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使中国革命在较短时间里连跨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开始的，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德国的要求签订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共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停战之后，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又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全面的和平安排，包括1919年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以及随后陆续与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签订的各项条约。直到1924年8月6日，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正式生效，才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了和平。

        在这1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与这场战争和战后安排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一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其后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国革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接连跨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为中国革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一战爆发时，中国的政局正处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际。此时距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亡及民国共和政体建立仅两年多的时间。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王朝时代。但这次革命并不彻底，共和体制只是草创，国民智识水准低下，共和思想势力薄弱。相继成立的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各谋私利，很少有人关注民主和民生等重要的任务。全国各地新旧潮流剧烈冲撞，政局紊乱，特别是边疆地区呈现出政治混乱状态。西方列强一如既往，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极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甚至越过传统边界，国家前途至为危险。

        中国和英国曾在西藏问题上存有争议，但两国于1908年签订中英条约，基本上解决了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则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和印度向藏人上层势力提供军事帮助，支持藏人摆脱中国，寻求独立。1913年中英双方开始谈判，在后藏、前藏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最终被搁置起来。

        俄国长期以来便对外蒙抱有野心，满清王朝的覆亡也给了它以可乘之机。1912年11月21日，俄国向中国提交照会，就外蒙地位和俄国在外蒙的权利提出要求， 并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俄国提出了三个条件：承认外蒙自治；撤退外蒙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移民的条例。俄国态度十分强硬，中国则无意让 步，双方无法就此进行谈判。外蒙随后在俄国的支持下，迫使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军离境。

        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强敌是日本。日本利用欧洲陷入大战、 英法德等国无暇东顾这一天赐良机，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寻求在亚洲的优势和霸权。1914年8月，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便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德国1898年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日本借战争之机，随后不仅攻取了整个德国租借地，而且控制了青岛 至济南的铁路。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求其保守秘密，声言如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袁世凯深知中国的贫弱，无力抵御日本的侵略，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

        如何对付日本明目张胆地恫吓敲诈，成为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二十一条”分为五项，前四项是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第五项是日本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50%的军火。日本要求尽快得出结果，在最短的时间内签订条约，袁世凯虽极力拖延，并设法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美英等国，指望其为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而出面干预，但收效不大。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在日本的压力下，袁世凯接受乐前四项，对第五项则予以保留，于5月25日缔结了这项条约。

        日本的威胁暂时解除之后，中国社会积数千年专制之旧习重新复萌。国内外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宜共和制，只能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民族的救亡。1915年年底，帝制复辟运动逐渐从隐蔽走向公开，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袁世凯对帝位的追求激起了各地的强烈反对，许多省份宣布独立，组建军队对抗中央政府。袁世凯悲痛欲绝，焦虑过度，竟于1916年6月因病暴卒，这场复辟帝制运动彻底宣告失败。事实证明，尽管初建的共和体制有诸多弊端，但复辟帝制已无可能，只有一场新的革命才有希望使之获得再生。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强权人物，他的离世使整个国家陷入杂乱无序 的状态。各地的军阀纷纷崛起，互相攻伐，造成民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时期。这种混乱局面是任何重大的社会革命所无法避免的阶段，中国从来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化，它孕育出了许多新的革命要素，把中国革命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交战双方都没有要求中国参战。1917年4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随后参战后，中国是否应加入对德作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和英、法等其他协约国驻华公使们多方劝诱中国参战，并许诺如果中国参战，会保证中国取得大国的地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力量反对参战，主要不是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后，北洋军阀将更容易地从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得到各种援助，对南方反对势力发动军事进攻。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是国会，经过持续几个星期的斗争，总理段棋瑞未经国会与黎元洪总统的许可，便于5月14日对德宣战。这一决定引起了很大的混乱，黎元洪随后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安徽督军张勋6月率军进入北京，解散了国会，于7月1日重新拥立溥仪登基。十多天后，张勋再度被北洋军逐出北京，从而迅速结束了这次复辟运动。

        中国参战的决定，最终的确使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处于屈辱的地位，受到从1842年《南京条约》至1901年《辛丑条约》这一长串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由于屡屡被迫割让领土，中国的领土完整早已不复存在。由于列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中国的主权早已被严重侵犯。中国决定利用参加巴黎和会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鸣此不平，以争回一些失去的权利。除此之外，更急迫的是期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废除日本加强加的“二十一条”，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山东。

        中国代表团满怀热情，把和会看成是忠实于民主、自决、保护弱者原则的公正法庭，但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使中国失望至极。中国代表团首先被告知，和会并不是为了调整昔日所有的国际间的恩怨而召开，而是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出现的问题而召开，因此，只有山东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而日本为了使其占领山东的行径合法化，已于1917年分别与俄、英、法、意等列强签署了秘密协定，列强同意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同年11月日本还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承认“领土相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即日本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则口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此外，日本还出示了1918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秘密协议，根据协议，日本给北洋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协约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场。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一度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最终被协约国代表和他的顾问所劝服。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

        美国为了纠正巴黎和会在解决山东问题上的错误和其他遗留事项， 于1920年开始计划召开另一场国际会议，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在远东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9个国家英、美、 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参加。中国代表团再一次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与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得到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同情和响应。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

        在美国和英国的善意帮助下，中日两国在山东问题上直接谈判。当时世界舆论，尤其是来自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最终迫使日本放弃了山东，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中国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达到了大部分目标，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的两大浪潮，在一战期间，这两股浪潮相继传递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要求民族应该拥有不容忽视的基本权利，要求应该获得人类的尊严。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民族主义成长为帝国主义，相互争夺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日趋激烈，终致发生一战。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缘于帝国主义的扩张。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中国被纳入了世界市场，工商业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实际上，一战严重打击了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迅速衰退，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等领域。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和广州等城市已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大都市，不仅造就出了数以万计的工商业者、数百万的产业工人，也养育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907年至1917年，中国至少有1000万人接受了某类近代教育，数以万计的人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法国在一战期间吸收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同时还有约20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中至少有近3万人接受了教育。美国从1872年起就开始接受中国留学生，日本因为地理位置近和生活费较低，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那些归国留学生尤为关心政治，为国家前途的担忧，深知帝国主义压迫给中国带来的苦难。

        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有关 “二十一条”的条约时，便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工商界组织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旅日留学生成批回国，其中就有陈独秀。归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号召年轻一代来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民族的觉醒。蔡元培1916年从法国归国，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归国，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成为了那场正在酝酿中的思想革命的知识领袖和精神领袖。

        1919年巴黎和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猛烈爆发。上海《申报》评论道：“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5月4日，北京几百名归国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民族危机和民族受 辱时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向法国凡尔赛发电报，抗议和会不公正的决定；向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督促他们，如果有关山东的条款不修订，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们还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游行，向外国公使提呈请愿书，转递至巴黎。随后，北京的学校开始罢课，其他主要城市的学生积极响应。全国的店主、工厂工人和商业机构 的雇员也纷纷参加游行，并联合抵制日货，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上千封电报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条约，并且威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惩治他们。如中国救国会所发电文声明：“举国对山东问题之失败而愤慨。永不签约。我们要求你们立即退出会议，与其主动投降不如被迫强占，否则责任独在于你们。”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24小时监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不准他们离开住所。结果，6月28日的签字仪式上，没有中国代表出现。中国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拒绝了《凡尔赛和约》。

        “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李大钊称赞它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毛泽东形容这场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所策动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和思想革命是现代中国崛起的先声，它宣告了中国开始觉醒。中国人民不仅切实感受到了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而且要重建民族自信，要求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

        “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而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浪潮，一战期间却在俄国成为现实。

        1917 年11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力。使中国人民对列宁特别感到亲切地是， 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7月4日和1919年7月15日两次宣布愿意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与傲慢的帝国主义列强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尤为振奋人心。列宁1917年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概念， 他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不可避免，一战正是这样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他还向世界各个受压迫的民族宣告：“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亚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加速摆脱外国枷锁。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很快便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带来了一股澎湃的思潮，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一个知识酝酿和思想激荡的年代，西方列强仍然在中国行使着特权，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民开始了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勃然崛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最终与社会主义这两股浪潮合而为一，从而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历史洪流，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