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官员妻子是如何成为“贪内助”的

        近期，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落马后，多家媒体报道，苏荣的妻子“于姐”或涉及经济犯罪。

        在江西官场，苏荣妻子“于姐”之名流传颇广。其身影最早出现在2011年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的举报中。

        周的举报材料称，新余高专对老校区300多亩土地公开拍卖时，一位浙江籍商人请托时任省委书记夫人从中干预，通过时任新余市政府主要领导中断拍卖程序，最终低价获得该地块。

        而就在不久前，江西民营企业家桂松涉嫌经济犯罪案二审第三次开庭。桂松指证，人称“于姐”的苏荣妻子曾收受一福建籍开发商逾千万元贿赂，帮助其以成本价受让该宗地块，在未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开发房地产项目，获利数十亿元。

        虽然，这些报道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对苏荣妻子“于姐”的这些报道，再次让公众把目光聚焦到了“贪内助”这一群体身上。

        “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曾在法庭上说出这样一句深刻的话。矫智仁受贿的160余万元中，他的妻子钟福卿经手的就占了三分之一。

        曾有数据表明，有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领导干部家眷和情妇收受的。

        此前媒体整理发现，“贪内助”在官员贪污腐败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有作为“经纪人”，利用丈夫手中权力与人谈判，谋求钱财。有充当“批发商”，“出售”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形成家族式的“产业利益链”。有甘做“马前卒”，丈夫唱白脸妻子唱黑脸，背后收受各种贿赂。

        也有的热衷“二人转”，丈夫掌权、妻子用权，公共权力成为谋私的“摇钱树”，不断插手各种事务。还有“贪内助”直接做起“收银员”，紧随丈夫左右，一个谈事一个收钱。

        在与丈夫成为“贪腐利益共同体”时，她们或对丈夫腐败推波助澜、大吹枕边风，或与丈夫同流合污、大唱双簧，甚至直接走向“前台”、开口索贿。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贪内助”中，以下3种最为典型。

第一种是“枕边吹风”型

        这一类型的“贪内助”多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家都在拿，为什么你不能拿”、“你不替自己想想，还不为孩子和我想想”等观念对丈夫“洗脑”，同时，他们还积极为丈夫出谋划策，收受贿赂。

        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就这样“劝”丈夫：“老毕，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也该下来了……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给谁干不是一样呢！”

        在妻子“劝诫”下，毕玉玺心动了，开始与承包商干起“官商勾结”的勾当。

        江西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的妻子侯水娥也同样向丈夫吹“枕边风”。

        魏时中原来很廉洁，为躲避他人送礼，逢年过节甚至带全家躲在亲戚家中。侯水娥就这样“教育”他：“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有事我来担，与你没关系。”在妻子一再煽动下，夫妻双方共同犯罪。

        重庆市铜梁县委原书记马平也是在担任检察官的妻子沈建萍的“点拨”下“开窍”的。

        有一次，马平参加母校校庆，发现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一富翁，于是心理很不平衡。沈建萍就趁机“激将”称：“我觉得你同学说得对，你这个官哪，就是不值钱。”丈夫反驳称“钱是好东西我不知道？我敢动吗？”沈建萍立马表示：“你真的就是傻。我是干什么的？贪官是鼠，我们检察官就是猫……有我在，还怕你不能知己知彼？”

        于是，马平就在妻子“开导”开始了权钱交易。

第二种是“狐假虎威”型

        这些“贪内助”利用丈夫的权力和影响，常常以“协调工作”、“疏通关系”、“帮忙办事”等名义，四处活动，收受好处，甚至直接向人索贿，将丈夫的权力发挥到极致。

        在慕绥新出任辽宁省沈阳市长后，贾桂娥退休了，但她顶着“市长夫人”的头衔，继续“呼风唤雨”，并当上了沈阳一家股份公司的监事长。

        所谓的“工作”就是“协调”，有什么困难或想上什么项目，她就出面说项目。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困难，我让慕绥新批个条子，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一句话，往往能“工作”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钞票。

        湖南省衡阳市交通局原局长邹大华的妻子何肖秀也是“个中高手”。福建晋江市通达实业公司的陈氏兄弟为拉到工程项目，曾三次去邹家找何肖秀谈。何肖秀开口即要10万“报酬”。后经讨价还价，陈氏兄弟给何肖秀７万元。时隔不久，邹大华把项目给了陈氏兄弟。

        湖南省机械工业厅原党组书记、局长林国悌赵幼娟则利用丈夫的金字招牌，为有关客商向机械厅下属企事业单位推销大件产品，被她看中的单位虽然有心推辞，但是慑于其丈夫的权势，不得不购买其推荐的产品。而后，赵便从中收取高额回扣。

第三种是“夫妻双簧”型

        这一类型的“贪内助”和丈夫有共同的敛财目标，丈夫在“前台”发挥手中权力的作用，妻子在“后台”敛财。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贪污巨款被执行死刑，他的妻子韩桂荣也因受贿被判刑10年。经查，韩桂荣多次代人向丈夫王怀忠转达请托事项，要求王怀忠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益，并与王一起收受贿赂120万元。

        她还多次转移、藏匿自己掌管的巨额财产，为王怀忠拒不说明480余万元财产合法来源起到帮助作用。

        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钟书娟也是这一类型的夫妻。孙亚光在前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具体负责办事，钟书娟在后面收钱点票。表面看来，两者毫不相干，实际上狼狈为奸。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财物30余万元。

        另一个典型则是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和妻子陈立华。陈立华曾涉足郴州市西郊骆仙西路工程建设。当地政府为征地，对地方村民“连哄带骗”，甚至作假土地性质。

        当一家公司把这片土地征到后，以每亩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陈立华。而陈立华一转身，便将土地卖给了一家开发商，售价为每亩40万元。

她们为何成为“贪内助”？

        本应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为何反而推波助澜成为丈夫腐败的帮手？

        除了部分“官太太”法律知识淡薄、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外，在落马的“贪内助”中，还多因自身贪婪虚荣，或是本着为子女考虑的想法。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妻子王骁就是虚荣贪婪的典型。她物质欲望特别强烈，对于送上门的礼，李嘉廷有时还会出于一些考虑拒收，但是王骁不论礼品贵贱，一概收下。所以，来送礼的人，往往会先打听王骁在不在家，努力去走“夫人路线”。而李嘉廷案发后，王骁自知罪责难逃，选择了自尽。

        由“小贪”到“大贪”，湖南省衡阳市交通局原局长邹大华的妻子何肖秀就是这一典型。邹大华在任衡山县县长时期，何肖秀每次去看邹大华，总把邹大华一星期中收受的名酒名烟全部搜净，带回衡阳兑成钱。

        在何肖秀的脑海里，丈夫给别人办事，别人就应该送财物表示感谢，而她替丈夫接管这些钱物，是她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她逐渐成“贪内助”。

        不同于以上两人，北京市原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受贿的一大动因，则是想“为儿子未来着想”。

        在儿子去英国留学期间，王学英常在人前提起儿子留英还要自己做饭等等，行贿人马上心领神会地奉上贿赂款。而为了让儿子回国有事做，王学英还要商人张桂军将已经出租的一处底商转让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