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复专栏】阎连科：人真不可貌相

        （一）

        二〇〇四年我第一次阅读了阎连科的作品，读的是其代表作《受活》，读后大吃一惊，以致拍案叫绝，于是，立即写下题为《中国出了一部奇小说》的读后感，发表于《明报月刊》四月号；从此之后，我便接着读他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最近又读了他的长篇《炸裂志》。读了之后，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所有的文学朋友们：中国当代文学又出一个大作家了。一位和莫言一样，从穷乡僻壤里走出来并将走向遥远的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作家了。

        去年秋天，我到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与人文学部 “客座”，同一时间阎连科与余华也应邀抵达。这段时间，我和阎连科在香港几个地方一起演讲。有位听者要求说说阎连科，我拿起话筒，未加思索就连声感叹：“人真不可貌相！”会后剑梅和她妈妈批评我说：此话不妥。她们说：阎连科的相貌也不差呀！这才知道听众可能误解了。其实，我是在说，这个阎连科，外貌像个农民，甚至像个山民，朴实，憨厚，无奢无华，但内心的活泼、聪慧、顽皮，简直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简直是翻江倒海的哪吒，简直是个莫言似的文学魔术师。从外表看，他确实像个乡巴佬，但一进入他的作品，则会发现这个人不简单，笔射五彩，才华横溢，满肚子都是幽默，满心胸都是大激情与大悲情。

        二〇一一年五月，我应韩国首尔的檀国大学之邀（聘我与高行健为硕座教授），在那里作了一场题为“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的演讲。讲话的开篇就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最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身居法国的高行健之外，在国内的则是莫言、阎连科、余华与贾平凹。此次讲演，我仅解读《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涉及阎连科的文字，不妨摘录两段，可供香港读者重温一下：

        阎连科的《受活》产生于《酒国》之后大约十年，此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高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进一步颠倒混乱。小说中的主角之一，双槐县的县长刘鹰雀，在“现代化”刺激下变成一个妄想狂，他为了让自己的“子民”发财致富，竟构想出一个古怪的巨大工程，决定在本县受活庄附近建造一座列宁纪念馆，并组织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去把列宁遗体买回来，安放在山上的纪念馆里，这样可吸引全国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瞻仰，从而收取数不尽的入场参观费。为了建造纪念馆，他又把受活庄的上百个残疾人组成绝术表演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列宁，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他的遗体以及它所象征的最高价值，也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种可作买卖的商品，一种可以骗取钱财的工具。

        企图以购买列宁遗体而实现发财梦，可能只是作者虚构的故事，并非“写实”，然而，它又反映出现代化狂热中的一种鉄铸的“真实”，这就是列宁的名字所蕴含的理想、信仰完全被物质的巨大潮流席卷而走，一切价值理性包括最高的精神价值已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商业潮流，不仅使“斯文扫地”，而且使昔日的伟大偶像也一概扫地。

        对于《受活》的审美形式，我也作了简要概述：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对社会病态的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的书写与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二十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社会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属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二）

        十年前，我读完《受活》，脑子里立即冒出一个“奇”字，所以写了“中国出了一部奇小说”。之后读他的其他小说，还是离不开一个“奇”字。此时我面对他的中短篇《桃园春醒》、《朝着东南走》、《耙耧山脉》、《黑猪毛、白猪毛》、《把一条胳膊忘记了》，又是觉得“奇”。这个“奇”，不是“离奇”，而是“神奇”。即既是“下笔如有神”的不同凡响，又是比“写实”还真实的神奇神实。《受活》写一个偏远的被社会遗忘的村落，聚居的全是残废人，他们入社（进入合作社也进入主流社会）之后，被社会的“荒诞”吓坏了，然后又返回地处边缘的村庄。如果用通常的“现实主义”逻辑（现实存在逻辑）来观照，那么从整个作品的框架（从受活村的漂泊与回归到“买列宁遗体”、“残疾人赛跑”等细节）都可以提出质疑。的确，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有“受活庄”的存在，然而，阎连科的“奇”就奇在我们读了《受活》之后，一方面明知受活庄根本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却感到《受活》写出了现有存在无可否认的真实。我曾经思考过，这是怎样的真实？近日我读罢《耙耧山脉》，在再次“拍案惊奇”之余，也完全明白：阎连科的真实，乃是人性深处的真实和生存大环境深处的真实。更具体地说，是人性的昏暗、混乱、无序、变态等复杂性的真实，是人际大环境被政治毁坏后的污浊、卑鄙、虚妄、虚伪、无望等荒诞性的真实。这是内里的真实，核心的真实，出奇的真实，也就是阎连科所说的“神实”。《耙耧山脉》叙述耙耧山村的一个迷恋“政府公章”的村长死了，而村民却因此经历了一场死亡狂欢，几乎所有和死者有过交往的人甚至是最亲密的“生前友好”，心中都是窃喜与狂喜。头号友好李贵，村长丧事主持人，被村民公认为村长知己，他的内心也在狂欢，守灵之夜，他甚至往村长遗体上撒了一泡尿，以泄村长生前“根本不把他当人”的怨恨。而村长的媳妇（现任妻子，也是第二任妻子），竟宣称自己“哭不出来”，还揭发丈夫生前最爱的是“公章”和“女人”。丈夫死后她心中盘算的全是“改嫁”事宜。村长埋葬后，发生了两次盗墓行径，第二次竟是村长媳妇与村长情人（被村长逼奸者，李贵的儿媳），后者盗墓是进行一项令人惊心动魄的除根（男根）复仇举动。而当有好事者举报村长之死乃是被谋杀之后，又有两个男子挺身而出自认是凶手，一个是已故寡妇母亲曾被村长所骗上吊死亡；一个是妻子曾被村长诱奸。山村的死亡狂欢最后以舞弊性的再选村长（选出村长的儿子为新村长）而结束，即“更向荒唐演大荒”（《红楼梦》语）。整部小说的情节一个比一个荒诞，但我们感受到的是阎连科所展示的“真实”，则一层比一层深刻。读了《耙耧山脉》，感到“神奇”，再读《桃园春醒》与《黑猪毛 白猪毛》，同样也感到神奇，而且让我们哭笑不得，觉得这个世界太荒唐又太可怜，太有趣又太堕落。故事发生的乡土，哪里是“人国”，完全是猪的城邦；负载故事的主体，哪里是“人”，完全是一些没有灵魂的生物。去年我突然问阎连科：什么是“黑色幽默”？他立即回答说：“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他胸有成竹，回答得极快。因为他的作品一篇篇都是把幽默推向极致而让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大幽默。

        《桃园春醒》写的是四个生活在桃园村里的哥儿们，老大名叫张海，下边还有牛林、豹子和杨木森。春天来了，他们在村后的林地里坐下喝酒，喝到酒醒之后，他们激情澎湃，把酒瓶磕在地上，把拳头挥向空中，共同觉悟到：春天来了，我们该做些事了。做些什么事呢？他们想来想去，觉得应当都回家去把老婆猛揍一顿。商定后，老大张海发话：今天回去把老婆揍了，谁不打不揍不是男人，谁不往死里去打去揍，就是兄弟们的孙子、重孙子。于是，四个人便带着酒气各自去完成他们的开春大事。这之后每一个人都有一番无事生非的荒唐，也都有一番痛打老婆后心灵的纠葛、矛盾、挣扎与困局。打得最猛的是豹子与牛林，两人的老婆都因伤重流血而送进医院。豹子竟然把剪刀捅进老婆的肚子，从而引起老婆兄长们的干预。豹子媳妇逃到娘家后，他的哥哥前来桃园抗议威逼，吓得豹子赶紧到媳妇娘家平息风波。到了那里，又碰上在乡里当官（民政部门）的叔伯哥。这位拥有小权势的内堂兄可不是省油的灯，他告诉豹子，你不是一般地打人，是把刀子捅进人的肚子，这是犯法要判刑的，我只要一个电话，公安就会来把你抓走。但看在亲戚的面上，你只要写个检讨书就可以了。可是十二年前小学毕业的豹子，多年来笔头早已荒疏，叔伯哥看他为难，就叫他到媳妇的父母遗像前跪下，连磕三个头。原先一派豪气的豹子只好乖乖地跪下磕头认错。然后才带着媳妇怏怏回家。桃园四个哥儿们唯有杨木森一人不忍心打老婆，据他自己解说，是看到媳妇抱着孩子喂奶，下不了手，而实际上是这老婆乃高中毕业生，两次因差一分而未被高考录取，属于乡村小知识分子，木森既爱她又怕她。另外三个猛揍了老婆而理直气壮的哥儿们看到木森软弱失约，便设圈套惩罚，把他引入妓院又把他媳妇引来“捉奸”，结果造成媳妇提出离婚并各自拿到离婚证件。经历了这番打闹之后，四个哥儿们又重聚村后的林地，此时各人先前那股豪情都已泄气，换上来的是莫名的怒气。他们又一次讨论春天来了该做些什么事的问题，此时豹子提出的方案是到他媳妇家去抢劫媳妇叔伯哥的不义之财（媳妇回家后告诉他，这叔伯哥贪污的十万现款藏在家里），他负责绑他、揍他。而牛林则主张发动由他们四个哥儿们取代现村政权的“政变”，唯有杨木森心里不平，说我离了婚，你们三个应当都先去离婚然后才商定大事。

        如果说《桃园春醒》的主人公们粗鄙的壮气还算“人气”的话，那么《黑猪毛 白猪毛》的主人公（刘根宝）则完全没有“人气”，而只有卑微到极点、可怜到极点的“低声下气”和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牛羊气”。他已完全没有人的尊严，完全没有人的地位，完全没有人的生活。他像一只可怜的虫豕，一只无助的小蚂蚁，一切只为求生。为了生存，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替开车压死人的镇长去“坐监”。替镇长“坐监”，变成他翻身的唯一机会，变成他命运唯一可能的转折点。能够替权势者去坐监，他就可能出现前途的大转机。可是当他决定去坐监之后，才知道同村另有三个候选坐监的人在与他竞争这个机会。主持此事的李屠户（靠宰猪而爆发的大户人家），只好设局让四个候选人抽签（抓阄子）决定谁能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李屠户的助手用香烟纸做了四个阄儿，其中一个阄儿包了一根黑猪毛，另外三个都是白猪毛，抓到黑猪毛者就可去蹲监狱做镇长的恩人。结果刘根宝抓到白的，这个坐监使命被抓到黑猪毛的柱子抢到了。

        根宝懊丧地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已是深夜，他的父母和东邻嫂子都着急地等着他。因为就在根宝去乞讨坐监机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东邻嫂子的表妹知道根宝将替镇长坐监而觉得他有前途而决定嫁给他（再嫁），就等根宝回来见一面。这时，根宝没有跟东邻嫂子走而去找柱子并跪在柱子面前，求他把替镇长坐监的机会让给他。他呐喊出悲惨而动人的理由：“柱子哥，你让我去替镇长蹲监狱吧，你好歹成过一次家，知道做男人是啥滋味哩，可我根宝立马就是三十岁，还不知道当男人到底啥味儿。”而且发誓，如果镇长选定了他并问他有什么困难事，他头一件就求镇长替柱子把媳妇召唤回家。柱子终于被打动而把坐监的机会让给他。可是，就在大喜降落即将上路去开创大业时，李屠户却拦路告诉他，说镇长已不需要别人替他坐牢了。原因是被压死的人（家属）主动提出，只要镇长可以替死者的弟弟安排一个工作，压死人的事就可一笔勾销。这对于根宝如晴天霹雳，他的大好机会从此丧失了。

        （三）

        本想再讲述《朝着东南走》和《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的故事，但篇幅限制，就此打住。不过，香港的读者朋友千万别放过这两篇精彩的杰作。前者让我读得如痴如醉（阎连科笔下“我父亲母亲”的情爱，那种充满泥土味、牛屎味、草野味、河塘味的情爱，多么迷人），后者则让我读得感慨万千。唉！当代世人，神经真的全被金钱抓住了。谁也不去关心亲者在工伤事故中突然死亡而遗体上丢失的一条胳膊，倒是念念不忘死者手指上那枚金戒指（其实是假的）。贾宝玉逃离人间之前感慨地对薛宝钗与袭人说：“原来你们都是重物不重人呵”，不幸，当下世道，更是重物轻人，金戒指压倒一切。金戒指即魔戒，金钱逻辑乃是唯一的逻辑。这就是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书中所指出的，现实生活已不是按照原来的因果逻辑与必然逻辑运行（外因果），文学当然也不能僵硬地按照原先的政治经济逻辑、现实主义逻辑去表现生活。阎连科天才地感悟到，应当超越这种逻辑，跳出这种逻辑，他用零因果、内因果取代全因果与外因果，即超越那种习惯性的逻辑链，从“现实”进入“神实”。高扬“神实主义”的阎连科，孤身独胆地进行了二十年神实写作实验，自创出一条举世无双的写作道路。不用说他的十几部长篇，仅仅阅读这部选集中所收入的五种中短篇，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实验多么成功。他已经为世界文学大森林创造了一串串的奇花果。这是神奇又实在的奇花果，这是真得出奇、实得出奇的奇花果，这是内核特别坚硬、血肉又特别芳香的奇花果。阎连科的小说，并非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它却呈现了最真的现实，最真的时代，最真的内心，而且是现实生活与时代情状中最深的绝望。《桃园春醒》让我们读得心跳难止，因为它写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每个人，都是一肚子气，一肚子的怨气、恶气与躁气，这些莫名气团无处宣泄，只好往最关心自己的老婆身上发泄。这是何等真实，何等神实？而阅读《耙耧山脉》，我们又是心跳不止，甚至惊动不已。因为这个耙耧山脉不仅属于阎连科的家乡（河南省），而且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深处都有一座耙耧山脉。一个只关心公章、不关心百姓的领导人死了，我们表面上哀痛，内心深处却高兴得很，也就是说，早就盼他死了。于是，他一死，就参与死亡狂欢，就想在他身上撒一把尿。平时人们对领导人的积怨无处宣泄，在专制的斧钱下，只能装孙子、装乖孩子，一旦上帝把他处死，人们就进入内心的狂欢，就幸灾乐祸。人性变得多么虚假，多么无序，但这又是当下最真实的人性。阎连科提供给世界的正是这种最深刻的荒诞书写。人世间（现实存在）一切最起码的因果逻辑都已荡然无存，这就是荒诞。唯“荒诞”乃是实有。

        面对人性的无序与混乱，阎连科在作真实的呈现之际，内心却充满忧伤。读一读《朝着东南走》，就会明白，阎连科是如何赞美质朴的人性——太平快活的生活就依存在质朴的情爱中。“何处觅瀛洲，此处是桃园”。人间天堂就在质朴的情爱中，就在质朴的男耕女织中，然而，这一切全被时髦的政治经济潮流卷走了。席卷得真干净，席卷得真彻底。卷走之后的人类，只剩下贪婪、虚伪、圆滑、世故、鄙俗、疯狂。面对这一切，阎连科想哭，但哭不出来，于是，他把哭化作笑，从而形成他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大幽默。感受他的大幽默与大关怀吧，感受之后，你就会赞成我的说法：

        阎连科乃是世界文学大森林里的奇花果。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