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从明确中国战略“止点”开始

        如果说始于2009年的国家对开展公共外交加大扶持力度，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以期获得外界对中国更宽泛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复兴梦降低外界阻力的话，那么在外交上“解释”中国，则可以与“介绍”中国联袂合璧，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何为“解释中国”呢？客观说来，就是要对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止点在哪里，抑或可以说是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战略目标为何。

中国应解释战略“止点”

        又为何要对国际社会清晰明确地解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止点呢？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策界与学术界之中，本来就存在着对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关系冠之以“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的诠释，而存在着“国强必霸”的逻辑解读，这些阐释却毫无疑问会加剧国际社会内部的张力，并可能导致“自我证实的预言”式的安全困境，此为其一。

        其二，随着国力的增长，从2000年以后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崛起”再到最近几年的“复兴”，虽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力增强后的过度反应，但毫无疑问这两个语汇都具有宏大性。外交上的中国梦如若止于宏大叙事，反而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声时陷入语焉不详的境地，从而招致别国误读中国的崛起或复兴，继之造成地区内的紧张态势，最近五年来，从黄海、东海再到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形势趋紧，似乎就是在为此一事实做背书。

中国追求的是平等而非权力

        那么，中国外交接下来该如何对所在地区甚或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呢？

        关于这一点，自然需要进入到一种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主义的启沃不啻是打开未来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现在之所以有一种崛起情结，有一种复兴情结，是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在兴盛之后经历过失落的国度。如果说中国在晚清时代与西方的兵戎相见，最终使得中国以没落之躯从东亚一隅进入到了整个世界，那么中国这个曾经的东亚大国，不仅面临着由强者到弱者的角色转换，而且为生存计，更要学会适应强者的规则，并利用强者的规则来反制强者。西方国际法就是这种规则的具体表现，而主权平等、尊重条约权利等又都是国际法所张扬的重要原则。

        晚清最后十年乃至接续北洋政府时期都在励行的“文明国化”运动——期间欲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志向、连续三次参加海牙和会、修改国内相关法律以适应西方要求从而欲速收回治外法权——反映了中国在不同政权主政时期，一边习得西方规则一边追求与西方主权平等地位的要求；甚或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由分裂的南北双方政府组成的代表团都在力争中国国家权益，拒绝在山东问题上签字，这一问题也说明即使在国力羸弱时期中国也没有自我矮化，而是要努力利用西方的规则与国际社会内的欧洲强权和新兴强权日本进行周旋，以期获得与这些国际社会成员平等的地位，从而尽可能多地收回中国权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在事实上也是屈辱的代名词，但客观说来，它利用国际大环境持续十年之久（期间也因中日战争有中断）与英美等国谈判收回领事裁判权，也能反映出中国欲求主权平等之地位。可以讲，在晚清到民国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所一以贯之践行的外交目标就是求得“平等”，尤其是以遵守西方国际规则的方式来求得主权平等——本质上的一种“法理平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在追求平等之路上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尼克松访华以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所以新中国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以革命性的姿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与遏制中国的美国及其西方阵营进行对峙，甚至在1950-1953年还不惜以参加朝鲜战争诸如此类的热战形式，来反制美国的敌视和包围。在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屈的中国还以斗士的姿态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果暂且不论这条路线的后果，其实这都反映了中国对主权平等的追求。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则表明中国真正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而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和部分西方国家之中——拥有了与其他成员一样的法理上的主权平等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平等之路上的客观诉求又发生了变化。中国认识到国家之间的平等可能体现在多个领域。1986年中国决定开启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谈判，即是加深对国家平等地位切肤认识的发轫。中国开始意识到，如果获得了经贸领域内的平等地位，则可以保有与其他成员国家相同的待遇，不受歧视地参与全球范围的各类经贸，并享有获得各类红利的正当权利。最终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时，中国也完成了对经济发展平等地位的追求。

        入世十余年，中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和规则内国力获得倍增，2010年时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已成规模地走出国门投资于世界各地。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也理应发展一定的可以保护这种商贸更加顺畅发展的航线，和为支持这种发展所需油气通道安全的能力。这对目前世界上国家已经拥有此类经验的国家而言实属正常。而在安全上发展与能保护本国权益相称的能力，并不像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那样，见之于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文规则内，相反这是一种只有靠感知才能体味出的“实效平等”。现今的中国正在为了获得这种平等地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努力。

        所以，通过贯穿中国170年的历史，可以揭示出中国人一直行进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其诉求尽管在每个时段存有区别，但无论是追求主权平等、经贸发展平等甚或追求保卫自身发展的安全平等，中国并未逾规要求获得与自身实力和地位不相称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战略“止点”。

        中国政府不止一次承诺，中国尊重现存的国际体系。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追求平等地位，并为追求获得国际社会对这种平等地位的承认所做的努力都予以否定的话，那只能说明国际社会和现行国际体系主导者的不宽容。