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新书首次披露:斯诺登在香港改变世界的10天

格伦·格林沃尔德

2014-06-26 17: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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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是斯诺登的第一媒体联系人,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在书中,下文将向读者介绍作者在港10日高强度的工作,首次向外披露斯诺登在港令人窒息的时刻,包括如何与斯诺登见面,如何《卫报》发表文章的过程。
格伦•格林沃尔德新书的日本版封面。  IC 图
       
       我们于6月2日周日晚抵达香港。当时计划的是入住酒店后立刻跟斯诺登碰面。我们住的酒店位于香港繁华的九龙区,一进房间,我就打开电脑上网通过加密聊天程序联系斯诺登。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在等着我了。
       针对航班的情况寒暄了几句后,我们谈到了见面的详细安排。“你们可以来我住的酒店。”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住在酒店。我对他为什么会待在香港仍然毫不知情,但直到那时,我都认为他到香港是为避人耳目。在我想象中,如今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应该销声匿迹地躲在一间简陋廉价的小公寓里,而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待在酒店里,每天花上一大笔钱。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香港时间比纽约时间正好早12个小时(夏令时),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好晨昏颠倒,所以那天晚上我基本上一夜无眠,而且在那次旅程中几乎就没怎么睡。时差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几乎难以控制的兴奋状态,每天只是迷迷糊糊地睡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多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愿意说话。我也没像以往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还是从她那里打探出了见面的计划安排。
       我们要去斯诺登所在酒店的三楼,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楼层。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多种因素兼顾的会议室房间:既足够偏僻而没有太多他所谓的“人流量”,又不因为过于隐蔽而会让我们在那儿等他时引起他人的注意。
       劳拉告诉我,我们一到三楼,就要问一下在指定房间附近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是否有餐厅可以用餐。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信号,因为他会在附近监听,确保没人跟踪我们。进入指定的房间后,我们要在一只“巨型鳄鱼”旁的沙发上等候。我从劳拉口里得知,那只是件装饰品,并非活的鳄鱼。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见面时间:上午10点和10点20分。如果在第一个时间两分钟内斯诺登仍未出现,我们就离开那个房间去别的地方,然后在第二个时间再回来,到时他会来找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位?”我问劳拉,我俩仍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
       “他会手拿着魔方。”劳拉答道。
香港一独立团队已将斯诺登事件拍成微电影。 图为电影截图。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那种场面太怪异、太极端、太不可思议了。我心想,这就是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国电影,离奇而又刺激。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美丽华酒店的入口处。我发现这家酒店也位于摩天大楼和时尚商店鳞次栉比、高度商业化的九龙区。走进大厅,我再次感到震惊:斯诺登并不是住在普普通通的酒店,而是住在一家价格昂贵的豪华酒店,据我所知每天的房费要高达数百美元。我心想,此人准备爆国家安全局的料,行动需要高度保密,那为什么还要到香港来,并藏在这个引人注目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呢?当时思考这个难解之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见到这位知情人,到时候估计所有答案都能揭晓。
       跟香港的许多建筑物一样,美丽华酒店占地面积堪比一座小村庄。我和劳拉花了至少15分钟在这个偌大的酒店里寻找指定的见面地点。我们乘了好几部电梯,穿过了几座内部连廊,一遍又一遍地问路。感觉快到见面地点时,我们看到了一位酒店服务员,我有些不太自然地问了那个作为暗号的问题,然后听她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餐厅。
       转过一个拐角,我们看到有个房间开着门,地板上放着一只庞大的绿色塑料鳄鱼。按照斯诺登的要求,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房间中部的沙发上紧张地等待着,一言不发。那个小房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除沙发和鳄鱼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似乎没人会进来。我们在那里静静地坐了漫长的五分钟,没有人来,于是我们起身离开,到附近的另一个房间里等了15分钟。
       10点20分的时候,我们返回指定房间,坐在鳄鱼附近的沙发上继续等待。沙发面对着房间的后墙和一面大镜子。两分钟后,我听到有人走进了房间。
       我并没转身看进来的人,而是一直盯着镜子,因为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有人朝我们走来。等他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时,我才转过身来。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左手正在摆弄的魔方。爱德华•斯诺登跟我们打了声招呼,但并没有伸出手表示欢迎,因为事先说好要让这次见面看上去像是偶遇。像之前安排的那样,劳拉问他酒店的食物如何,斯诺登回答说不怎么样。事后回想起来,在这整个事件中所有让我感到吃惊的因素中,最让我感到惊诧的就是见面那一刻。
       当时斯诺登29岁,但看起来最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字母有些褪色的白色T恤,戴着一副时下流行的有些呆板的黑框眼镜。嘴边一圈稀疏的山羊胡,看起来好像最近才开始剃须似的。他的外貌轮廓分明,身体有如军人般健壮,身材瘦削,脸色苍白,当时他明显非常戒备。斯诺登看上去就像一个20出头到25岁上下、泡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书呆子。
2013年6月12日,香港,美国“棱镜”曝光者斯诺登接受英国《卫报》采访。  视频截图

       当时我感到简直有些难以捉摸。因为种种原因,先前我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斯诺登年龄还要大些,可能要五六十岁的样子。首先,由于他能接触到如此多的敏感文件,我感觉他在国家安全系统应该处于高层的位置。其次,从他的见解和策略看,他一直表现得见多识广、精明老道,让我一直觉得他是位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另外,我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要牺牲自己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可能要在囹圄中度过余生,因此我以为他已近退休之年。在我看来,能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此人肯定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感觉梦想已经破灭。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提供了有关国安局惊世骇俗的材料,这实在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的大脑飞快地运转,考虑各种可能性:这是个骗局吗?我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乘机赴港这是在浪费时间吗?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接触我们看到的那种机密文件呢?在情报和间谍活动方面经验丰富精明老道的那个知情人怎么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我心里想,或许这是知情人的儿子、助理或情人,他要带我们去见真正的知情人。各种可能性一起涌进了我的脑海,但似乎任何一种都说不过去。
       “那跟我来吧。”他说道,显然也很紧张。我和劳拉紧跟在他的身后,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招呼。我还没从惊讶和疑惑中回过神来,一路上也没说几句话,看得出劳拉也有同样的感受。斯诺登似乎十分警惕,好像在查看是否有人在监视我们或者有别的不祥的迹象,于是我们就基本上默默无语地跟在他的身后。
       我们不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只是跟着他走进电梯,到10楼并进了他的房间。斯诺登从钱包里拿出门卡把门打开。“请进,”他说,“不好意思,屋里有点乱,我大概已经有几周没出过门了。”
       房间里确实很乱。桌子上放着服务员送来后还没吃完的饭菜盘子,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斯诺登清理出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自己坐到了床上。房间很小,我们彼此的距离还不到5英尺。我们之间谈话的气氛紧张、尴尬而又呆板。他马上谈到了安全问题,问我是否带了手机。我说带了这部仅限巴西国内使用的手机。他却执意要求我取下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在迷你吧台的冰箱里,以免我们的对话遭到监听。
       就像劳拉在4月里告诉我的那样,斯诺登说美国政府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来监听谈话内容。这样我就相信确实有这种技术了,但当时却仍然认为他俩的担心有些疑神疑鬼。后来发现,我才是受到误导的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各种罪案调查中使用这种技术。2006年,对纽约犯罪团伙提出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就曾判定联邦调查局使用“漫游窃听器”属于合法行为,当时实际上就是通过远程控制把个人手机变成窃听设备。
       把我的手机安安稳稳地放进冰箱后,斯诺登又从床上拿了几个枕头放到门下。“这是为了防止走廊有耳,”他解释道,“房间里可能有录音或录像设备,不过好在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快就会见诸报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对斯诺登的身份、就职单位或作为仍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拿不准我们可能面临什么威胁,不知道是监控还是别的形式,但却一直感觉不那么稳妥。
       也许是为缓解紧张的情绪,劳拉连坐都没坐,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打开包拿出相机和三脚架,然后走过来在我和斯诺登的身上别上了麦克风。
       先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她在香港给我们录像的计划,毕竟她的身份是纪录片制片人,而且在拍摄关于国安局的影片。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她拍摄项目的重要内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了录像环节。从心理上讲,秘密接触一位被美国政府认为犯了重罪的知情人并同时为他录像,确实不那么容易接受。
       没过几分钟,劳拉就准备好了。“现在我要开始摄像了。”她宣布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一想到她在做摄像记录,我们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本来我和斯诺登的交流就很不自然,录影开始时,我俩立刻变得更加拘谨、更加生分,姿势僵硬,语速也慢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作过许多场有关监视改变人们行为举止的演讲,多次强调过,研究表明人在得知自己被旁人观察时会变得更内敛、讲话内容更放不开。如今我亲眼看到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考虑到过多客套也没有用处,我就索性直奔主题。“我有许多问题要问您,如果你觉着可以的话,
       我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提问。”我开始说道。
       斯诺登说:“好的。”显然他也跟我一样谈起正事就放松了下来。
       那时我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由于我知道国安局随时很有可能找上门来并将他逮捕,我想尽可能地了解他的详细情况,比如他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惊人的选择,他通过什么手段以及为什么要获取那些文件,还有他为何待在香港。其次,我决心要搞清楚他是否可靠、是否坦诚,搞清楚他是否在隐藏关于自己身份和作为方面的重要信息。
       虽然从事政治新闻报道已近八年,但与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关系更密切的却是先前的律师工作经验,因为律师的工作就包括向证人取证。在取证过程中,律师要跟证人交流数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交流几天。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面并如实回答律师提出的问题。讯问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揭穿谎言,发现他们叙述过程中矛盾的地方,识破他们编造的伪证,从而获取真相。让我对律师这份职业心存好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原因中,取证是其中之一。我掌握了各种方法来攻破证人的心理防线,而使用这些方法时总是需要毫不留情地连珠炮般提问。同样的问题往往会在不同的语境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被问及,为的就是检验他们叙述的真实性。
       跟斯诺登在网上交流时,我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地位,对他毕恭毕敬,那天我却一反常态,采取了当律师时用的种种积极策略。甚至连吃零食、去洗手间这种事情都没做,我一连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来质询他。一开始我问的是他的童年、上学的经历、在政府部门任职前的工作。我要求他把凡是能想起来的细节统统告诉我。我了解到,斯诺登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在马里兰州长大,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家庭,父母都是联邦政府雇员(父亲在海岸警卫队工作了30年)。中学期间他对学习兴趣索然,根本就没完成学业,与上课相比,他对互联网更感兴趣。
       几乎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当面见识了在线交流时总结出的关于他的情况:斯诺登非常聪明、极其理性,思考问题有条不紊。他回答我的问题简明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几乎每个问题的答案都高度切题,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情绪不稳定或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往往东拉西扯,斯诺登与此截然不同。他的沉稳和专注让我信心大增。
       虽然我们在线交流时很容易形成印象,但可靠的判断仍然需要见到本人才能做出。尽管最初时满腹疑虑,对要接触的人一团茫然,我很快就对情况产生了更好的感觉。尽管如此,我却仍然非常担心,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将要做的一切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斯诺登的身份是否可靠。
       在他的工作经历和精神历程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跟许多美国人一样,“9•11”恐怖袭击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变得更加“爱国”了。2004年,20岁的他为了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报名参军,因为当时他认为这是将伊拉克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光荣事业。然而仅仅接受了几周的基本训练后,他就发现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杀戮那些阿拉伯人,而不是去解放他们。后来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摔断了双腿结果被迫退伍,此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真实目的也已经失望透顶。
       但是斯诺登依然相信美国政府本质善良,于是决定像他的家人一样为联邦政府机构效力。虽然没有中学文凭,可他年纪轻轻时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些机会,比如18岁前他曾从事每小时薪资30美元的技术工作,2002年以后一直担任微软公司认证的系统工程师。但在他看来,联邦政府的工作不但崇高,而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也很有潜力,于是他开始在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当保安,那栋大楼是由国家安全局秘密掌控并使用的。至于目的,他说是为了得到一份从事绝密工作的权限,以便将来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
       尽管斯诺登只是个辍学生,但却很有技术方面的天赋,而且年纪轻轻就表现出来这种天赋。虽然他年纪尚轻,没受过正规教育,但这个特点以及他显而易见的聪明大脑却使得他在职场能够迅速发展,很快便在2005年从一介保安升职为中情局的技术专家。
       他解释说整个情报圈都急需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圈子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盘根错节,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员来维持运作。因此国家安全机构只好从非传统的人才库中招募员工。具备高超的计算机技能的人往往年纪不大,有时候还宅在家中,而且在主流教育体系中不怎么出色。他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文化要比正规的科班教育更让人动心。斯诺登成了他所在机构IT团队的重要成员,他显然比多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同事知识更渊博、水平更高。他感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环境,他的一技之长也可得到回报,而学历方面的缺憾也可被忽略。
       2006年,他从为中情局短期打工变成了全职员工,从而增加了工作机会。2007年在海外工作期间,他了解到中情局要招募一名精通计算机系统的员工。因为上司给他写的推荐信多有褒奖之词,他应聘成功,最后被安排到瑞士为中情局工作。他在日内瓦待了3年,一直到2010年,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人员。
       据斯诺登描述,他在日内瓦的工作远远不仅是“系统管理员”那么简单,他被看作驻瑞士人员中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高级专家,被派往各地出差解决无人能解决的一些问题。2008年在罗马尼亚举行北约峰会期间,他被中情局特别安排去为总统服务。尽管取得了这般的成功,可正是在中情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斯诺登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忧虑。
       “维护电脑系统所具有的权限,使得我接触到很多秘密情报。”他告诉我,“其中有许多事情非常糟糕。我开始明白,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真实行径与我先前接受的教育中所说的存在多么大的差别。”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情局特工曾想要招纳一名瑞士银行家,以从他那里获取机密信息。他们想了解与美国有利益关系的人们的财务交易情况。斯诺登说一位秘密特工主动与这位银行家交好,在一天晚上把他灌醉,并且怂恿他开车回家。当这位银行家被警察拦下并因酒驾而拘捕时,这位中情局的探员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但条件是他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以失败告终。他告诉我:“就因为他们没能奏效的方案,那个人的生活被彻底搞垮了,而他们却一走了之。”斯诺登说除了这场阴谋本身让人不齿之外,那些探员吹嘘他们的做事手段时脸上的骄傲之情也让他感到愤懑。
       他曾经多次提醒上司留意计算机安全和系统方面他感觉越过道德底线的一些问题,结果几乎每次都遭到回绝,这让他愈发感觉心灰意冷。
       “他们会说这不关你的事,或者嫌你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基本上就是让你不要瞎操心。”他说。斯诺登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这一点让他的上司很是不快。“就在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推卸责任有多么容易,权力越大越缺乏监管,越没有责任。”
       2009年年底,灰心丧气的斯诺登决意离开中情局。就是在这个阶段,在日内瓦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考虑要去揭发爆料。
       “当时你为什么没这样做呢?”我问道。
       这是因为当时他想的是——或者至少希望——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会进行改革,不再出现他见过的那种滥用权力的极端情况。奥巴马就职时曾经宣誓说,要改变因为针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而引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滥用情况。斯诺登以为至少情报界和军方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会好转。
       “但后来我发现,毫无疑问,奥巴马不仅仅是在继续这样行事,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等领导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力体现在首先采取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他也担心把中情局的秘密公开会造成的伤害。“如果泄露中情局的秘密,你就可能伤害别人,”他指的是秘密特工和知情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只会打击滥用权力的体制,因此我更愿意这样做。”
       于是斯诺登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这次是为戴尔公司效力,因为戴尔公司跟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2010年,他被派驻日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可以了解到监控方面的机密。
       “那时候看到的一切开始真正让我心烦意乱,”他说,“我实时看过无人驾驶飞机对可能要杀害的目标进行监控。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见过国安局在人们打字输入时追踪他们的网络行为。我渐渐明白了美国的监控能力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侵犯性。我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影响的真正范围,而其他人几乎都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他需要而且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国安局的驻日机构待得越久,越深刻地感到绝不能缄口不言。实际上,我感觉助纣为虐遮掩此事不被公众知晓才是大错特错。”
       斯诺登的身份暴露出来之后,许多记者试图把他描述成头脑单纯的小程序员,说他稀里糊涂接触到机密信息,但事实远非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在中情局和国安局期间,经过一次次的训练,他逐渐变成了高级网络特工,以黑客手段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在日本期间,训练进一步强化。他掌握了最复杂的技术,能防范其他情报机构获取他们的电子数据,正式成为通过认证的高级网络特工,能不留痕迹地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以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到最后,他被国防情报局的联合反情报学院选中,在他们的反情报课上授课。
       他坚持让我们行动时遵循的安全手段都是他在中情局,尤其是国安局期间学到的,有些甚至是他帮助设计的。
       2013年7月,《纽约时报》证实了斯诺登告诉我的内容,报道指出:“在为国安局的承包商效力时,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掌握了黑客技术,成为国安局求之不得的网络安全专家。”《纽约时报》指出,他在那里接受的训练“对他更加熟悉网络安全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还说,斯诺登手里的资料表明他“在电子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中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帮助国家安全局窥探别国的电脑系统以窃取信息或做好进攻的准备”。
       尽管我在质询时尽量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提问,但却经常会因为一时心急就打乱了顺序。我特别想搞清楚的是,到底是什么驱使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并冒着锒铛入狱的危险,把多年来被灌输到脑海中的保密与忠诚要求抛诸脑后。
       同样的问题我用不同的方式问了很多次,斯诺登也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让我感觉要么太肤浅、太抽象,要么就是太缺乏激情和信念。谈论国安局的系统和技术时他很轻松,但谈到自己时显然就要拘谨些,尤其是听到我说他做出如此了不起的勇敢之举、需要从心理层面找找原因的时候。他的回答不像发自肺腑,有些空洞,因此我感觉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说世人有权知晓自己的隐私是否受到侵犯;说从道义上讲,他有责任对恶行表明立场;说从良心上讲,自己珍视的价值观暗地里受到威胁时,他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我相信他的确很重视那些政治方面的价值观念,但我想知道是什么个人方面的原因驱使他牺牲生命和自由来捍卫那些价值观。我感觉自己并没得到真正的答案。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浸淫在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方面的文化中,因而并不愿意过于深刻地剖析内心世界。但是无论怎样,我必须弄明白。
       其他因素且不说,我必须确定他做出这种选择时真正理性地考虑过后果:只有确信他是自觉自愿地这样做,彻底搞清他的目的,我才愿意帮他冒如此大的风险。
       到最后,斯诺登给了我一个真实而又让人为之振作的答案。他告诉我:“我认为,要真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该看其说自己信仰什么,而要看其如何捍卫那些信仰。如果言行不一,那么那些信仰就是一纸空谈。”
       那他是如何想出这种衡量自身价值的方法的?他凭什么相信如果愿意为了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就是有道义的行为?
       “一言难尽。”斯诺登答道。他成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希腊神话,而且深受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一人的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书的影响。他指出,那本书“从我们都知晓的故事中找到了共有的主线”。那本书给他的主要教益在于,“我们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变化为生命增添了意义”。人的价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我不想做一个不敢捍卫自己原则的人。”
       在他的精神历程中他反复遭遇这种主题,这种关于身份和价值评判的道德构建,当然,他略显尴尬地解释说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响。他告诉我,沉迷电子游戏得出的体会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一个人也可以面对不公平。“游戏的主角往往是普通人,当独自面对强权带来的极度不公时,要么因为恐惧而选择逃走,要么选择为信念而战。历史同样证明,即使是似乎极为普通的人,只要坚决捍卫正义,就可以战胜最为强悍的对手。”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电子游戏对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作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经逐渐意识到,对斯诺登这一代人来说,在树立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帮助大家理解自身价值方面,电子游戏的作用毫不亚于文学、电视和电影。它们也能呈现复杂的道德困境并引发玩家的思考,尤其是对那些开始质疑自己所受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早些时候从工作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思考是“我们个人发展的模版和诱因”,而且成年之后尤其认真反思道德义务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他解释说:“人被动服从的原因是对后果的恐惧。一旦抛开金钱、事业与安全这些身外之物,你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
       对他的世界观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互联网史无前例的价值。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对他来说,互联网并非用来完成各种任务的简单工具,而是他的心智和个性成长的世界,互联网本身赋予了他自由、探索的机会以及精神成长和领悟的潜在空间。
       在斯诺登看来,互联网独一无二的价值无法衡量,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卫。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跟远方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聊天。没有互联网,他绝对接触不到那些人。“大致说来,互联网让我体验了真正的自由,发掘了我全部的潜能。”谈到互联网时,他显然非常愉快,甚至充满激情,他又补充说,“对许多孩童来说,互联网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他们可以探索自我,发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匿名才行——即使犯了错误也无人知晓。我很担心,恐怕我这一代人是能享受这种自由的最后一代人。”
       这种观点对他的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想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把互联网的独特价值都消灭掉的世界里。”斯诺登告诉我。他说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别人来决定是否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而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斯诺登反复强调,说他的目的不是摧毁国安局使其无法继续实施监控。他告诉我,“这不是我能做的事。”相反,他想提醒美国及全世界人民他们的隐私正在受到侵犯,要让他们知道真相。他坚持说,“我不想破坏现有的体制,只是让民众来决定这些行为是否可以继续。”
       斯诺登这样的告密者往往遭到妖魔化的攻击,称他们生性孤僻或一事无成,做事并非出于良心,而是因为生活失败后精神错乱、态度沮丧。但斯诺登却截然不同,他生活中有许多让人艳羡的方面。做出披露那些文件的决定意味着他要跟深爱多年的女友分手,离开支持自己的家人,放弃在夏威夷天堂般的生活、稳定的职业以及丰厚的收入,放弃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生。
       2011年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斯诺登回到了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的另一家机构,依旧为戴尔公司工作。加上奖金,那年他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工作主要是跟微软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为中情局和其他部门打造安全的电脑系统来储存文件和数据。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斯诺登说:“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那个岗位上,我亲眼看到政府尤其是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作窃取民众的通信记录。”
       在那天5个小时的询问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在香港与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斯诺登几乎一直表现得冷静、客观而又镇定。但在提到让他义无反顾站出来告密的原因时,他变得有些情绪化甚至略微有些恼火,说道:“我知道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消灭隐私。目的就是任何人只要在网上交流,国安局都能收集、储存并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斯诺登才下定决心要将其检举揭发。2012年,他被戴尔公司从马里兰州调任至夏威夷。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下载过一些他认为应该曝光于世的文件,还有另一些文件,但并不是为了公开,而是旨在帮助记者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3年初,斯诺登发现还需要一批文件,但是在戴尔公司工作的他却接触不到,要拿到这些文件他必须获得另一份工作,被任命为基础架构分析师,然后才能有机会接触到国安局的监控原始数据库。
       心里想着这个目标,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机构的一个岗位。该公司是全国最庞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员工中很多前政府官员。为此他放弃了高薪职位,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收集关于国安局秘密监控美国内部全部电信基础架构的信息。
       2013年5月中旬,他跟公司说去年得了癫痫病并以治病为由请了几周的假。他整理好行李,包括4个不同用途的新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告诉女友要去哪儿,实际上平时出差他也不会告诉她自己的目的地。他是想不让女友知悉内情,这样一旦日后他的身份曝光,她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
       他于5月20日从夏威夷来到香港,用真实姓名入住了美丽华酒店,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斯诺登住酒店并没有隐瞒身份,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账,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活动情况迟早会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几乎所有人审查。他希望如此可以防止有人说他是外国间谍,因为如果在此阶段他躲藏起来难免就会出现这种猜测。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活动情况都能解释清楚,其中不牵扯什么阴谋,而且他是独自行动。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看来,他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不是玩失踪的潜伏者。他告诉我:“我并不想隐匿自己的身份,因此没必要躲起来,让阴谋论者或妖魔化我的人有借口。”
       然后我又问了那个第一次网上交流之后就想问的问题:做好爆料准备后,为什么他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一如既往,斯诺登的回答表明他的决定是仔细分析后做出的。
       他说自己优先考虑的是保证跟我和劳拉沟通那些文件的问题时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了解到他的爆料计划就会设法阻止他,比如逮捕或更严重的手段。照他推断,香港虽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却是中国领土,跟他心目中的其他藏身之地相比,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这样的拉美国家,美国间谍要对付他可能会更困难些。另外,跟冰岛这样的欧洲国家相比,香港有能力也更加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把他引渡出去。
       虽然向公众爆料是斯诺登选择目的地时的首要考虑,但这却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他还希望能够到一个民众珍视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价值观的地方。他本来还可以到另外一些地方,那些地方可能会提供防范美国方面动作的更安全的保护,比如中国大陆。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政治方面更加自由,比如冰岛或另外一些欧洲小国。但在他看来,香港最好地融合了人身安全和政治力量方面的考量。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也有一些弊端,斯诺登也很清楚这一点,比如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让批评者更容易把他妖魔化。但是当时没有最完美的选择。他经常说:“我的所有选项都很糟糕。”不过香港确实为他提供了安全保障,也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在其他地方或许就要困难得多。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后,我又有了一个目标:确保斯诺登清楚,他作为整个事件爆料人的身份曝光后,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奥巴马政府在政治领域发起了针对告密者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竞选总统时,他曾发誓要建立“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尤其是保护告密者,称赞他们“勇敢”而“高尚”,而如今他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奥巴马政府依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对7名泄密者提起诉讼,超过了往届政府处理类似案件的总和,事实上是以往总数的2倍还要多。《反间谍法》是“一战”期间通过的法案,其中赋予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权力将反对战争的异议人士当作犯罪分子起诉,而且对此的处罚相当严厉,违法者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毫无疑问,斯诺登会受到这部法律的严厉制裁,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会以足以判他终身监禁的罪名起诉他,而且他可能会作为卖国贼受到广泛的谴责。
       “你觉得身份暴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问道。
       斯诺登的回答很迅速,显然他早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我违反了《反间谍法》,说我犯了重罪,帮助美国的敌人,危害了国家安全。我敢肯定他们揪住我过往的一切,可能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尽可能地把我妖魔化。”
       他说他并不想坐牢:“我想尽量争取不坐牢。但如果结局注定如此,因为我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很大,刚才我也想过,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对我,我也愿意承受。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公众对这一切袖手旁观。”
       无论是初次见面的第一天还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斯诺登的决心和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冷静思考都让我深感讶异和感动。我从未见他表现出任何遗憾、恐惧和不安。他坚定地表示心意已决,称自己十分清楚可能出现的后果,并已做好了准备来承担这些后果。
       斯诺登似乎从这个决定中获得了一种力量。说到美国政府可能对他采取的行动时,他表现得无比镇静。想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将身陷囹圄,这种恐惧可以将任何人吓瘫,可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在面对这一切时的表现令人备受鼓舞。他的勇气感染了我和劳拉,我们彼此发誓并且也跟斯诺登一再承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个决定和每次行动都会尊重他的选择。我有责任按照斯诺登的初衷来报道整个事件,要坚守心中正义的信念,不被那些急于遮掩他们的行动的邪恶官员无耻的威胁所吓倒。
       5个小时的询问过后,我确信斯诺登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来做这件事的。跟他分手前,他再次强调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问题:他坚持让我们表明提供文件的知情人是他,而且要在我们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做。“无论是谁,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有义务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他说。他也不想加剧因为躲藏而让美国政府营造出的恐惧氛围。
       此外,斯诺登非常肯定,一旦我们的报道文章开始刊出,国安局和中情局就会迅速查明泄密的根源。他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遮掩自己的踪迹,因为他不想让同事遭到调查或背黑锅。他坚持说借助自己掌握的技术,以及由于国安局的系统出人意料的松懈,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尽管他已经下载了如此众多的绝密文件。然而,他却故意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发现,这也意味着没有必要继续隐匿身份。
       虽然,我不想通过公布他的身份帮助政府知悉他的情况,但斯诺登却说服了我,说他的身份暴露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决心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而不是听任政府描述他的情况。
       对于身份的曝光,斯诺登唯一担心的是会因此分散民众对问题本质的注意力,他表示“我知道媒体会把各种事件贴上人的标签,而政府会希望围绕着我开展报道,并攻击提供信息的人。”他计划一开始将自己曝光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让民众继续关注国安局及其监控行为。“公开身份并作些说明后,”他说,“我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我不想成为关注的核心。”
       我决定不在第一篇报道中曝光斯诺登的身份,而是再等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曝光整个事件的开头部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要尽快开始爆料,一天爆一篇猛料,在还未揭露知情人身份的时候就将整个事件报道完毕。会面结束时,我们仨达成了一致,并制订了一个计划。
       待在香港的剩余时间里,我每天都跟斯诺登见面详谈。尽管服用过帮助睡眠的药物,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也从没超过2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利用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撰写稿件。等文章开始发表后,我再接受采访讨论这些文章的内容。
       斯诺登让我和劳拉来决定曝光哪些材料,以及按照何种顺序、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民众眼前。但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斯诺登就像此前和此后许多次所做的那样,强调我们迫切需要仔细审查所有的材料。“我挑选这些文件是基于公众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但是得靠你们从记者的角度来判断哪些可以发表出来让大众知晓,同时又不会伤及无辜。”不为别的原因,斯诺登知道真正引发公众讨论的前提是不会授美国政府以话柄: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害到部分人的生命安全。
       他还强调说关键是要通过媒体发表这些文件,也就是跟媒体合作,撰写提供材料背景的文章,而不是大批量地将其发表出来。他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允许公众更加条理、更加理性地了解爆料的内容。“如果我想大规模地把这些文件在网上发表,那么我自己做就好了,”他说道,“我希望你保证依次发表这些文章,以便民众能够明白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同意按照这个模式开展报道。
       斯诺登向我解释了多次,称他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想让我也参与其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会积极地报道此事,而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威胁的影响。他频频提到《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主流媒体都曾经按照政府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不过,尽管他想要积极的报道,他也仍需要一些做事严谨的记者花时间全面彻底地检查所有文件,以确保报道时提及的各种细节都无懈可击。他告诉我:“我给你的文件中有些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帮你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以便你可以采用恰当的方式报道。”
       在香港待了一整天后,我离开斯诺登的旅馆房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熬夜写了4篇文稿,希望《卫报》可以立即刊登。比较急迫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斯诺登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一步发表言论前能和我们一起检查尽可能多的材料。
       情况紧急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上,劳拉第一次告诉我她与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和一些记者谈过斯诺登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巴顿•格尔曼,此人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现在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劳拉没能说服几个人跟她一起去香港,但格尔曼一直都对监控行为感兴趣,因而对这件事自然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由于劳拉的建议,斯诺登允诺给了格尔曼“一些文件”,想要跟他以及《华盛顿邮报》合作披露一些具体情况。
       我对格尔曼抱有敬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让我不齿。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人地一边倒”,支持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秘密行动以及监控行为最狂热、最愚蠢的支持者之一。
       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家新闻的材料,尽管他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上交那份材料并不是知情人斯诺登的最初选择,而是在劳拉建议之下的行动,可他们却无动于衷。事实上,我与斯诺登的第一次密谈正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畏首畏尾的做法感到愤慨。
       这些年来,我对维基解密曾偶有微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会时不时地把一些重大爆料交给体制内的媒体组织,让他们尽力保护政府,从而提升自身在新闻界的地位和重要性。对于绝密文件的独家爆料可以提升出版物在业界的地位,让写出新闻的记者更有知名度。将斯诺登这样的独家新闻提供给独立撰稿人和媒体机构就更有道理了,因为这样做可以放大他们的声音,提升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遵循制约体制内媒体如何报道政府机密的那些保护性潜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因此编辑首先要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何种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然后再告诉编辑们由于披露这些信息国家安全方面会遭受的各种损失,接着双方需要花时间商量并确定能够见诸报端的内容和不宜公开的内容。最好的情况也是长时间的拖延。通常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都会被过滤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5年在报道中情局海外“黑狱”的情况时,《华盛顿邮报》隐瞒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非法海外监狱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吉姆•瑞森(Jim Risen)和艾瑞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在2004年中旬打算报道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将该报发行人亚瑟•苏茨伯格(Arthur Sulzberger)以及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叫到总统办公室,令人匪夷所思地告诉他们,如果把国安局未经授权对美国公民实施监视的消息发布出去,就等于助纣为虐地帮助恐怖分子。《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将这则新闻一直拖后15个月,到2005年年底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之后才发表(从而帮助他获得了连任),掩盖了他未获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就在瑞森个人有关揭秘事件的书即将出版的时候,《纽约时报》才将国安局的监听行为公之于众。
       另外,还有体制内媒体讨论政府不当行为的基调问题。美国的传媒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方式,不管看起来多么无聊,都要在报道中插入政府的声明以表示尊重。他们采取《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艾瑞克•万彭(Erik Wemple)讥讽为“中庸之道”的报道方式: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是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真实的情况”,从而使得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支离破碎、毫无头绪的一团乱麻。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的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唐得离谱或者充满欺骗也在所不惜。
       正是因为这种由担忧驱动的、奴颜婢膝的媒体风格导致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众多媒体在报道布什政府的审讯策略时回避使用“折磨”这个词,尽管他们在描述世界上其他政府的同样行为时往往随意使用这个词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媒体都在粉饰美国政府官员关于萨达姆和伊拉克的种种说法,向美国民众推销战争,尽管原因在于美国媒体放大的虚假理由,而不是他们调查的结果。
       另一条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在于媒体只能发表少量此类绝密文件,然后就此打住。他们可以报道一篇类似斯诺登提供的这类文件以降低其影响力,发表几篇报道,然后陶醉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就一走了之,保证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改变。斯诺登、劳拉和我一致认为,关于国安局文件的真正报道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发表文章,不能停止,直到所有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都被全面谈及,而不管它们会引起多少人的愤怒,招来多少威胁。
       斯诺登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就反复提到《纽约时报》对国安局监听事件的隐瞒,明确表示他不信任体制内的媒体来报道他的事。他认为《纽约时报》对那份信息的隐瞒不报道或许改变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局。他告诉我:“隐藏那件事改变了历史。”
       他决心通过公布他所掌握的机密文件将国安局的监视行为彻底曝光,引发民众对于监视行为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对记者表示赞赏之后就戛然而止。这需要对整个事件进行积极勇敢的报道,嘲讽政府苍白无力的解释,对斯诺登的高尚行为给予坚定支持,以及对国安局进行直截了当的谴责。而这一切恰好是牵扯到政府话题时《华盛顿邮报》所畏手畏尾的。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尽一切可能淡化整个事件的影响。可是他们却收到一摞斯诺登收集的秘密文件,这似乎跟我想象中我们的努力方向截然相反。
       像以往一样,劳拉做出的决定自有她的道理。首先,她认为将华盛顿的官方机构牵扯进此次揭秘事件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这样就更不容易受到攻击甚至被判有罪。如果由华盛顿官方机构青睐的报纸来报道此事,那么政府就无法轻易地将涉案人员妖魔化。
       更重要的是,正如劳拉非常公允地指出的,由于我不会使用加密技术,无论是她还是斯诺登很久都无法跟我联系,因此她一开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是劳拉掌握着从斯诺登那里获得的数千份机密文件。她感到需要找一个信得过能保守住秘密的人,并且跟一个能给她提供保护的机构合作。另外,她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香港,由于一开始没能联系到我,而她需要一个协助她报道“棱镜”计划的人,于是她便找了格尔曼。
       我虽然理解,但却从没认同她把《华盛顿邮报》牵扯进来的理由。对我来说,将华盛顿官方与整个事件联系起来恰恰是我极力想要避免的规避风险而遵守潜规则的做法。我们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无两样,在我看来,把机密文件交给他们以寻求保护,无异于去巩固我们希望颠覆的那些现实情况。尽管格尔曼后来在报道这次的材料时做得也很出色,但在我们最初交谈时,斯诺登却也为《华盛顿邮报》参与进来而感到遗憾,尽管最终他还是决定接受劳拉的建议,把格尔曼加入了进来。
       斯诺登很不情愿,因为他感觉《华盛顿邮报》不但做事拖拖拉拉、行事不密而牵涉众多,而且从他们一次次地召集律师,而后又一遍遍地发出各种警告、提出各种要求可以看出他们很没胆量。尤其让他感到愤怒的是,由于《华盛顿邮报》律师和主编的安排,格尔曼最终拒绝到香港来与他会面一起讨论这些机密文件。
       至少从斯诺登和劳拉的说法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告诉格尔曼他不应该到香港去,也同样劝告劳拉不要去,为此还拒绝发给她差旅费。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华盛顿邮报》草率地将消息透露给中国,从而可能导致该报和格尔曼本人都触犯了《反间谍法》。
       一向淡定从容的斯诺登有些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将一切置于危险之中,只为了将整个监控事件和盘托出。他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各种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派出一名记者到香港来与他见上一面。“我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打算将这个猛料交给他们,”他说,“可他们却连登上一架飞机都不愿意。”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谴责的“敌对媒体军团”的做法。
       但是事已至此,斯诺登和我都无能为力,无法挽回。不过在中国香港我与斯诺登见面的第二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让《华盛顿邮报》不辨是非、盲目支持政府的论调以及它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做法来影响世人对国安局和斯诺登的认识。我很清楚,无论是谁首先报道此事,此人都将起到主导作用,并会影响到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我要和《卫报》一起承担起这个任务。要让这次的报道产生应有的效果,那么新闻界旨在降低爆料影响、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就必须打破,不能继续遵守。《华盛顿邮报》畏手畏脚,而我却要大胆行动。
       因此我回到房间后就写完了那4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发出的一道密令,强制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威瑞森公司向国安局提交所有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第二篇文章根据国安局监察长在2009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报告的内容,讲述了布什政府的无授权非法监听项目。第三篇详细介绍了我在飞机上就读到的“无界线人”这种新型的监控工具。最后一篇描述了我在巴西的家中首次了解到的“棱镜”计划,正是这一篇敦促我尽快将稿子赶出来,因为“棱镜”计划就是《华盛顿邮报》打算爆料的内容。
       为了加快进度,我需要《卫报》即刻刊登这几篇文稿。随着香港夜晚的临近——也就是纽约的凌晨时分,我心急如焚一直等到位于纽约的《卫报》的主编们都起床,每五分钟就查看简宁•吉布森是否登录谷歌环聊,我们平时都用这个软件聊天。一看到她登录上线,我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必须谈谈。”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通过电话或者谷歌环聊交流都不可能,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很不安全。而我们又不会使用OTR即时加密聊天,于是简宁建议我们试试Cryptocat这种专门设计来防止监视的加密软件,这也成为我在香港期间我们之间的主要通信方式。
       我告诉了她和斯诺登会面的情况,说我确信他的身份以及他所提供材料都是真实的。我说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简宁对有关威瑞森公司的那篇特别感兴趣。
       “太好了,”我说,“稿子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还要做些小的修改,那就马上改完它。”我跟简宁强调必须尽快将其发表。“我们现在就把它捅出来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卫报》的主编们接触过报纸聘请的律师,听到了他们提出的警告。简宁跟我重复了律师们对她说的话:哪怕是在报纸上刊登保密信息(包括疑似保密信息)都会违反《反间谍法》,被美国政府界定为犯罪。发表跟信号情报有关的文件尤其危险。过去只要媒体遵守潜规则,提前将稿件让官方审查并商讨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害,政府便不会追究责任。《卫报》的律师们解释说,这样做就可能向政府表明自己刊登机密文件并无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从而免除被控诉时需要具有的犯罪意图。
       国安局的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泄密事件,更不用说涉及如此重要敏感的内容了。律师们考虑,鉴于奥巴马政府处理类似案件的历史,这样做不仅可能会给斯诺登,也会对《卫报》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就在我前往香港的几周前,司法部曾获得法庭指令,可以阅览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来寻找他们新闻线索的知情人。
       几乎紧接着,一则更惊人的新报道指出,司法部曾向法庭宣誓提交文书,控告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华盛顿分部的主任詹姆斯•罗森(James Rosen)在某个线人所谓的罪行中是“同谋”,理由是罗森曾与该线人携手获得资料,还“协助教唆”该线人将机密材料披露出来。
       
责任编辑:李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斯诺登,卫报,NSA,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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