为什么放这张？因为她很难得的灿烂地笑了。

        张瑞芳在人生最后阶段视力开始模糊，糖尿病也很严重。我去看她时，要凑很近她才能看清人影。我拍了很多照片她都没什么笑容，一脸严肃。有一次配音演员潘我源和我一同去看她，潘我源推着轮椅，将张瑞芳从三楼移到了楼下草地上坐。两人开始聊天，张瑞芳看不太见，但知道跟她聊天的是潘我源，也是在这里，我拍到了张瑞芳的笑容。

        王铁成

        王铁因扮演周恩来而蜚声影坛。我给他拍了很多照片，展出来的这张却是摆拍。那时拍到第三卷快收摊时，我看到他墙上挂了一张周恩来斜坐沙发，手搭一旁的照片，这张片子是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为周恩来所拍，非常著名。我请王铁成摆了同样的姿势，其间，他问我要不要戴眼镜，因为拿掉眼镜会更像周恩来。我说要拍的是你，不是你演的周恩来，戴眼镜的才是生活中的王铁成。他很快也就理解了。后来我将照片寄给了他，他又将它和洛迪拍的周恩来挂在了一起。

        苏民

        我一直很喜欢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也一直想找机会拍拍他们。有次我去北京打电话约苏民（人艺老艺术家，濮存昕之父），他知道我大老远从上海赶过来，犹豫了会就同意了。去了我才知道他刚出医院，觉得挺唐突，他却说无碍。

        拍照时特别有意思。苏老师老端着，他太太急了说，“苏民，你这样人家不好拍，平时你不是挺乐呵的吗，拍照干嘛要板着？”她转头又对我说，“小宋我给你当导演！”老太太开始对着苏老师做各种搞怪动作，把他逗得哈哈乐，我拍得很顺利。

        临走时，苏老师看我又是相机，又是镜头、三脚架，非要给我拿东西，我当然不同意，他说，“我非得帮你，你那么大老远来拍我我谢你还来不及呢。”我把份量最轻的反光板折起来给他，到门口他又非要送我到电梯口，我坚持不允。他就给我说了他曾经历的一件道别小事，“我年轻时去看望老师曹禺，他当时也是把我送到门口道别，我那时候还年轻啊，骑自行车到了胡同口回头一看，老先生还在送别的地方朝我鞠躬。”听完这话，我知道不让他送是不可能了。“尊师重道”四字经曹老相传，已印刻在苏老师的为人处事中。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很让我感慨。

        

        侯孝贤

        早在1980年代，我就因为《风柜来的人》知道了侯孝贤。当时别人给了我张电影票去新光影院看电影，我迟到了五分钟没看见片名，只觉得看片子很像纪录片。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电影，讲的是闽南话，但越看越吸引我，跟我以前看的电影不一样。

        我后来跑去票房问片名，但上海话说了半天都不知道字怎么写，人家看着我都烦了。从那时起，我突然对侯孝贤很感兴趣，把他后来所有的电影都看了一遍。

        他来上海参加电影节时我约了他拍照。拍时他一直坐在那，没什么表情。拍完，我请他签肖像协议，他站了起来，看都没看就签了。作为导演，他能辨别出你是不是职业摄影师。签完字他把协议递给我时，眼神很深邃地看了我一眼，一反之前的木讷僵硬。我要求他站着再补拍两张。

        拍这张照片时天色已晚，噪点有点大，但我喜欢这种颗粒感。胶片所特有的颗粒感，是数字相机的塑料感无法比拟的。后来他坐着拍的那三卷照片，我一张没用。

        吴宇森

        拍吴宇森时，是他来上海当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约他那天，因为记者太多，他不方便出来，我就去了他所住酒店的办公室。我本想拍顺光，就将窗口一排椅子挪到另一边，后来将房间灯关掉试光，才发现靠窗处有一个房子挡着，光线不佳，没被挡的地方才有光。逆光、测光其实很难拍，因为光比不好控制，我有些犹豫。他看我呆在那里，就问要不要帮忙，我说，“这是我的问题，没关系，我可以解决。”

        我又把十五六把凳子重新搬了回来，用了两张反光板拍这张逆光照。他问我大概要怎么摆弄姿势，我说坐着就行，保持平时的状态即可。他就像个菩萨样坐在那。我以前看过他的一些照片姿势，这次没让他摆。照片给他后，他挺满意。

        在我的印象里，吴宇森待人非常谦和，他的陪同曾对我说，“老伯伯人老好了。”他说吴宇森在电脑方面什么都不懂，发EMAIL都靠陪同帮忙。但跟吴宇森搭档多年的制片人张家振却说他在片场发起脾气来很厉害，跟摄影师不熟才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