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秘境村庄陷死亡怪圈,5年近30人自杀身亡

澎湃见习记者 赵孟 发自云南贡山

2014-06-27 15:3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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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祥死后,妻子终日恍惚,抱着儿子流泪。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陈英死后,刚满一岁的儿子由年过八旬的奶奶抚养。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李忠祥自杀后,尸体未找到,巫师只能摆上简单的遗物作为祭祀用。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6月13日,34岁的独龙族男子李忠祥借助一根溜索,徒手爬到江心的位置后,突然放开双手,成为一个月内村里的第三名自杀者。
       今年以来,死亡像病毒一样在独龙江最北端的迪政当村蔓延,先后有5个青壮年死于非命,其中3人自杀。
       独龙江位于云南西北角中缅边境,是少数民族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进出独龙江只有一条公路,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公路被大雪封堵,4000多人的独龙族近半年与世隔绝绝。独龙江有“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称,这里也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包括自杀在内的各种非正常死亡,在独龙江频繁发生。如果把时间维度拓宽到2009年,在迪政当这个600人左右的村落,至今有近30人自杀身亡,这个比例是中国年平均自杀率的近40倍。
       没有人能破译这些频发死亡现象背后的密码。但凶险的自然环境、封闭的社会观念、泛滥的酗酒习俗,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在外力介入下不断崩溃瓦解,却是所有死者遭遇的共同现实。
       尤其在2009年大规模新农村建设启动之后,自杀数据更有上升之势。在巨额资金大力推进的扶贫改造项目之下,这群世代生长于斯的独龙人的心理危机,却鲜有被关注的机会。
没有征兆的死亡
       死亡以悄无声息的方式蔓延着。
       李忠祥自杀当日有7人在场,但几乎没有人觉察到他有异样。
       几天前李忠祥和邻居们就约好,要去整修村子南边3公里外的一处溜索——这是一种云南怒江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渡江工具——将一根钢绳固定江两岸,人们借助一个类似于滑轮的溜梆,从钢绳上一跃而过。
       迪政当的村民多数居住在独龙江西边,江东则是他们的牧场,散养的牛羊游荡在茫茫原始森林中,需要人们不定期涉江照看。虽然十年前村北边就架起了一座铁索桥,但村民们要到下游的丛林去,最便捷的途径仍是借助常见的溜索。
       捆绑在大树根上的钢绳已经摇摇欲坠,不得不定期维护。早上9点多,李忠祥和陈华等4人到了江西的整修点,另有3人到了对岸的江东。他们的工作是,两边合力,将松动的钢绳固定结实。
       妻子南松(音)并不知道丈夫去整修溜索。那天早上她先于李忠祥出门,帮邻居修院坝去了。丈夫在村里是个公认的勤快人,但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村民们还给他取了“滚得蹦”的外号,意为傻子。
       事后,南松无法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她和丈夫很少吵架,但也极少交流。唯一让她觉得诧异的是,头天晚上她和丈夫商量第二天的安排,李忠祥告诉她要去山上背柴禾,但没有提整修溜索的事。
       “他可能怕我不让他去,家里还要喂猪喂鸡,我又不在。”南松说。比起沉默寡言的丈夫,妻子在村里能说会道。在村民们的印象中,李忠祥在家里“经常被老婆管着”。
       溜索被固定好已是下午两点,习惯饮酒的独龙人少不了坐下喝一通。陈华证实,4个在江东的村民都喝了酒,但喝了多少他记不清了。大约两点半左右,微醉状态的李忠祥站起身,走向刚刚固定好的溜索——他没有借助溜梆将身体捆绑在绳索上,而是徒手握着钢绳朝江对岸爬去。
       起初,人们以为这个沉默的男人只是开玩笑。一起整修溜索的几个小时里,没有发现他有何不对劲。当所有人发现他已经脱离岸边时,才意识到事态失去控制。雨季的江水暴涨,没有任何救援设备,人们只得开始大声呼喊,让他停下来,赶紧爬回到岸边来。
       李忠祥并没有听从人们的呼喊,在奔腾的江面上,他瘦小的身躯继续缓慢朝对岸移动着。陈华说,如果当时李忠祥愿意回来,或者即使从当时的位置坠落,也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但村民们的呼喊中终究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爬到江心,然后放开了双手。
       “只有头冒出了一小下,就不见人影了。”陈华为邻居的死感到惋惜。他和村民都想不明白,为何李忠祥会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故意爬上溜索去。唯一的解释,只有自杀。
       和南松一样,李忠祥的大哥李忠华也无法接受弟弟自杀的事实。他从未发觉弟弟流露出过自杀的倾向,可他也无法回答陈华的疑问。家人甚至怀疑,李忠华是“被鬼找到了”,因为村子里最近频繁死人。
自杀“病毒”
       今年的死亡从4月23日开始。
       当天深夜,30岁的陈立军到江东去捕鱼,过江时不幸坠亡;
       5月25日,23岁的碧天红吞食草乌身亡;
       6月4日,22岁的李达同样吞食草乌身亡;
       当天夜里,30岁的陈英被醉酒的丈夫失手打死。
       与李忠祥一样,这4人出事前都没有流露出太多征兆,即使他们最亲的人,也很少觉察到悲剧来临。可以确定的是,死者出事前都喝过酒。过往的多起案例也显示,自杀行为往往都是在酒后做出的。
       碧天红出事当晚,与两个弟弟碧天华、碧远龙喝下了一箱啤酒(12瓶),后来又喝了一些白酒和家里自酿的米酒。三人围着火塘聊天,说了些家事。
       大约6年前,父亲碧文光服毒自杀。父亲死后,三兄弟跟着母亲改嫁到了现在的家庭。碧远龙甚至记不得父亲自杀的原因,他更想不到哥哥会重蹈父亲的悲剧。
       与独龙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三兄弟都没读多少书。碧天红只读到初一就辍学回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到过最远的地方是贡山县城,那是一次仓促的打工经历,因为无法适应外界生活而匆匆结束。他也没有谈过恋爱,虽然在农村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
       丢下课本以后,17岁的碧天红扛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活儿,砍柴、打猎和挖草药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同村的李林高还记得这个比他低一届的伙伴,“他人很善良,和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们还经常一起骗食堂多打点饭呢”,李林高回忆。他想不出什么原因让碧天红选择自杀。
       碧天华、碧远龙兄弟二人也无法理解哥哥的做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三兄弟因为家事起了争吵,但他们拒绝透露争吵的原因。母亲李秀春那时已经睡下,听到动静后才起身,看到大儿子正在地上打滚。
       碧远龙说,哥哥是趁他们不注意,取下箭头上的草乌吞进肚子的。草乌又称断肠草,含乌头碱,直接食用可致心脏麻痹而亡。独龙人有狩猎的传统,涂着草乌的箭头家家必备,这为自杀提供了便利。
       “他的动作很快,我们发现后去拉他,毒药就已经吃下了。”碧远龙说。家人赶紧兑了一些肥皂水让其喝下,这样可以通过呕吐将毒药吐出来。但为时已晚,两小时后,抽搐和呼吸一起停止。
       10天之后的6月4日,比碧天红年纪略小的李达选择了同样的方式了结自己。巧合的是,大约8年前,李达的哥哥李宝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父亲,则在一次醉酒后从树上坠落身亡。
       与碧天红和善的形象不同,李达在村里被认为是“坏人”。他曾因偷窃和打架进过多次看守所。2012年底,又因打架伤人被关了起来,还被判了缓刑,去年3月才回到家中。此后,每月他都要到独龙江派出所报到。
       没有人知道这个“坏人”生前在想什么,即使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兄李林高在一起,也很少说道自己的心事。不过李林高觉得,堂弟进了几次看守所后,以前的坏毛病渐渐改了不少。“有时候同伴偷了东西,他还让还回去。”李林高说,也许他开始改邪归正了,不过村里人对他的成见并未消除。
       但他却在成为一个好人之前,选择了自尽。无法知晓这位“问题青年”是想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桀骜。但事后看来,他对自己的选择显然是有计划的。
       迪政当厨房项目的包工头黄在银向澎湃记者证实,李达自杀当天下午,有工人看见他在村子走了一圈,遇见工人还有些怪异的说,“我要走了”。但没有人把他的话放到心上。
       直到晚上回到家,他向母亲普及全讨要50元钱,普只给了10元,李达气愤地丢了一句话,“你再给些,不然就见不到我了”。后来他又告诉母亲,已经吃下草乌,但普及全还是将信将疑。
       等到儿子浑身抽搐,无法说话时,普及全才知道事情已经难以挽回。她赶紧招呼邻居来帮忙,冷木当小组组长李荣明闻讯赶来,但他发现李达身子都快硬了。“没救了。”他叹了口气。
       这天晚上,李荣明还要赶到陈英家里处理丧事。陈英被醉酒的丈夫打死,留下一个刚满一岁的儿子。
狂飙的独龙江
       人们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但并未对村庄造成太大影响,也没有人去关心死亡背后的原因。“每年都要死好几个呢”,李林高说,“只不过今年死得有点频繁”。
       早在1994年,云南大学教师郭建斌就开始关注独龙江的非正常死亡。在其著作《边缘的游弋》中,他统计了2002年4月到2009年8月的8年间,发生在迪政当的自杀案例共有10起。
       澎湃记者从迪政当村委会获得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从2009年开始,自杀人数明显上升,至今5年时间,已有近30人自杀,另有多人自杀未遂。自杀方式主要为服毒、上吊和投江。这期间,迪政当的人口保持在600人左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发布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按照学术界对自杀率的计算方式,每10万中国人中,就有25人自杀。
       若以此方法在独龙江计算,这个数字将变为1000人,是中国年平均自杀率的40倍。
       没有数据显示2002年之前的自杀情况。在村民的印象中,“以前也有,但没有现在这么多”。
       2012年11月至次年4月,澎湃记者曾在独龙江观察近半年,期间接触到数起自杀案例。从个案来看,死者生活轨迹单一,他们几乎从未离开过峡谷,人生中亦无多少值得讲述的故事。
       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多为对外界变化最敏感的年轻人,赶上了独龙江史无前例的巨变时代,却未能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多数悲剧,都是在醉酒之后发生。
       史料记载,独龙江在1950年代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才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刀耕火种仍是主要生存方式。
       现代文明进入独龙江始于1999年,这年独龙江公路通车,这被当地人称为“第二次解放”。但此后的发展依然缓慢。直到2009年,投资近10亿的“整乡帮扶整族推进”项目启动,独龙江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羊肠小道换成了沥青马路,亮丽的砖房替代了四壁透风的木楞房。退耕换林的大米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求,90%以上的低保覆盖率让他们再也不用为日常开支发愁。在国家的豢养下 ,独龙人也不得不开始人畜分居,祖辈相传的打猎、捕鱼遭到取缔。
       丢掉了弩弓和渔网,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有些年轻人被送到贡山乃至昆明读书,但鲜有人能在城市扎下根来。因为想家,或者无法适应外界的程式化生活,他们最终又回到了独龙江。
       “我们就喜欢没有约束的生活,外面那种老是被管着的日子很难适应。”曾到昆明读过书的李林高说。独龙人还未建立现代文明的时间规则,他们可以在山里驻扎半月采集药材,却难以做到每天早上9点打卡上班。
       2010年从昆明民族中专毕业后,李林高放弃了自己的工艺美术专业,回到独龙江成了一位农民。与他一样,多数在外求学的独龙族青年,知识曾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钥匙,但回到家乡后却发现这把钥匙一无是处。
自杀未遂者
       活在时代夹缝中的年轻人,成为变革时代中内心最动荡的群体。在酒精的迷醉和放大作用下,有些人动了自杀的念头。
       据李林高讲述,他有过三次自杀行为,庆幸的是都未得逞。
       第一次是中专毕业回到家,那时父亲李金文刚刚过世。李金文曾是村子里优秀的猎人,也是迪政当第一家拥有拖拉机的人,还获得过乡里颁发的“致富能手”称号。含辛茹苦的男人将几个儿女都送到山外读书,自己却因过劳而死。
       重返独龙江的李林高,虽然带着满腹知识,却发现无法重拾家族的荣耀。“我又不会打猎,学的知识一点也用不上。”他说,看到父亲用过的弩箭,自觉前途无望的他选择了跳江,但刚到江边就被村民李义群发现,拽住袖子救了他。
       第二次自杀是在2011年的11月。他尚未从人生的挫败中走出,时常借酒消愁,试图以两颗草乌结束自己。“当时觉得浑身被一种力量拧在一起,心好像是绞得在痛。”时隔多年,他还清晰记得毒性发作的感受。
       幸运的是,腹中过量摄入的酒精稀释了毒性,疼痛缓慢消失,他活了过来。
       再次“死而复生”并没有让他感到生的可贵。 2012年7月,酩酊大醉后的李林高从门前20多米高的悬崖一跃而下。那是一个深夜,一辆路过的车子发现了他,后被家人及时救了上来。除了头部缝合几针,并无大碍。
       对于独龙江的年轻人而言,不安于山里的现状,却又无法融入外面的花花世界,成为他们无法逃遁的宿命。碧天红和李达都到过贡山打工,现在已无法获知这段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改变。
       初中毕业后的碧远龙,也曾到昆明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儿,但干了一个月就放弃了。“想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家乡话。”他说。他似乎无法习惯城市里的机械生活,很快又回到了独龙江。最近他又想出去,但被母亲李秀春拦住了。“外面太大了,我怕他迷路。”女人说。
        三次自杀未遂的经历,终于让李林高醒悟。如今他已结婚生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儿子顺利养大。“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做了。”他说,“现在有了孩子突然觉得责任重大”。
       回忆起自己的三次自杀,他说都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但内心积压的痛苦已经持续很久。而酒精对痛苦起到了催化作用,他现在仍说不清第三次跳崖前的真实想法,“就是不想活了,又喝了点酒,就跳了下去”。
转型下的慌乱
       在帮扶队员余秋尚看来,频发自杀背后,饮酒只是诱因,根源的问题或许在于,封闭自然环境对独龙人塑造的封闭性格,在外来文化和习俗的冲击下,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余秋尚于2011年到迪政当开展帮扶项目,他长期观察这个村庄的变化,做了大量日记和笔记。他同样困惑于独龙江频发的自杀,正计划做一份关于迪政当的调查报告。他说虽然不能彻底搞清楚自杀真相,但可以从宏观层面对工作给予指导。
       澎湃记者先后三次前往独龙江。高歌猛进的扶贫工作,让独龙江日新月异,也将这个封闭的峡谷带入剧烈的转型期。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一一瓦解,而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确立。虽然现在不愁吃喝,但人们对新的竞争关系感到陌生,难免慌乱。
       近年来,政府投入了种植草果、重楼、花椒等项目,目前草果已经在下游见到经济效益,但在上游的迪政当,由于气候等缘故,一时难见成效。对于习惯打猎捕鱼的独龙人来说,对新生活的期待中伴随着忧虑。
       李忠祥自杀前,曾对一起干活儿的李林高说,今年他不准备上山挖重楼,因为在工地上干活儿有些累了。可他看着邻居们上山的热情,最后还是背起背篓锄头走向深山,但收获不到十斤药材。
       李林高说,独龙江的变革让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那些“经济”、“致富”等口号潜移默化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对于习惯了小日子的独龙人而言,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让有些人感到害怕。
       现在,他也赶在这场致富潮流中,申请到了养殖鹅的项目。下一个目标,他想计划申请一套房子,打理成客栈。偶尔,他又觉得还是以前的日子好,“那时邻居之间都很亲切,没现在复杂”。
       余秋尚认为,这些心理失衡问题普遍存在于独龙人身上,只是年轻人表现的最为敏感、最为脆弱罢了。独龙江环境逼仄,他们难以找到倾诉的对象,获得心理干预的机会为零。长久的压抑,最终可能被一根稻草压垮。
       对于年轻人来说,困扰他们的还有婚姻问题。近年来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不少女子远嫁山外,导致独龙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余秋尚做过粗略统计,迪政当现有适龄男青年20多人,但可以出嫁的女子只有两个。
       李达生前曾看上过一个村里的姑娘,但对方家长不同意。就在他服毒的前几天, 家里人还问他什么时候去提亲,或许是为了保全面子,李达回答说,“没有谈了,我不喜欢她”。
       频发的死亡甚至影响到了村子里的人口。余秋尚记得2011年他刚进村时,村子里有632人,如今三年过去,人口不升返降,仅剩下601人。独龙江对计划生育执行不算严格,减少的人口除了部分外流,另一项可能出于各种非正常死亡。
“独龙弃儿”
       6月16日,出事三天后的李忠祥,尸体仍未找到,有人怀疑已经冲到缅甸去了。村民们和家属商量后,决定放弃寻找,将他生前的衣物和用具埋入土中,做个象征性的葬礼。
       独龙江下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游的人无坟墓”。说的不单是投江自杀,还包括各种意外坠江、坠崖等非正常死亡——独龙江两岸悬崖峭立,江水湍急,死者往往连尸体都找不到。
       澎湃记者在迪政当走访期间,几乎难以遇到一个完整家庭。频繁的非正常死亡造成大量破碎家庭,致使许多孩子幼年失怙。
       在临近迪政当的龙元小学,集中了迪政当和龙元的大部分孩子。前任校长欧海亮介绍,最多时,全校约1/3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孩子们或跟着孤单的母亲相依为命,或被改嫁的母亲抛下。他们的性格多半封闭、怪异,学习成绩不佳,有的甚至早早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李忠祥死后,留下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女儿才8岁。而陈英留下的一个尚未断奶的孩子,只能由80多岁的纹面女奶奶抚养。
       澎湃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只有155户的迪政当,这样的“独龙弃儿”多达42个。在整个独龙江,弃儿的数据不得而知。
       与自杀现象一样,这个庞大群体常年被遮蔽于峡谷之中,屏蔽在如火如荼硬件建设之外,未引起足够重视。
责任编辑:黄志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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