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座谈一国两制白皮书：专家主张香港尝试“防卫型民主”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香港白皮书座谈会”25日在北京举行。多位与会专家对白皮书中“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等引发广泛关注的论断进行了解析。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来梵教授表示，《白皮书》所阐明的基本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其在香港社会引起的反响也应在预料之中。当今香港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应发展出一种具有防卫意识、防卫能力，但又是相对温和、相对包容的民主制度，即“防卫型民主”。

        林来梵说，“防卫型民主”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模式，指的是在推行民主政治中，同时努力保护好其他必要的核心价值，包括保护好民主本身这一核心价值的民主制度模式。战后德国就采用了类似的这种民主模式，曾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称为“防御性民主”或“战斗性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德国基本法》上所建立的整个基本制度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即使通过民主途径也不能加以废除，为此，国家针对有可能对基本法上的自由民主制度持敌对立场的个别人或组织不是采取中立的态度，而是采取积极捍卫的措施。

        林来梵说，当今香港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也应发展“防卫型民主”。它旨在民主政治中，保护《香港基本法》上所蕴含的几种极为重要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不可变更性、对中国主体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必要尊重，等等，当然也包括要保护民主本身。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齐鹏飞指出，白皮书的出台，绝非如某些人所言的，就是片面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而有意忽略甚至否定特区的“高度自治权”。

        齐鹏飞表示，白皮书对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问题论述的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和明晰化、具体化、可操作化，是以往任何一个事涉香港的法律文件和政治文件中所没有企及的，但白皮书对于以往已经说得非常充分、非常透彻的关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忽略。

        齐鹏飞指出，白皮书只是将以往说得不多、不全、不透的关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问题回归应有的重要位置，就有人觉得反常、不理解，这也是比较奇怪的。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传媒法与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陈欣新表示，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是基于国家主权而产生的国家对其所属地方的管治权，与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不属于同一层次的管治权。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也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不妨碍“高度自治权”的行使，更得不出“中央拥有管治权就意味着高度自治的终结或‘一国两制’的死亡”的结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邹平学指出，无论基于法理还是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力毋庸置疑，根本不是什么“僭建”的权力。中央拥有的全面管治权本身也包含监督权力，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力是中央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应有之义。

林来梵谈及香港需要发展“防卫型民主”的五点理由

        第一，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也极为重要，但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除了民主，还存在其他同样重要的核心价值。本身作为一个多元复杂社会的香港，更是如此。

        第二，当今香港仍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自由社会，加之曾蒙受一百多年外国的殖民统治，并由于种种原因，香港社会在精神上的去殖民化以及文化身份的重建并未彻底完成，后殖民主义意识的觉醒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一国两制”本身就内在地要求“防卫型民主”。“两制”在“一国”之内的并存构造，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难免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客观上要求彼此尊重，彼此保护好自己。

        第四，《基本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防卫型民主”的有关条款，但一些条款则体现了“防御性”（如第23条），而另外一些条款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防卫型民主”（如第44条特首任职资格中有关“在外国无居留权”的特别规定、第45条、第104条有关官员就职宣誓的规定、等等）。

        第五，选举民主所采用的主要规则是对抗性竞争，其本身也具有风险。近年来，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等国家的民主危机，应理性看待，认真反思。香港与这些国家不同，相对较为理性，也具有一定的法治传统，但仍是一个多元复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