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很落后

        做香港社会研究的人一定知道刘兆佳。

        在香港，每个大学的社会科学必读书中必有刘兆佳的作品。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下称中策组）前首席顾问。在担任中策组首席顾问前，刘兆佳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刘兆佳与香港学者关信基、金耀基合称为“刘关金”，他们是当代香港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

        2002年，受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邀请，刘兆佳加入政府，担任中策组首席顾问。这是一个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职位。

        首席顾问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是刘兆佳在担任中策组10年间都在探索的问题。他说：“政府里做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很少，我做顾问期间，只是观察和研究，并不适合发表很多观点。”

        公共政策发展的瓶颈在于学术界不愿意参与，公务员没有能力研究。香港公共政策研究的缓慢发展如何解决？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专访了刘兆佳，他用十年的时间，在香港政府里面开辟了一条公共政策研究的道路。        

刘兆佳评三特首        

        澎湃新闻：你跟两位特首都合作过很长时间，怎么评价他们？

        刘兆佳：董建华善于从宏观战略角度看问题。他的思维在香港，知音难觅。他的视野比较广阔，任期内在公共政策方面所做的，主要是依靠他自己的眼光。董建华没有把这些东西通过具体的措施落实，唯一例外就是推动了香港和内地关系发展。

        曾荫权比较着重在具体行政工作上，他的行政能力和他取得的效率当然比董建华大。曾荫权时期，也是中策组做研究比较多的时期，一些有影响的公共政策出台，比如提出“六大市场”、老人退休金等。

        现在的特首梁振英执政期间，公关政策研究的发展空间不足，发展数量和质量不够，很多政策的执行都没有研究基础。香港现在很多政策推动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没有有价值的政策研究作为支持 。所以这方面来说我们的政策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澎湃新闻：这个是否与他们各自的出身不同有关？

        刘兆佳：董建华习惯从一些宏观战略性的角度看问题，很多地方都没有注意到细节。从改革角度来看，香港在改革方面碰到的阻力很大，很多地方没办法达到改革的要求，所以董建华所提出来的愿景跟所能达到的现实差异很大。

        曾荫权对宏观理论方面并不太注重，反而找寻一些他人没能够做得到的细节来做，所以他的愿景跟实际差异比反而比较少。        

三大改变四项工作        

        澎湃新闻：中策组首席顾问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刘兆佳：我主要负责四方面工作。第一个就是协助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所以在我的任内，政府开始长期性做民意调查，以前是没有这种工作的。

        第二个工作就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看香港的发展和政策需要。从这方面来说，中策组就比较倾向把这项工作统统交给别人研究。

        第三个工作就是联系学术界，并开展交流。就是让学者跟一些机构研究员有机会跟公务员接触交流。

        最后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人才培训。通过我们这些人设立一个非全职顾问，把社会上一些研究政治问题的人，拉进我们这些非全职顾问里来，跟我们一起开会探讨问题。我们还为一些对政治、公共政策有兴趣的人才提供培训。     

        澎湃新闻：你觉得在10年中策组首席顾问任期内，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事？

        刘兆佳：在我工作的10年里，整个香港社会跟经济都出现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也出现改变。

        我是2002年进入政府。当时，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动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活动开展，逐步改变香港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个是回归以来政府的管治一直面对的重要问题和挑战。

        第二个改变是爱国爱党力量作为承托一国两制落实，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团结和有广阔群众基础的群体。相反，各种反对力量，还相当强大。

        另一个改变就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越来越走向服务业为主，延伸出贫富悬殊的问题，就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与日俱增。

        就是说回归前的公共政策的共识和回归后这方面磨损很多。公共政策应该怎么样，政府应该怎么做，现在社会上没有共同的理解，所以影响到施政效率。        

        澎湃新闻：你在任职期间会经常公开讨论一些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兆佳：这个在供职期间，很难去公开发表太多个人意见，甚至不能提出一些政府不愿面对或者公开谈论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在离开这里以后才能按照自己过去作为学者的心得和作为政府的一份子所积累的经验，一些对于香港的发展、对管治困难、对中央与特区关系、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做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我会把这些经验梳理一下，希望能有系统地分析这些问题。所以我在政府的10年是很好的经验，离开政府之后反而进入学术研究高峰期。        

香港公共政策研究薄弱       

        澎湃新闻：香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多吗？

        刘兆佳：现在香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很少，因为大学教授不太敢去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一个低度发展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澎湃新闻：学者不参与这些政策研究吗？

        刘兆佳：对学者来说，因为他的学术事业能否发展取决于他能否发表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而学术价值，往往就跟那些实用性、应用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格格不入，根本是两码事。

        对很多学者来讲，花费精力在香港政策研究上会使他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机会大大减弱，所以一般大学学者对香港政策研究兴趣不大。

        而且现在又缺乏有实力的官方智库组织，政府不太重视政策研究，智库组织的发展空间自然就不大。

        另外，现在没有一些民间的智库组织，会对这些政策研究有兴趣。像别的地区有基金会推动政策研究，我们就没有这种基金会。现在人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严重不足。        

        澎湃新闻：但是香港的政治改革却非常热闹。

        刘兆佳：香港在很多时候政治政策、政论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往往没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来使这些政论有更理性的基础支持。很多时候情绪化、政治化，甚至流于阴谋论，人身攻击。所以在这个大的环境中，中策组去钻研公共政策的研究的能力太有限。

        政府在一些决策上根本没有时间去钻研，也不愿意去跨部门合作。很多时候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太有用，甚至觉得它会带来麻烦。

        到目前为止，政策研究在政府看来其重要性还是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